张春桥女儿回忆:主席在世时,父亲就知道汪东兴将来会对他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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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张春桥和54岁鲁迅的笔战

张春桥1917年出生于山东巨野,他的父亲张开益曾任高唐县邮局局长、济南市戒烟院院长等职,所以张春桥的家境算得上是比较富裕的。

1931年,14岁的张春桥因父亲职务变迁来到了济南,并就读于济南私立正谊中学。期间,张春桥和济南高级中学学生李树慈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了一个名叫“华蒂社”的文学组织。但是,这个李树慈实际上是国民党复兴社分子,他之所以成立这样一个文学社,是为了收买拉拢青年学生,为复兴社提供情报。

此事对于张春桥来说无疑是一个抹不去的污点,1956年张春桥回忆此事时曾说:“我当时对李树慈这样的人也没有恶感,以为他也是一个文学青年。不久,我就听到传闻说李树慈是蓝衣社(即复兴社)份子,感到给他写稿是上当,就不和李树慈往来了。”

张春桥是不是国民党特务?这个问题此后也成了党史上的一个公案。

在正谊中学学习3年后,张春桥毕业。他没有选择继续读书升学,而决心当一个作家,他的父亲希望他去当个医生,张春桥却说:“鲁迅、郭沫若都曾是医生,但他们后来都弃医从文了,我也要搞文学。”

17岁的张春桥一心想入文学的大门,但正如很多年轻人一样,那时的他显得莽撞和经验不足。那一时期为了吸引文坛的注目,他曾专门批评一些当时著名的作家,如郭沫若、老舍、施蛰存、戴望舒、臧克家等,结果可想而知,文坛并未因此注意这个急于出头的年轻人。

在这样苦闷的青春期里,张春桥常常夜里在济南的大街小巷游荡,或者在日记里发泄自己的情感。

张春桥的祖父不想孙子如此“不务正业”,便在乡下给他订了一门亲事,想用婚姻来约束他。这反而促使张春桥离家出走。

1935年5月12日,18岁的张春桥给家里留了一封信,拿着自己的20多元稿费,抱着和封建家庭决裂的决心,登上了南下去往上海的火车。

在上海的日子是辛苦的,但张春桥最终闯出了一些小名堂,在陈白尘和尤兢的介绍下,他加入了由鲁迅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即“左联”),并认识了周扬、胡风、聂绀弩等颇有名气的作家。

加入左联没多久,张春桥就卷入到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之争,鲁迅、胡风、周扬等人因为此事争论不休,而年轻的张春桥也阴差阳错地上了这次论争的末班车。

1935年,从东北沦陷区回来的萧红、萧军分别凭借《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在文坛引发了不小的轰动。鲁迅更是热情地为《八月的乡村》作序,盛赞此书“严肃,紧张……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据周楞枷晚年回忆:《八月的乡村》发表后,他和张春桥、周昭俭、王梦野等人一起讨论此书,周楞枷认为此书非常出色,张春桥却说:“我看有些地方不真实。”

周楞枷反驳:他从东北来,写的是根据的,你没有那种生活经验,怎么知道他写得不真实?

一旁的王梦野插话道:“萧军就是不该那么早从东北回来,要不然可以写得更好。”

10天后,张春桥就以“狄克”的笔名在报纸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的文章,其中写道: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对我说:田军(即萧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后这部作品当更好。”

张春桥等人安全地待在上海租界喝着咖啡,却对萧军在沦陷区冒着生命危险写成的作品肆意评价,还说他不该这么早从沦陷区出来,这引发了鲁迅的不满。他立即撰文《三月的租界》,针锋相对地反驳说:“三月里,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说道——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并点名说这是出自“《星期文坛》上的狄克先生。”

鲁迅一生厌弃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讥讽说:狄克“并未比田军回来得晚,也并未在东北学习,但他们却知道田军的作品够不够真实”,“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在希忒拉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这种模模糊糊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糊地指责,是可以令人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

周楞枷回忆称,张春桥看到鲁迅的批评文章后坐立不安,不停地用手帕擦脸,十分狼狈。不久后,张春桥给鲁迅写了一封信,托人交给鲁迅,为自己进行了辩解。

张春桥是非常敬畏鲁迅的,他的信措辞谦卑,态度也还算诚恳,但鲁迅并没有买张春桥的账。鲁迅日记中曾记载:“午后……得狄克信”,收信两天后,鲁迅继续写了《出关的“”关》,继续不点名地讽刺了张春桥。

半年之后,鲁迅阖然长逝,张春桥也参加了治丧活动,而且他还在鲁迅的遗体前落了泪。不久后,张春桥又撰文《鲁迅先生断片……我的悼念》,详述了自己在鲁迅葬礼上的见闻和感想,他说:“先生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休息。”

但是,据周楞枷回忆,张春桥私下里对鲁迅的去世并不伤感,反而面有得意之色。

1936年,张春桥只有19岁,那时候的他就有如此城府,能如此阴阳一套,出尔反尔了吗?

再加上张春桥当时供稿的报刊主编崔万秋在1949年被证实为是军统特务,张春桥“服务于特务崔万秋麾下从事文化运动,化名狄克疯狂攻击鲁迅”的罪名即由此而来。

柯庆施:张春桥政治生涯的第一把“梯子”

不管怎么说,张春桥在上海总是有了些名气和成就,1938年1月,21岁的张春桥来到了延安,并进入陕北公学学习。

1940年,张春桥被分配至晋察冀解放区,担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总编为邓拓),后来石家庄解放,张春桥又成了《石家庄日报》社长兼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而当时的石家庄市长正是柯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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