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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战役结束,彭德怀怒斥第60军军长:像你这样应该受军法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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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覃在昨天写了《1951年,彭德怀得知麦克阿瑟被撤职,失声大笑:真是不作就不会死》一文,文中讲到:1951年1月27日,“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指挥“联合国军”发起了全面大反攻,我志愿军在经历了三场大战役的连续作战后,已经疲惫不堪,武器弹药紧缺,只能边打边撤,最终撤回到了“三八线”附近。

麦克阿瑟因此洋洋自得,叫嚣着要建立所谓“统一的朝鲜”,还放话说“务必要将战火扩大到中国的沿海城市和内地”。

杜鲁门生怕麦克阿瑟的胡作非为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于1951年美国时间4月11日凌晨1点钟宣布撤销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改由李奇微接任。

麦克阿瑟因此像个丧家犬一样,灰溜溜地逃回了美国。

实际上,从某种意义来说,麦克阿瑟被撤职,对我们并不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要知道,尽管麦克阿瑟非常嚣张跋扈,经常对我们出言不逊,但只是一个“嘴炮”,能力有限,与我们的彭老总对阵,经常被彭老总玩弄于掌股而不自知。

可以这样说,彭老总要打他,就像打自己家的孩子一样,怎么打怎么有理。

麦克阿瑟走了,他的继任者李奇微却是个不好对付的狠角色,阴险奸诈,又老谋深算,在战略、战术上都比麦克阿瑟要高明得多。

麦克阿瑟很容易“飘”,李奇微却很务实。

从李奇微留下来的回忆录看,他是非常钦佩我们中国志愿军的作战能力的,称我们中国志愿军是“世界一流陆军”,是“值得尊敬的对手”。

他接任了“联合国军”司令员后,清楚地认识到,要从地面进攻占领朝鲜全部领土是一件极其艰巨的事。他的唯一的胜算就是动用两栖作战部队,乘中朝军队不备,在中朝军队的侧后方登陆,所谓“奇正结合”,以奇兵配合正兵,在朝鲜半岛蜂腰部对半岛进行切割,再伺机北进。

李奇微为了实施这一“奇谋”,他一方面频频出动空军机群开始对中朝军队后方交通线、物资囤积地和军队集结地进行骤如风雨的轰炸,另一方面命令海军隔三岔五地对朝鲜北部的东西海岸岛屿进行侦察袭扰和炮击。再有就是大规模从日本及美国本土增调部队投放到朝鲜半岛,为登陆作战积极做准备。

不得不说,李奇微这一毒计可谓阴损毒辣。

但他遇上了彭德怀,他自以为高明的计划在彭德怀眼中不过是一个小把戏而已。

1951年4月6日,彭德怀在金化郡上甘岭志愿军司令部召开的第五次志愿军党委扩大会上,专门研究和部署了粉碎敌人在中朝联军侧后登陆的阴谋,决定尽快发起第五次大规模的反突击战役。

当然,这个第五次战役的发起时间得视新从国内入朝的6个军的到达时间而定。

老覃在大前天写的《1951年,美军发起反攻,毛主席要以攻对攻,彭德怀:统帅部怎么啦》一文中提到:彭德怀在2月4日晚与金日成联名发电报给毛主席,要求调19兵团3个军及原拟调西南(原第二野战军)的3个军入朝。毛主席于是调兵遣将,派遣第二番兵团入朝。

但我们的部队过江后,后方铁道被毁,列车拖得太少,而且,到达了平壤、龟城、球场后,仍需步行。所以,他们到达朝鲜前线的实际时间是1951年4月15日。

彭德怀在4月9日召开了部署第五次战役的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先期入朝的9个军的领导人,还有刚从国内人朝的第3兵团和第19兵团各军的领导人,以及作战、情报、通信、机要、卫生处处长。

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员金雄、金一等人则列席了会议。

彭德怀在会上信心满满地说:“这次战役,加上第二番入朝作战的6个军,我们志愿军将有11个军33个师和炮兵、高射炮兵、工程兵等部队约70多万人,朝鲜人民军那边有8个军团约8万多人,再加上后勤部队、兵站、医院等,共约100万人参战。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只要我们再消灭敌军几万人,就可以奠定朝鲜战场上的胜局了。所以说,这是决定意义的一仗。我们必须全力以赴,紧紧掌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以确保胜利。”

大战在4月21日全面展开。

中朝联军一下子就在加平地区打开了几公里的战役缺口,隔断了东、西敌人之联系。

可惜的是,我们的武器装备与敌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相距悬殊,仅凭步兵武器和小型火炮作战,难以扩张战果,无法向敌翼侧发展进攻,以致攻势逐渐形成平推,歼敌人数不多,进展甚微。

最让人抓狂的是:新上任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掌握了志愿军缺乏制空权,大兵团不能在白天作战,并且,志愿军战士只能身带5至7天的干粮,是“一礼拜攻势”等等特点,制定出的他所谓的“磁性战术”——即在前面的7天,仅留下少数摩托化部队与志愿军保持接触,掩护主力部队在每天下午撤退,到拂晓时,便实施小反攻;而到了7天之后,便实施大反攻。

不得不说,这个“磁性战术”让我们吃尽了苦头。

战至5月20日,中朝联军疲劳到了极点,伤亡得不到补充,粮弹即将耗尽,后方供应困难。

彭德怀大失所望,于5月22日命令部队停止对敌攻击,分批向北后撤休整。

如此一来,在一开始就攻势如潮的第五次战役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降下了帷幕。

但是,战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因为我们的志愿军是靠两条腿走路,而敌人有大量机械化部队,则我们在撤退的时候,极容易遭到敌人的反噬。

为此,彭德怀专门致电第3兵团、9兵团、19兵团、人民军前线指挥部,并报军委和金日成首相,明确规定各兵团后撤时要留1个师至1个军的兵力阻击监视敌人,并且详细规定了各兵团和各军团的后撤路线及休整集结地区。

饶是如此,彭德怀还是不放心,又加急电指示各兵团、各军,告诫“北移休整时,务必注意各部交替掩护”。

可是,怕什么就来什么。

彭德怀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李奇微果然抓住了我军已疲劳不堪及粮弹缺乏的机会,甩出了4个军13个师的兵力,以摩托化步兵、坦克、炮兵组成的所谓“特遣队”为先导,对我军采取多路反扑跟踪追击。

我军有些部队指挥员对敌军的反扑规模和反扑速度估计不足,在撤退过程中频频遇险。

其中60军所属180师在抢渡过北汉江后,遭到美军机械化部队的割裂,被隔断在汉江以北的北培山、驾德山、梧月里地区,处于三面受敌的不利态势,险象环生。

关于180师的遭遇,老覃在多年前写的《志愿军遭受重创,师政委上山打游击,毛主席和彭德怀都做了反省》一文中做了详尽的介绍。

60军军长韦杰在志愿军总部下达撤退命令之初,没有认真详细地研究各师的撤退方案,而在撤退过程中,又拘泥于志愿军总部的撤退安排,致使180师一误再误。

180师师长郑其贵呢,身为一线指挥员,没有审时度势,少谋寡断,行事犹豫,到最后竟然下令毁掉电台,烧毁密码,解散了部队。

彭德怀在5月25日得知该师电台和军部失去联系,立刻命令第3兵团副司令王近山速派60军181师和179师前去救援。

偏偏,第3兵团司令部在后撤转移途中,遭到敌机轰炸,一度与所属各军失去联系。

60军军长韦杰对派部队救援也不够积极,措施乏力。

最终,180师数千人没能突围出来,成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损失。

彭德怀悲愤莫名,连续几天几夜守着电话机旁,茶不思,饭不想。

1951年6月25日,志愿军党委为了及时总结第五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在空寺洞志愿军司令部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

彭德怀着重总结了我们在这次战役中指导思想存在的三个方面的问题:“打得急了一些”、“打得大了一些”、“打得远了一些”。

在讲到60军180师受到严重损失时,他喝令60军军长韦杰站起来,怒斥道:“韦杰,你自己说说,你像个军长的样子吗?志愿军总部给各军下达的后撤转移命令中明确规定了防范敌人尾追的措施,你为什么不根据各师所处的具体位置制订出后撤方案?你就只知道照转电报?那跟传声筒有什么区别?180师遇险,你为什么不积极采取援救措施?还有,180师并没有被包围,你为什么说他们被包围了? 180师的干部也很可耻,关键时刻,毁掉电台,烧毁密码,解散部队,导致180师遭受灭顶之灾,可耻呀,太可耻了!韦杰,像你这样的军长应该军法审判!”

韦杰垂着脑袋,一声也不敢吭。

整个会场一片沉寂,参加会议的军长政委们全都低着头,谁也不敢吭声。

志愿军副司令邓华、洪学智也不敢吭声。

最终,是新到任的志愿军副司令陈赓以吃午饭为由,出面恳请彭德怀暂停了会议。

气氛这才缓和了下来。

随后不久,韦杰被免职,郑其贵和副师长段龙章受到了军纪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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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仕勇,作协成员,文史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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