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富翁哈同去世后，他的后辈为争夺财产，竟打了16年官司

上海著名房产大亨哈同去世后，其所留巨额资产也亟待继承。也正是在遗产继承问题上，哈同的亲人们几乎“打成一片”，将遗产官司整整打了16年之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哈同的遗产最终又会被如何分配？如果您想知道，就让小编来为您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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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末期，上海地区涌现出了一位著名的房地产大亨，他就是哈同。哈同于1851年出生于巴格达，在5岁时随父母迁居印度孟买，并在当地加入了英国国籍，成为了一名英国人。1872年，哈同抱着来东方淘金的想法，只身辗转从香港来到上海，进入沙逊洋行供职，后又升任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

1901年，哈同脱离沙逊洋行，开始独立创办属于自己的哈同洋行专营房地产，并在开发经营南京路时获得了巨大成功，当时南京路中有接近44%的地产属于哈同本人。除此之外，哈同还花费70万两银元，在静安寺路购地300亩，兴建了一座上海最大的私人花园——爱俪园，成为了上海地界最重要的地标式建筑。哈同的豪富，令当时的上海人为之侧目，他几乎成为了在华商人富豪中的典范人物。

可即便家财万贯，哈同也同样难以逃脱生老病死。在1931年6月19日，哈同在爱俪园病故，身后留下土地450余亩，房屋1200余幢，面积达到了30万平方米左右。为了能够妥善处理遗产，哈同委托英国驻华法庭鉴证，订立了一份遗嘱。

遗嘱内容规定，如果哈同死后7天之内，自己的妻子罗迦陵还活于世间，则妻子将会继承全部遗产。否则的话，遗产将会归遗嘱执行人管理，并由遗嘱执行人将哈同的养子们抚育成人，再按照遗嘱规定将遗产分割给他们。遗产分割的详细内容，是在扣除其他款项后，将剩余遗产的70%分给养子大卫·乔治·哈同，另外30%分给罗弼·维多·哈同。

可令人想不到的是，就在哈同死后不久，死者生活在国外的哈同直系亲属们，便听到了他的死讯，于是派遣哈同的堂兄弟爱士拉·阿道尔·哈同来到中国上海，向英国驻沪最高法庭提起诉讼，要求继承哈同的全部遗产。他们的理由是，根据外国法律，在丈夫死后，其遗产应该首先分配给其子女，在没有子女的情况下，则必须要分给直系亲属，而妻子却没有任何权利得到遗产。

英国驻沪最高法庭受理了此案，在法官看来，哈同虽然是其本人已经加入英国国籍，是受到英国政府保护的公民，所以按照英国法律规定而言，哈同的遗嘱具备法律效力，驳回原告的起诉请求，宣布将遗产全部判给罗迦陵。

1937年9月30日，病重在身的罗迦陵深知自己命不久矣，于是她又做出了一个与丈夫相同的决定，即订立遗嘱。为了区别于以前的哈同遗嘱，罗迦陵的遗嘱又被称为是“第二遗嘱”。该项遗嘱内容拟定的极为详细，在遗嘱中，罗迦陵对财产进行了合理的分配，除了其本人与哈同的养子之外，哈同家原来的仆人、管家、职工，也都在接纳遗产之列，仅仅是她宠爱的管家姬觉弥，便得到了价值400万元的遗产分配。

罗迦陵的遗嘱虽然被公布于世，却被哈同的外籍子女们认为是假冒的赝品。在他们看来，罗迦陵的遗嘱，很可能是中国养子们伙同管家、仆人一起伪造的，因为该遗嘱的最早发现人正是罗迦陵的中国养子。此事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以至于双方不惜为此对簿公堂，各自请出辩护律师打这场遗产官司。

1944年10月，在高易律师公馆的策划下，哈同的外籍养子与中国养子达成和解，并签订了一份协议。双方在这份协议中承认哈同遗嘱的法律效力，并确定其他遗嘱的无效性。作为回报，哈同的外籍养子将会分给中国养子一部分遗产。不过，这场官司虽然暂时有所平息，但由于抗战的因素，导致履行阶段受到影响，协议尚未完全执行。

至抗战结束后，哈同的中国籍养子们再度发表声明，称此前的协议不生效，因为该协议的签订，源于他们受到了人身威胁，哈同遗产案再度陷入风波。直至最后，上海名人杜月笙、吴国桢、潘公展等人出面斡旋调解，最终令原被告双方再度达成了协议，承认哈同遗嘱的合法性，并按照以前的规定，由哈同的外籍养子支付给中国养子一大笔遗产所得。

至1947年5月，在各方人士的见证之下，上海地方法院根据和解协议宣布此案结案。至此，长达16年的哈同遗产继承案算是尘埃落定，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曲折而又传奇的故事。

古人云：“美色迷人眼，财帛动人心”，亲属之间因为财产分配而反目成仇的案例，可谓比比皆是。究竟是亲情重要还是财产重要？想必在这场16年的官司里，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至于双方孰对孰错？想必诸位读者心中自有公论。

文澜海润工作室主编文秀才，本文撰写：特约历史撰稿人：常山赵子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