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马伯庸：每次来都会看济南的古迹和史料

　　“马亲王”又来济南啦！5月13日，马伯庸携新作《大医》先后在济南市图书馆、新华·爱书客(领秀城店)举办两场读者见面会，与大家热聊“中国近代医事”，并分享他创作背后的故事。

　　作为一名极为高产的创作者，近年来，马伯庸创作了包括《两京十五日》《长安的荔枝》《显微镜下的大明》《风起陇西》等在内的一众作品，其中《三国机密》《古董局中局》《长安十二时辰》等相继被改编后搬上影视屏幕。

　　不过，与以往聚焦历史题材不同，这一次，马伯庸将创作焦点对准了中国第一代公共慈善医生。这一华丽转身背后都有哪些有趣故事?记者对话马伯庸。

　　这是您第二次来济南开读者见面会，在您的作品里面曾多次提到济南，能否谈谈您的济南印象?

　　马伯庸：我工作之后的第一次出差就是来济南，所以对济南的印象比较特别。一方面，济南本身就是齐鲁文化中心，另一方面，她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非常特别，所以每次来济南，我都会看一些周围的名胜古迹、当地的历史资料，和当地的朋友聊一聊，听他们讲一讲山东本地的民间故事、历史典故。写好一部小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多跟人交流，这样才能学到很多东西。

　　在我的另一部作品《两京十五日》里面，也有很大篇幅讲到济南。这是一部大运河主题作品，原本大运河不经过济南，但因为我对济南特别熟，所以就想，无论如何也得让主角到济南转一转，由此就专门安排了一段情节在济南发生。这也是我的习惯，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比较熟悉的东西全都写进去。

　　您的很多书都是从细微处出发，描述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那您为什么会发掘并叙述这些“细微”的、“小人物”的故事呢?

　　马伯庸：我觉得一方面我们本身就是“小人物”，我们自己都是普通人，所以我们对于普通人的生活也更为了解;另外一方面，现在写这些帝王将相、宏大叙事的作品已经有很多了，我肯定写不过他们，那我还是独辟蹊径，把视角放低，去关注一下历史中那些被湮灭的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争取让他们重新“活过来”，让更多的读者看到。

　　为什么在写了那么多历史题材的小说之后，又创作了一本关于中国近代医疗的作品?《大医》的写作灵感主要来源于哪里?

　　马伯庸：2017年我去上海华山医院作讲座，后来参观院史馆的时候，了解到这家医院有100多年的历史，几乎是和中国近现代史一起生长起来的，很多历史大事件也和这家医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时，我就在想，或许近代医生题材会是个不错的选择。后来，随着我的资料搜集越来越多，调研越来越深入，发现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这些医者为了民族大义，为了老百姓的健康和公共卫生，付出了很多牺牲。我是觉得有责任让他们这些伟大的事迹能够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能够记住这些人做过什么样的事情。

　　您在创作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吗?是怎么解决的?

　　马伯庸：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是技术性的，因为当时我也找了很多专业的医生和学者做顾问，后来发现他们也帮不了我，因为他们了解的多是现代“正确”的医疗手段，但是我要写的是1904年到1950年这个阶段，是现代医学发展最迅猛的几十年，几乎每几年就有新的治疗手段，我要把当年那些错误的、落后的，但是在当时看来是正确的治疗手段写出来，这些需要写得足够准确。比如说在1945年之前，中国是没有盘尼西林的，那么是用什么样的药物、什么样的手段去抗感染的呢?我们都不知道，就需要去查阅。还有，在1910年之前，输血是不分血型的，那么在当时是什么样的反应，动手术怎么动?这些东西都需要查阅大量资料，不仅要有医学背景，还要了解医疗的技术史，反正是挺费劲的。

　　您想借《大医》这本书传播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希望读者能够从中获得什么呢?

　　马伯庸：一方面，是希望能让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近代医学史，因为这一块儿还是有点冷门的，很少有人知道中国近代医学是怎么一路艰辛、跌跌撞撞地走过来的。另一方面，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从前有这么一批仁人志士在危暗时刻挺身而出，保护老百姓的健康。其实推古观今，经过过去3年的疫情，我们也能看到现在还有这么一批人为了我们的岁月静好负重前行。我希望读者们既能了解到过去那些人作出的牺牲与贡献，也能对现在这些医护人员多一分理解与尊重。

　　从《长安十二时辰》的檀棋、《两京十五日》的苏荆溪到《大医》的姚英子，您对于女性角色的刻画越来越立体丰满，那您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塑造姚英子这个角色的呢?

　　马伯庸：姚英子其实有很多历史上的原型，比如中国近代第一代女医张竹君、金韵梅以及林巧稚等。作为中国第一代女医生，其实她们的付出和牺牲非常大，一方面是社会的不理解，一方面是行业内性别的歧视，她们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突破这种歧视，让女性在中国医疗史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其实，只要是查阅过资料，都会被她们的事迹深深感动，所以我觉得也有必要塑造这个角色，告诉大家当年我们的女性作为医护人员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大医》目前正在筹备影视化，您会和《显微镜下的大明》一样再次担任编剧吗?

　　马伯庸：不会的。第一是没时间，再者，我认为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团队比较好。当时在写完《显微镜下的大明》剧本之后，我还给甲方留了五个字“马伯庸绝笔”。因为剧本和小说是两种不同的叙述语言，表达方式也完全不一样。小说是书面语言，但是影视作品是视听语言，编写剧本的时候需要考虑场地、道具、演员等很多方面的因素和需求，也需要有一定的拍摄经验，这两者之间其实有巨大的“技术壁垒”。比如我在小说里面写四个字——“千军万马”，但是剧组拍这四个字可能就得要一个多月，所以写剧本你得考虑到后面的拍摄难度，控制你的表达。但是写小说就不用管，几千人、几万人我都能写得出来。所以对我来说，有这一次体验就差不多了，还是专心写我的小说吧。

　　那从作者和未来观众的角度，您对《大医》影视化的作品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马伯庸：我期待能拍出当年近代医学史的质感，这种历史的质感、人物的质感需要阅读大量的资料才能体会和把握。这些人，他们一方面接受的是现代医疗教育，属于当时的精英阶层;另一方面，他们又身处一个时代变化的特定历史时期，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们需要作出自己在大时代下的选择与挣扎。如果能抓住这两点的话，我觉得这部剧离成功就不远了。(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石晓丹 任晓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