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1955年4月，周总理受邀参加万隆会议。
却不知行程被国民党特务获悉，他们精心策划了一起震惊全球的政治暗杀事件，目标直指周恩来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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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4月24日，瑞士第二大城市日内瓦，迎来了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
56岁的他第一次以新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
他将出席4月26日在日内瓦万国宫召开的关于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重要会议。
参加会议的国家有中、美、英、苏、法等19个国家，其中有14个国家参与了以美国为首的侵略朝鲜的战争。
但包括大韩民国在内的15个国家都是中朝人民军队的手下败将。
就在中国代表团刚到达瑞士的当天深夜，、周总理打开收音机时，收听到了两条极其重要的关于亚洲的外电消息。
消息其一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当天在印度国会发表了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声明，表明了在缓和印度支那紧张局势和实现和平问题上的立场。
其二，当月28日，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五个亚洲国家总理，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召开一次会议。
这两则消息在政治嗅觉极为敏感的周总理心中掀起了巨大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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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新中国刚刚建立，又在朝鲜战场上和西方多国联军干了一架。
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在外交上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联合封锁，可谓举步维艰。
即将在科伦坡举行会议的这五个国家，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周总理认为，如果把握得好，这一次会议将是新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绝佳机会！
4月28日，亚洲五国总理会议在科伦坡如期召开。
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提出的一个倡议，引起了大部分与会国的极大兴趣。
他建议，在当今二战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面临分崩离析的时候，亚洲和非洲应该联合起来，召开一次亚非会议。
虽然这个倡议得到了大部分国家的赞同，但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这个会议能否开成，还是个疑问。
因为西方国家认为，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在一起开会，此前没有先例，必然会给二战后刚刚稳定的国际形势造成新的波折。
说白了，美国不想看见原本一盘散沙的亚非新独立国家抱团。
而当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还没有和亚非大部分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若是亚非会议少了亚洲最大国家中国，将会是最大遗憾。
中国是否参加这个会议，成为了摆在眼前的一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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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美国阻织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七国外长在马尼拉缔结了地区性军事同盟条约，即《东南亚条约》。
美国把冷战阴影，从欧洲蔓延到了亚洲。
西方国家不想看到新中国参加任何会议。
他们要在政治上，孤立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在这种步步封锁和紧逼的情况下，中国必须找到实际的能够打开外交新局面的机会。
很快，机会来了。
在日内万召开的会议，美国百般阻挠，各国在朝鲜问题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在面对印度支那问题时，各方因为分歧更是整整讨论了8个星期，也没谈出个结果。
此时，中国出场了，代表团提出的老挝和柬埔寨问题方案，终于让会议通过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
该宣言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结束了法国在这个地区进行多年的殖民战争，确认了印支三国的民族权利，是印支三国人民争取独立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中国代表团的出现，让日内瓦会议刮起了“周恩来旋风”，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声誉的同时，也为接下来踏上世界外交舞台，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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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次会议的抢眼表现，事后周总理受邀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并和两国总理共同倡导了处理国际关系并影响全世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进一步加深了两国对中国的良好印象。
1954年10月19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希望中国能够出席已在筹备中的亚非会议。
12月，缅甸总理吴努访华，毛主席三次接待吴努，赞扬亚非会议提到的扩大和平区域和反殖民主义，并正式表态：中国愿意参加亚非会议。
中国的态度是表明了，但能否正式受邀出席，两国总理都无法给出肯定的答复。
因为在国际上，还有阻挡中国参会的巨大力量。
28日，五个亚非会议发起国的总理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部的茂物召开秘密会议，这其实就是亚非会议召开前的筹备会议。
茂物距离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只有60公里。
会上，五个发起国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就是否邀请中国参加的问题上，五国首脑之间出现了分歧。
第一个反对中国参加的是反共思想极其强烈的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
另外一个是刚刚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和美国关系亲密的巴基斯坦总理默罕默德·阿里。
然而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极力主张邀请中国参加。
吴努认为，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如果这一次亚非会议上没有中国的身影，亚洲将很难在国际舞台上争夺话语权，因此这一次亚非会议就没有开下去的必要。
两票赞成两票反对，决定中国是否能够正式走向国际舞台的决定性一票，落在了本次会议东道主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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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加诺本身就对中国十分友好。
他投下了决定性的一票，茂物会议最终以三票赞成，两票反对的结果，议定亚非会议将于1955年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的山城万隆召开，史称“万隆会议”。
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将受邀参加会议。
1月15日之后，中国政府在周总理的主持下指定了参加会议的方案，并组建了代表团的与会人员。
由周总理担任团长。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为代表。
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都是重量级人物，可见非常重视这一次会议。
但天有不测风云。
3月12日中午，周总理突发急性阑尾炎，住进北京医院，晚上8点45分，手术立即进行。
这突如其来的手术，让周总理参加万隆会议的前景，变得不确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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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周总理在术后恢复良好，并无大碍。
行程确定，那么接下来的首要问题是，中国代表团如何抵达印度尼西亚。
去往印尼，最初的路线是经香港坐船走海路，因为总理年轻时就是乘坐海轮到法国勤工俭学的。
但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却提了反对意见。
在当时，来往于香港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航船，只有荷兰某家公司的两艘小型商船，吨位较小，航速较慢，单程要走一个多星期。
海上行程慢，这意味着代表团一行的安全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而越担心什么就来什么！
总理手术后没几天，情报部门就截获了一条极其重要的消息：
由蒋介石亲自批准，台湾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策划，特务杀手将在香港、印尼伺机暗杀周总理。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周总理最终还是决定，乘坐飞机前往印度尼西亚。
乘坐飞机，行程较短，安全问题显然比轮船更有保障，麻烦的是，飞机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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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经济困难，又遭到西方大国严密封锁，中国根本没有自己的大型远程飞机，只能租用国外航空公司的飞机。
在和中国建交的亚洲国家中，只有印度有这样的飞机。
最终，中国包租了两架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
一架是‘空中霸王号’，一架是香港飞往雅加达的‘克什米尔公主号’。
飞机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还要确认航线。
中国当时还没有开通到雅加达的直通航线，只能先到香港的启德机场，再乘坐飞机前往雅加达。
中印双方商定，4月11日中国政府代表团从香港启程，克什米尔公主号当天中午先从印度新德里飞到香港，加油后，再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包机，从启德机场前往雅加达。
即便飞机和航线得到确认，但负责安保的同志依然心神不定。
因为50年代的香港是一个鱼龙混杂地方，治安差环境乱，各国间谍云集，各方势力交错，台湾特务组织也早就渗透到了这里。
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中，怎么保障代表团的安全？
罗瑞卿除了指示公安部门密切注视国民党在香港特务机关的活动外，还布置了一个备用方案。
备用方案是：代表团从云南昆明出发，乘坐汽车经滇缅公路出境，走陆路到缅甸首都仰光，再从仰光乘飞机前往雅加达。
为此，罗瑞卿紧急飞往昆明，在云南省进行实地勘察，做好保障周总理走陆路的可行性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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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在万隆召开的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走向世界的绝佳机会，为了报道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全国媒体都派出了骨干力量。
新华社为了报道这次会议，派出了对外部主任沈建图作为团长，抽调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对外编辑部李平，摄影记者钱嗣杰，译电员刘茂俭参加报道。
“克什米亚公主号”这个名字是由印度总理尼赫鲁起的，尼赫鲁前往印尼参加茂物会议，乘坐的就是这架飞机，它性能安全，已有1万多小时的安全飞行记录。
也就是说，出于中印友好的关系，他将自己乘坐的这架飞机租给了中国代表团。
几天后，周总理将乘坐这架飞机，前往雅加达，开启中国外交新篇章。
4月11日下午，共有11名乘客和8名印度机组人员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启德机场准时起飞。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先期抵达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纷纷到雅加达机场迎接周总理的到来。
刘茂俭和钱嗣杰就在人群中。
本来他们也要一起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但因为要携带外交文件及礼品，所以提前坐船出发了。
下午雅加达马腰兰机场满是等待的人群。
然而一直到6点30分，克什米尔公主号还是未到。
等待的人群开始感到不安。
一直到第二天，4月12日，中国大使馆得到确切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在起飞5个小时后，在大海上爆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