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椅上的我,不想成任何人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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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看到我,诧异得很,“你怎么还过来,不应该带着钱跑路吗?”我没好气地说,“我看起来像是那种人吗?”他笑了起来,说,“像。”

我是在采访时认识刘军的。他是一个年轻的残疾人。

当天是512助残日,小组同学约好在火车站拍作业。到火车站时,上午十点。同组的几个成员对这个题材的作业显然提不起劲。五月的太阳晒得人都酥了。我们转了一圈,拍一些画面,准备回去交差。

到集合地点时,我注意到一个面目清秀的年轻人。他坐在轮椅上,尝试几次想上一个台阶,临到最终,都从半截上跌下去。像卡住的齿轮。

我走过去帮他推上台阶,年轻人连声跟我道谢。刚答谢完,他又推着轮椅小心翼翼地下台阶。我以为他是在跟来往的陌生人开玩笑。

他却说,“别介意,这是,我每天的娱乐。”

“所以,你,不想上去?”我不自觉地学他的口吻。

“我说话,慢,但不傻。”我被他逗乐了,干脆坐在台阶上跟他闲扯。

他说他叫刘军,在火车站逗留三个多月了。几乎每说一两个字,他就会停顿一下,头总是向左偏过去,眼球猛烈颤动,双手也止不住地抖动。

很快,他发现了角落的镜头,不再说话。我解释说是学校的作业,不作商用,也不会外传。他依旧固执地用手指着它。较真的神情像个孩子。

“关掉吧,之前的素材差不多够了。”我冲组员招手,他们走过来,目光聚集在我俩身上,有一个组员递给我两瓶饮料,我给了刘军一瓶。

“我跟这个帅哥聊会儿天!”我朝他们招手,示意他们回去。当时我很想做一个救助所的报道专题,觉得刘军是一个突破口。至于是否能说服他,我心里也十分忐忑。

等人走后,刘军让我帮他推到树荫底下,太阳立在头顶,南方的中午渐渐变得炎热。我脱下外套,披在身上倒不觉得热。刘军穿着看起来挺厚的运动套装,四季通用,脸上已经开始出汗。

虽然刘军看起来很瘦弱,但我没想到轮椅推久了,还是很吃力。经过上坡时,我躬腰压低身子使劲,一股味道迎面扑来。我没忍住,咳嗽了两声。刘军尴尬笑了笑,说他快一年半没洗过澡。我本想揶揄他,想了想,忍住了。

刘军看起来不到三十岁,皮肤白皙,鼻梁上还架着副眼镜,不细看,察觉不到他是一个流浪汉。

我们到树荫下后,我本就干瘪的肚子,使完劲后更加饿了。正好碰到吆喝卖盒饭的。我买了两份,问刘军想吃什么,他说他不挑。吃饭时,刘军吃得很慢,手一直在抖,好几次筷子都掉在裤腿上。

饭还剩一大半,他就没再吃了,默默看着我吃。我以为是盒饭不合他胃口,又觉得他实在有些挑,心底嘀咕,有的吃就不错了。

等我吃完后,我伸手准备将他的饭盒一起扔掉,刘军把手压在上面,冲我摇头,“晚上还可以吃的。”说完他有些难为情。坐在轮椅上的他,没人帮助就很难上厕所。所以他每天进食很少,基本只喝点水。

为了感谢我的午餐,刘军提议请我吃冰淇淋。我推却不过,嬉皮笑脸地伸手向他索钱。刘军戏谑地看着我,“钱都在我裤裆里,你不嫌脏?”

我的脸瞬间涨红了。他说的是实话,在外面流浪一年多,他的手机、钱包、换洗衣服,甚至脚上的袜子都被偷了,只能想出这么个藏钱的方法。

他慢吞吞地伸手掏裤裆,我避开眼神,他一边掏一边说,“后来我不睡觉了,只要一睡着,身上的东西就会被摸走。有一次,我熬了两天,实在顶不住,迷迷糊糊感觉有人在扒我裤子。我冲他破口大骂,那个人也被我吓到了,推了我一把就跑了。明明轮椅就在我边上,费了四五个小时我才爬上去……”

听他说完,吃冰激凌的心情也没了,虽然我算是一个自来熟的人,但面对一个陌生的流浪汉,我不知道该不该在听到他的遭遇时,假装熟识地安慰他。

现在刘军知道其中的门道。哪怕流浪汉、乞丐,这些看起来流动性很大的人群,也有自己的小团体。在火车站的这段时间,刘军学会跟人结伴,每天晚上轮流睡觉,就算遇到人欺生,找墙角的老头说一声,也能把东西找回来。

“那你为什么不去救助站?”我表露出自己的目的,终于顺台阶地说出口。

刘军又缩回礼貌而抗拒的姿态,没有回话。

跟刘军道别时,他已进入半瞌睡状态,压根没搭理我。我想着拍救助站的纪录片估计得黄,有些不舍,步子也慢了一些。

“你明天,还来不来?”刘军突然在我身后发问。

我回头看他,他继续说,“你来,我们做个交易。”

我几乎是飞快地奔向去公交站的,内心一片雀跃。等我快跑到公交站时,我突然刹住了,刘军应该在我身后看着我,我突然想起一句话,“你不能在一个不能走路的人面前奔跑。”

第二天,我下午没课,按照约定时间来到火车站。刘军又在做他的“游戏”。

我们达成一致,他帮我去救助站走一趟,偷拍点素材。之后我再接他出来,帮他实现去北京的愿望。

这就是他说的交易。

“只一点,”刘军告诫我,“你不能拍我,我不想,出现在镜头里。”

我向他保证,他想了很久,给了我他家里的电话。拨过去时,对面的声音有些疑惑,提到刘军,那头惊诧地叫出声来。随即电话被一个男人夺过去,对方有些语无伦次,“小军?小军在哪!”

我开着免提,刘军的反应异常淡漠。他让他父亲打一万块钱到我卡上,帮他添置新手机,再买一些换洗衣服。

钱很快就收到了,我让他在火车站等着,我去取钱。

作为一个穷学生,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现金。我胡乱装进书包,两手紧紧抱着,一路跑回去,生怕被人抢劫。

刘军看到我,诧异得很,“你怎么还过来,不应该带着钱跑路吗?”我没好气地说,“我看起来像是那种人吗?”他笑了起来,说,“像。”

我选了火车站附近一家不小的商场,进了商场,我推着刘军在行人中穿梭。他左看看右看看,眼睛都不够用了。我只好尽量推得慢些。

买衣服前,我问刘军,多高的尺码适合他。他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回道,“高三那年我178,现在应该长高了吧。”我不置可否。

为了减少排队换衣服的时间,我们进了一家人少的男装店。营业员误以为我俩是情侣,看我们的眼神有种说不出的怪异。年长一点的店长过来招待我们,口口声声地称你男朋友适合这件,适合那件。我懒得解释,刘军听到不再看我,也不回应店长的询问,脸上烧得绯红。

我没有选店长推荐的那几款,挑了几件价格实惠的,店长看起来有些不高兴,撇下我们,假装要去招待其他顾客。

我推着刘军准备去试衣间,心里开始犯难,寻思着店里除了店长其他都是女生,到底要不要开口让店长帮忙。刘军似乎察觉到我的窘迫,按住了轮椅,说,“不试了,买了直接走吧。”

从店里出来后,刘军的脸色恢复平静,我也松了一口气。出了商场,刘军说,“你帮我开个房间,有浴缸的那种,我要洗澡。”

酒店的一次性牙刷质量很差,刘军抖着手使劲捉住牙刷柄,笨拙地往嘴里捅,只听到牙刷柄“咔”的一声断了,殷红的血从嘴里流出来。这一幕被刚从楼下买完毛巾回来的我撞见。

他旁若无人地缓缓放下剩的半截牙刷,仿佛它的重量足够压垮梳妆台,吞了一口水,又缓缓吐出来。我走过去帮他脱掉身上的衣服,脱到只剩一件内裤,我半抱半扶着他到浴缸里。他脸上带着愧疚,嘴里一直在说,“对不起,对不起”。

当热水浸泡他的整个身子后,刘军忽然垂下头,佝着背,双手环住膝盖,身体微微在颤抖。他很瘦,裸露的脊椎骨看起来像一排珠子。

“你出去一下吧,对不起,对不起……”他的喉腔里已经带着哭腔。

我把水龙头打开,走出卫生间掩上门,又走到房间的另一角,离卫生间最远的位置,打开窗户。楼下的街道在堵车,汽车发出一连串鸣笛声。即使这样,我还是听到了刘军在卫生间里极力掩饰的恸哭声。

刘军以前是不坐轮椅的。

他说他喜欢打篮球,会玩滑板,上课总偷看金庸的小说,父母从不苛责他,家里还有一个很疼他的姐姐。这种快活的日子,一直持续到高三那年,他摔了一跤。

那天下午跟任何一个下午般稀疏平常。下课后,刘军抱着球往操场跑,招呼球友们“来一场”。在路上,他摔了一跤,球跌出去老远,球友们当时还朝他哈哈大笑。他双手撑地,来了个漂亮的鲤鱼打挺,大家来不及喝彩,他又摔倒了。

他的身体一贯不错,平时连感冒都很少,他以为是没休息好,毕竟头天晚上还熬夜看小说。为此,晚餐时他还特意给自己加了鸡腿。

但刘军摔跤的次数越来越多。有一次,他一脚踏空从楼梯滚下来,摔折了胳膊。去医院就诊,被诊断为“脊髓小脑萎缩症。”

这是一种家族显性遗传神经系统疾病。刘军的父母坚信两个人的家庭都没出现过这种病例,一定是误诊。后来,去医院检查的次数越多,获知的信息越糟糕。等他们彻底接受这个结果时,刘军已经无法站立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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