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严文明正式提出了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存在一个“铜石并用时代”的概念。
同时，他把铜石并用时代再分为两期：“仰韶文化的时代或它的晚期属于早期铜石并用时代，而龙山时代属于晚期铜石并用时代。”目前，这一划分方案成为学界的主流认识。
另一种划分方案是，“把发现铜器很少，大约处于铜器起源阶段的仰韶文化时期归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可把龙山时代笼统划归为铜石并用时代（目前也称新石器时代末期）。”（任式楠2003）
的确，在前述第一种方案中，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至前2600年，相当于仰韶文化后期。这时在长江流域，中游的两湖地区主要是大溪文化晚期和屈家岭文化，下游包括太湖流域主要是崧泽文化”。
其中，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和崧泽文化中尚未发现铜器及冶铜遗存，其他地区“这阶段的铜器还很稀少，仅在个别地点发现了小件铜器或铜器制作痕迹”（苏秉琦1994）。
而在《中国通史·第二卷》“铜石并用时代早期”一节近70页的叙述中，完全没有对铜器和冶铜遗存的具体介绍。
类似情况也见于《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一书，在关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1000年（公元前3500——前2500年）遗存几十页的叙述中，仅一处提及了林家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青铜刀（韩建业2008）。
由此可见，这一阶段铜器及冶铜遗存乏善可陈的程度，故学者对此多采取存而不论、一笔带过的处理方式。
在认可“铜石并用时代”存在的观点之外，更有学者认为“其实铜石并用时代又称红铜时代，是指介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以红铜的使用为标志。
西亚在公元前6000年后期进入红铜时代，历经2000余年才进入青铜时代。红铜、砷铜或青铜4000年前左右几乎同时出现在齐家文化中，数以百计的铜器不仅证明齐家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而且表明中国没有红铜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易华2014）。
关于“铜石并用时代”和“红铜时代”的关系，中国考古学家有自己的界定：“过去一般认为，铜石并用时代是已发明和使用红铜器但还不知道制造青铜器的时代，所以有时也称作红铜时代。
现在看来，这种理解有些绝对化了。
不错，有些地区的铜石并用时代文化中只有红铜器而没有青铜……另一些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则有青铜……中国不但在龙山时代有青铜和黄铜，就是仰韶时代也有青铜和黄铜，这当然与所用原料的成分有关，不能因为有这样一些情况而模糊了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界线，以至于否认中国有一个铜石并用时代。”（严文明1984）
与此类似的表述是，“无论哪种意见所述铜石并用时代，都不能把它等同于铜石并用时代的概念。即使是目前发现红铜器较多的齐家文化，也并不能纳入单纯的红铜时代。中国早期没有形成一个红铜时代，走了不同于亚欧其他国家的冶铜发展道路。”（任式楠2003）
鉴于上述，东亚大陆是否存在铜石并用时代？如果存在，是否能早到公元前3500——前2500年这个时期？这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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