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琢：“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论中国训诂学的阐释学方向

摘要：“训诂通义理”是中国训诂学的核心理念，形成了贯穿汉宋的历史脉络，在乾嘉之学达到历史高峰。乾嘉学者对训诂的过度推重导致了汉宋门户与“训诂—义理”的脱节。在训诂学“语言学化”的现代转型中，“训诂通义理”的传统不断失落。与此同时，现代训诂学明确了自身的学科定位，取得了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推进，为“训诂通义理”的新开启奠定了坚实基础。立足现代训诂学的高度，可以对经典义理进行语义确证、语境显现、主旨厘定、训诂阐释史、意象探求五个层面的学术拓展。在以中国阐释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碰撞中，“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获得了更为充沛的生命力。关键词：训诂通义理 现代训诂学 中国阐释学

“训诂通义理”指运用训诂方法对经典文献进行释义解读，从而深入阐发经典中的义理思想的学术路径。它根植于“小学”的历史传统，通过乾嘉之学的积极阐扬，成为中国训诂学的核心理念。戴震强调“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钱大昕指出“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都是对这一传统的经典表述。道咸以降，这一传统开始面临内在困境；20世纪以来，随着训诂学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其在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学科框架中得到了“语言学化”的独立发展，“训诂通义理”的学术传统则不断失落。训诂学虽然保持了对文献语言解读的本色，但因缺失义理层面的学术意识，它已难以推进思想领域的深入研究，更无法激荡起时代性的学术潮流。

针对这一现象，不断有学者试图重新唤起“训诂通义理”的传统，强调中国训诂学应当延续并发展乾嘉之学的历史方向，把经典文献的思想解读作为研究重心，并将训诂学界定为中国的经典解释学；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激烈批评乾嘉之学，反思“训诂通义理”的方法边界与学理缺陷。我们认为，无论“延续”还是“批评”，都是对训诂学的历史与未来的深入思考，也都有学理上的关键不足，即未能自觉面对训诂学自小学独立以来的现代发展。首先，训诂学的现代转型取得了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推进，“训诂通义理”的重振必须建立在现代训诂学的高度上，不宜仍将乾嘉之学作为标杆。事实上，乾嘉之学中蕴含着这一路径的内在危机，只有对其深入反思才能推进“训诂通义理”的现代方向。其次，对“训诂通义理”的批评也要立足现代，以乾嘉之学为靶子来质疑这一路径的合理性，不免有刻舟求剑之嫌。在中国训诂学的历史发展中，训诂和义理从来不是二元对立的，这意味着语言和思想的辩证统一，也意味着“训诂通义理”的传统与新变之间的不断扬弃。因此，如何全面理解“训诂通义理”的历史脉络与发展困境，立足一百多年来训诂学在“语言学化”过程中的理论成就与实践积累，重新开启“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使其在以阐释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碰撞中获得更充沛的生命力，就成为推动训诂学未来发展的根本命题。

一、反思乾嘉之学：“训诂通义理”的传统与困境

开启“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必须基于深刻的历史反思。这一传统自何而来？它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脉络？其历史困境又源自何处？早在中国训诂学滥觞之际，训诂与义理便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训诂学源自先秦古人的释义实践，包括对《诗》《书》《易》等经典的字词解释与文化释义。对经典义理的阐发是古人训诂的基本目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解释行为；与此同时，在“正名”思想的影响下，训诂学形成了独特的释义原则，即以“名”（语言文字）为中心，在语言的整体关联中解释语言本身，这是它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解释行为的特质。中国训诂学在其诞生之时，便已奠定了“训诂通义理”的基本格局：先秦古人对经典义理的说解，是通过对语言文字的训诂解释而展开的。

两汉是中国训诂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伴随着经学的蓬勃发展，训诂学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儒训诂与经学义理密不可分，这是贯穿今古文经学的共同传统。自今文经学而言，董仲舒认为“名者，大理之首章也”，把以声训、形训为特点的语言文字解释作为把握天人之道的起点，彻底贯通了训诂和义理的关联。这一学术路径影响深远，用义理声训来探求命名理据、阐发经学思想的训诂方式蔚为大观，构成了两汉训诂学独具特色的历史风貌。自古文经学而言，《毛诗故训传》是两汉古文经学的开山之作，其中“故训”是语文解释，“传”是义理阐发，在“故训传”的命名中即体现出训诂与义理的统一。随着今古文经学的合流，这一路径不断发扬光大。许慎和郑玄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也是“训诂通义理”的代表人物。许慎以汉字为枢纽展现汉语言文字的意义世界，在体大思精的形义体系背后蕴含着“探赜索隐”“知化穷冥”的义理追求；郑玄遍注群经，通过严密互证的经文训诂建立以《周礼》为中心的政教思想，为经学赋予了深沉的礼乐文明关切。

宋代是中国思想学术的重大转型期，理学作为儒学范式的根本突破，推动了“训诂通义理”的进一步发展。二程批评汉儒“牵于训诂”之弊，主要针对两汉章句的繁琐风气，而非否定训诂与义理的关联。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宋代“训诂通义理”的代表人物。他高度评价两汉魏晋的训诂经注，将经典义理建立在准确缜密的训诂之上，提倡熟读经文、详解字义的扎实学风，展现出极为精彩的训诂建树。在朱子看来，训诂是经学之基础，义理为经学之旨归，二者具有双向贯通的统一性。“只为汉儒一向寻求训诂，更不看圣贤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发明道理，开示学者，使激昂向上，求圣人用心处，故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学者乃舍近求远，处下窥高，一向悬空说了，扛得两脚都不着地！其为害，反甚于向者之未知寻求道理，依旧在大路上行。今之学者却求捷径，遂至钻山入水。” 只知训诂而不能探求大意，固为汉人之弊；至于“脱略章句，陵籍训诂，坐谈空妙，展转相迷”的空疏学风，其弊更甚于前者。朱子之学代表了理学的主流方向，折射出两宋“训诂通义理”的整体发展。宋人的经典阐释不断出新，无论经典新诠还是经义辩争，训诂与义理的结合都为儒学提供了发展动力；以《北溪字义》为代表的“字义”之学的出现，更为以思想范畴为中心的“训诂通义理”奠定基础。在“汉宋之争”的学术史叙事中，汉学和宋学的对立往往意味着训诂与义理的冲突割裂。事实上，只有立足训诂与义理的统一性，才能把握汉宋学术的历史全貌。在由汉及宋的发展过程中，“训诂通义理”形成了自身的基本特质——经典性、思想性与前沿性，训诂学指向了对经典思想的深入探讨，成为儒学推陈出新的重要动力。

清代是中国训诂学的第二个高峰期，也是“训诂通义理”得到大力阐扬，成为训诂学的核心理念的时期。针对明末王学鄙弃训诂的空疏学风，清初学者提倡“通经学古”的学术方向，开启了清代的朴学风气。乾嘉之学将语言文字作为朴学的根基，让“训诂通义理”成为清代小学的整体共识。戴震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建立起“文字—语言—义理”的学术次第，强调小学是通经明道的唯一途径，批评朱子代表的宋儒之学是违背语言文字客观事实的“私人意见”。戴震对清代学术影响深远，纪昀、钱大昕、王鸣盛、段玉裁、阮元、焦循、陈寿祺等人都对“训诂通义理”加以讨论，使之成为清代小学的核心命题。值得注意的是，在清儒大力阐扬“训诂通义理”的同时，也蕴含着这一路径的内在困境。清儒不断强调训诂是通向义理的必由之路，但在整体上对义理之学缺乏建树，逐渐走向了“只知训诂而不明义理”的狭窄方向，这是我们必须正视并深思的历史问题！在清代学术史上，戴震通过《孟子》字义的训诂进行创造性的义理阐释，形成了以“通情遂欲”为特点的思想体系。这一高度为“后戴震时期”的乾嘉学人所难以企及，以钱大昕、段玉裁、王引之三人为例：钱大昕虽然强调“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但其学术多为对字词、制度、事实的个别考证，缺乏深入的义理思考。正如肖永明所言：“在考据学的学术追求与儒家的信仰之间，晓征只能采取调停的态度，而折衷的结果就是形成了‘训诂即义理’的权宜之计，义理因而彻底沦为了空泛但又不可或缺的门面话。”段玉裁笃信戴震的“训诂通义理”之说，主张当“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然究其一生，虽在小学上有重要建树，其义理之学实乏善可陈；这让他在晚年陷入矛盾，发出了“又喜言训故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的慨叹。王引之集中于经典文本的训诂校勘，“吾治经，于大道不敢承，独好小学。……其大归曰：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二事而已矣”， 事实上放弃了对义理的深入探求。钱大昕、段玉裁、王引之是乾嘉之学的代表人物，对他们来说，义理之学或是不可或缺的“门面”，或是求之不得的“追悔”，或是不敢承担的“舍弃”，皆体现出“训诂通义理”的发展困境。

这一困境具有内外双重原因，其外因是清廷的政治高压与文化禁锢，其内因源自乾嘉之学的内在理路。自戴震以来，乾嘉学者为了强调训诂对于义理的重要性，对小学进行了片面化的推重，揪住宋明理学的末流学风猛烈抨击宋儒。这引发了来自义理之学的激烈反弹，袁枚、程晋芳、姚鼐、翁方纲、方东树等人都曾参与其中，导致了清代学术中汉宋门户的紧张对立。一方面，训诂是通往义理的基本路径，但并非唯一路径。乾嘉小学将训诂与义理的双向贯通阐释为单一路径，讥讽义理之学为“空疏”“虚无”“不识字”，这导致了训诂与义理的对立。另一方面，“训诂通义理”是贯通汉宋的学术传统，戴震批评“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在日常口谈中痛诋朱子，这种“反宋学”的态度影响甚深，更激化了汉学与宋学的矛盾。要之，清代学术呈现出“门户化”的历史面貌，或为汉宋之争，或为义理、考据、辞章之别。其学术论争日益激烈，学术研究也由专精趋于狭隘。汉学或谓朱子为“不值几文钱者”，宋学或谓汉学为“搜求琐屑，征引猥杂，无研寻义理之味，多矜高自满之气”，正如章学诚慨叹的那样，“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 门户对立是阻碍中国传统学术健全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中也产生了挥之不去的负面影响。

对“训诂通义理”而言，汉宋门户带来了三个阶段的历史影响。其一，训诂的本位化。戴震、阮元等人立足训诂本位对“理、道、诚、性、命”等范畴进行考证与阐释，形成了清人“训诂通义理”的基本范式，推动了清代义理之学的新发展。他们以《说文》为中心对上古汉语的词义进行系统梳理，作为义理阐释的根本依据。问题在于，经典阐释不仅在于词义系统的把握，还要结合篇章文意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进行“语义—语境—思想”的综合考察。徐复观批评乾嘉学者过于注重字词训诂，缺乏基于篇章意义与思想体系的阐释自觉，其自语源以治思想史的方法，亦是由缺乏文化演进观念而来的“错觉”。究其根本，这一缺陷与清人固守训诂本位的学术立场是密不可分的。其二，训诂的专精化。段王将小学发展到高度专精的程度，他们对经典文献探求本字、辨析假借、总结辞例、校勘误字，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乾嘉之学的历史高峰。与此同时，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语言文字的规律和疑难现象，在义理层面缺乏深入的问题意识，并未取得“训诂通义理”的实质进展。可以说，清代小学从段王开始逐渐走向独立的专门之学，再也未能深入义理世界之中。其三，训诂的偏执化。由乾嘉到道咸，清代小学日趋狭隘、流弊渐生，学者多对经典文本进行零散的微观考证，考据笔记的学术体式风靡一时，宏观的义理思考在清人训诂中近乎绝迹。义理意识的缺失与训诂方法的滥用互为表里，清代小学家对段王的解经之法奉若圭臬，不顾文脉语境而妄破假借、随意改字的解经风气不断滋生，出现了大量缺乏验证的训诂新诠，反而为经典的义理阐释带来严重干扰。正如钱穆所批评的那样，“此如清儒治经，初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其论亦非不是。而极其所至，训诂小学日明，经学大义日晦”。要之，这既是“训诂通义理”的困境，也是训诂学自身的危机。清代后期的训诂学丧失了它的思想性与前沿性，只保留了质料意义上的经典性。它留下数量庞大、良莠不齐的学术遗产，呈现出缺乏理论的“前科学”面貌，为其即将面临的现代转型带来巨大挑战。

纵观中国训诂学史，训诂和义理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由汉学到宋学，无论儒学范式如何转型，训诂与义理始终保持着内在的统一性。在董仲舒、许慎、郑玄、朱熹等一流学者那里，构成了绵延不息的“训诂通义理”的学术传统，这种贯通汉宋的历史脉络与“汉宋对立”的学术史视角明显不同。到了清代，戴震等人对“训诂通义理”高调阐扬，将其作为乾嘉之学的第一面大旗；也正是由于他们对训诂的过度推重，导致了汉宋门户与“训诂—义理”的不断脱节，由此引发了训诂学的内在危机——在“训诂通义理”的声势最为浩大之际，蕴含着它走向解体的内在动因，这是历史辩证法的不可抗拒之处。这种训诂与义理的分离之势，对中国训诂学的现代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由语文学到语言学：中国训诂学的现代转型

中国训诂学的现代转型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这是它摆脱经学附庸走向独立的过程，也是它克服自身弊端而实现理论化与科学化的过程，更是它在现代学科体系中重新寻求自身定位的过程。一百多年来，训诂与义理在现代学科框架中彻底分离，同时为“训诂通义理”的复兴奠定了新的基础。

20世纪初，章太炎将小学改造为独立的“语言文字之学”，强调它不仅为“通经之用”，更是一切人文学术的基础。黄侃根据“系统条理之学”的理念，指出“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 章黄开启的现代训诂学体现为“体”和“用”两个层面，既探讨训诂学的方法与规律、考察汉语言文字的古今源流与形音义系统，又将训诂学应用于经学、史学、文学的不同领域。作为中国近代的国学巨擘，章黄之学从未限于专精的语言文字研究，而是在小学之“用”的层面接续了“训诂通义理”的传统。章太炎通过对《庄子》中“灵台”“灵府”“真君”“真宰”等词语的训诂，将庄学与唯识、华严之学融会贯通，构建起博大邃密的齐物哲学。黄侃以训诂之法考证“道”“势”的词义内涵，提倡“文章之成，亦由自然”的文学理念，建立“文体”与“文势”相统一的文学创作观。此外，刘师培的《理学字义通释》承续“字义”之学传统，对理、性、情、仁、命、心、德、义、道等范畴进行训诂与阐释。他们的系列研究，成了“训诂通义理”的典范之作。

章黄之学开启了传统小学的独立方向，在这条道路上，中西学术的碰撞与现代学科体系的影响日益加深。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西方学界，语文学（philology）从如日中天走到江河日下，相应地，语言学（linguistics）经历了由历史比较语言学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演变，成为语言研究的主流形态与基础框架。在近代学术的西化风潮中，由语文学到语言学的演变对训诂学的现代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决定了“训诂通义理”的发展走向。如果说，章黄的“语言文字学”在体用层面与语言学和语文学分别对应，在“史语所”的语言研究中，则体现出两种路径的此消彼长：（一）语文学路径。对傅斯年、陈寅恪等学者而言，“语学”“语言学”“言语学”皆指philology，通过对语言文字的考证与比较来考察历史、探究思想。以傅斯年为例，他将这一路径概括为“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其《性命古训辨证》即针对阮元《性命古训》而作，试图用语文学方法来超越乾嘉之学。（二）语言学路径。对赵元任等学者而言，“语言学”即指linguistics，其研究对象由历时的“死的文献”转向了共时的“活的语言”，重在对语言的现象描写与规律分析，而不是通过语言来深入理解经典和历史。20世纪30年代以来，语言学路径迅速成为中国现代语言研究的主流，并将它与语文学的差异界定为先进与落后、科学与前科学的不同，这为中国训诂学的现代发展带来巨大压力——训诂学成了一门“落后”的古老学问，“训诂通义理”更是需要舍弃的“前现代”的学术传统。那么，如何在语言学体系中重新找到自身定位，就成为训诂学能否立足现代学术之林的根本问题。

中国训诂学的“语言学化”道路是艰辛的。王力在1947年提出将“旧训诂学”改造为“新训诂学”的方案，将摆脱经学附庸的训诂学与“语义学”和“语史学”对接，虽然指出了合理的发展方向，但并未改变训诂学的现代困境。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训诂学遭遇了近三十年的沉寂与萧条，这与它自身的语文学特点密不可分，也受到了反封建的经学批判的牵涉。80年代以来，训诂学获得了重返当代的机遇，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它实现了语言学意义上的现代转型。具体而言：其一，现代训诂学明确了以古汉语语义学为中心的学科定位。陆宗达认为广义的训诂学是“文献语言学”的总称，赋予其作为语言学的基本属性。王宁根据文字、音韵、训诂的三分框架和训诂学以词义为中心的特点，进一步将其界定为古汉语语义学。“训诂学如果不满足于它在科学史上的地位，而还要在发展中跻身于独立的现代科学的行列，那么，它必须把自己的理论研究范围确定在古代文献语言的词汇而且偏重词义方面，与历史语义学衔接”。这一界定代表了训诂学“语言学化”的主流方向。其二，现代训诂学明确了自身的学术原理。通过对历史遗产的理论清理，训诂学厘定了字词关系、意义类型、语义与训释、训诂纂集、训诂考证、辞书编纂等方面的学术原理与术语体系，为具体的训诂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其三，现代训诂学建立起科学的方法论体系。研究者从形、音、义、语境、语法的不同角度，总结了以形索义、因声求义、比较互证、据境索义、分布求义等训诂方法，明确其学理依据与运用规则。与此同时，他们继承了乾嘉之学“语义—语境”综合互证的传统，将“系统条理之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融会贯通，建立起自语言文字系统以求语义的方法论原则。前者是方法的精密化，后者是方法的系统化，二者的交相推进让训诂工作具有了充分的科学性。其四，现代训诂学对汉语言文字的意义内核进行了突破性发掘。“系统条理之学”体现为形音义综合研究与语言文字古今源流的考察，自章太炎、黄侃、王力以来，这一工作是以汉语词源学为中心的。词源学的意义探索和语义学理论相结合，让研究者进入汉语意义的深处，他们提出了语根、语源、内部形式、词义特点、词源意义、特征义、本源义、核心义等不同术语，指向了汉语意义世界中关键而隐微的部分。训诂学是以意义研究为中心的，对词源意义的发掘成了现代训诂学的尖端成就。其五，现代训诂学具备了清晰的历史观念，充分拓展了自身的研究范围。根据王力“新训诂学”方案，训诂学不仅与语义学相结合，亦当与汉语史相结合。训诂学参与了对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探求，形成了清晰的历史分期与历史意识。在摆脱了经学附庸之后，其研究对象也拓展为汉语史上丰富多样的语言文字材料，各种新出、生僻的文献与字书都被纳入研究范围。总之，在西方学术的强势影响下，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带有“自我东方主义”的被动性；与此同时，古老的学术传统通过积极的自我改造而获得新生，又体现出根本意义上的主动性。训诂学的现代转型便是如此，这不是一个削足适履的过程，而是在“语言学化”中的凤凰涅槃。一些学者认为清代小学是训诂学不可超越的历史顶点，事实上，现代训诂学的考证数量或不及清人，但在学理的科学化上实远迈前人。它克服了清代训诂学的诸多流弊，为清理训诂遗产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

对“训诂通义理”而言，训诂学的现代转型具有辩证的历史意义。首先，训诂学的学科独立是关乎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它想要找到得以存续的现代学科定位，就必须与其他学科进行清晰划分。在训诂学的“语言学化”中，并没有给“训诂通义理”留下太多位置——训诂学解决语言问题，中国哲学解决义理问题，两个学科分道扬镳、渐行渐远。其次，训诂学舍弃“训诂通义理”来进行现代转型，这种对自身传统的否定蕴含着内在的消极因素，势必将招致进一步的否定。训诂学的语言学化意味着它的去经典性，随着训诂对象由“经典”转化为“语料”，经典文献与生僻文本具有了同样的语言研究价值；后者又因其更易“填补空白”而得到更多关注，进一步导致了训诂学的边缘化。训诂与义理的分离也意味着训诂学的去思想性，让它“在整个20世纪不能激荡起新的时代思想之火花，也不能有效地介入到哲学思考的领域当中”， 削弱了这门学科的文化对话力。要之，在中国训诂学获得坚实的语言学科位置的同时，并未摆脱作为“冷门绝学”的现代命运；传统的门户之见在现代学科框架中若隐若现，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反思与去除。最后，“训诂通义理”的再度回归为训诂学重获经典性与思想性，以跨学科方式积极参与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建构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一回归是对“语言学化”的再度扬弃，“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不是追求复古，而是建立在现代训诂学的全部成果之上。这条道路的新开启，需要时代赋予的契机。

三、训诂学的现代发展与“训诂通义理”的新开启

21世纪以来，“训诂通义理”的新开启迎来了历史赋予的机遇。一方面，在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路上，必须立足对经典的创新性阐释，形成自主发展的思想生机；训诂学需要激活自身的悠久传统，通过对经典世界的重新聚焦参与中国人文学术“自立吾理”的主流方向。另一方面，现代学术的突破需要打破学科壁垒，在更宽广的视域中进行跨学科碰撞，获得全新的问题意识与研究启示；无论是中国阐释学、中国哲学还是中国古典学都抛出了学科之外的橄榄枝，训诂学需要积极回应，走出日趋边缘化的学术困境。前者意味着经典性的回归，后者意味着思想性的呼唤，它们都指向了“训诂通义理”的基本特质。由训诂通往义理的世界，以对经典文本深入准确的解释为舟楫，体现为五个主要的拓展方向。

（一）训诂学与经典义理的语义确证

“训诂通义理”是以经典义理阐释的确定性为起点的。在“激进”的阐释学流派看来，对经典原意的探求是一种完全主观性的解释活动，由此消解了阐释的确定性，将其导向了“游戏”的任意性与彻底的不可知论。在训诂学的视域中，阐释不具备绝对意义上的确定性，但也不等于对确定性的完全否定。首先，阐释具有基础意义上的确定性。语言的社会性与系统性构成了阐释的客观底线，无论如何阐释，“人性本善”不等于“人性本恶”，“吾丧我”不等于“吾丧你”，“锦瑟”也不是乐器之外的其他事物。其次，阐释具有方向意义上的确定性。在训诂学的发展历程中，通过“古注—新诠—定解”之间的反复确证，指向了更为符合汉语言文字客观规律的经典解释。确定性不是绝对的“唯一答案”，而是在训诂学不断的自我扬弃中形成的阐释传统。具体而言，义理阐释的确定性建立在对经典语义的确证之上，现代训诂学继承了乾嘉之学“语义—语境”综合互证的传统，吸收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路与现代语法学的成果，让自语言文字系统以求确定性的理念得到了科学化与体系化的落实。现代意义上的训诂方法论是通往语义确证的有效工具，也是训诂学扬弃之路的最新成就。

以“儒”为例，在20世纪学术史上，对它的命名理据与历史来源的考察众说纷纭。《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胡适以“柔”为软弱、柔软之义，儒家源自忍辱负重的殷商遗民；郭沫若以“柔”为贵族不事生产的筋骨之柔，儒家源自没落贵族担任的祝宗卜史；饶宗颐以“柔”为安、和之义，儒家源自负责推行教育工作的人；杨向奎以“柔”为迟滞缓慢之义，儒家源自古代巫祝发展出的相礼之人。在以上几种观点中，对“儒，柔也”的理解迥然有异——怯懦、文弱、安和、迟缓，不同的训诂指向了不同的历史理解。因此，把握“原儒”的确定性的关键，在于如何在《说文》训释体系与先秦词义系统中理解儒的命名理据。《说文》：“柔，木曲直也。”木材能够改变曲直形状，富于韧性而不易折断，这是柔的本义；柔、韧义近，许慎训“刚”为“强断”，与柔义相反。《说文》中有三组刚柔对立的训释：“桢，刚木也。楢，柔木也，工官以为耎轮。钜，大刚也。鍒，铁之耎也。壚，黑刚土也。壤，柔土也。”桢为坚硬刚直的筑墙柱材，楢为富于弹性的制轮之木；钜为锋锐之坚铁，鍒为坚韧之熟铁；壚为板结易碎的坚土，壤为湿润可耕的软土。在木材、钢铁、土壤的刚柔之辨中，均可见“柔”的词义特点在于能够改变形状的柔韧之性。在先秦文献语言中，柔与煣、揉、輮、

、擾同源，它们或为加工木材，或为驯化野兽，多与教化、修养之义有关。《论语·颜渊》：“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荀子·劝学》：“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前者指教化百姓，后者指君子教养，都以“柔木为轮”的譬喻进行表达。《周礼》中的“以擾万民”“以乐昏擾甿”，更指向了对民众的礼乐教化。因此，“儒，柔也”的内涵是教化民众，体现出儒家基本的历史来源与文化定位，“草昧初开，人性强暴，施以教育，渐渐摧刚为柔。柔者，受教育而驯扰之谓，非谓儒以柔为美也”。通过系统的训诂考证，“原儒”的聚讼得到厘清与确证，儒家的历史来源亦昭然可辨。先秦儒家源自周代以司徒之官为代表的文教传统，其原始面貌为负责民众教育的学官，上引诸家之说中，以饶宗颐的观点最为可信。在《说文》与先秦文献的系统考证中，把握“儒，柔也”的语义内涵是阐释确定性的基础。通过训诂与义理的互证，教化成为理解儒学精神特质的基本视域，推动了对“教化儒学”的深入思考。

（二）训诂学与经典义理的语境显现

“训诂通义理”进一步指向了对经典义理的阐释语境的显现。对“语义—语境”的综合考察是训诂学的基本传统，现代训诂学借鉴了西方语言学的语境理论，全面揭示了语义与语境的互证关系，弥补了徐复观等学者所批评的“重字词而轻篇章”的不足。语境和经典的阐释视域密不可分，“视域”是阐释学的中心概念，它是文本作者与文本阐释者身处其中的“处境”；这一概念源自海德格尔的“领会”，作为基本的生存论环节，它是由有意义的世界和境遇塑造的先于理解的领域。在伽达默尔看来，视域与处境因其非对象化而难以客观认识，但根据海德格尔后期哲学，正是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塑造了“领会”和“前见”的视域。因此，语言的社会性与系统性为阐释视域的理解赋予了公共性与确定性的维度——文本视域虽然无法彻底阐明，但可以通过对语言的深入分析得以显现，这也是经典阐释不断深化的基本向度。在训诂学中，语义是理解语境的基础，语境是抉择语义的依据。尽管阐释者面对同一文本时所构建的语境往往不同，但基于语义客观性的训诂工作，实为克服阐释偏见、建构合理语境的重要手段。

首先，语义中蕴含着理解语境的关键信息，可以通过训诂方法对阐释视域加以框定。以《孟子》首章“孟子见梁惠王”为例，梁惠王对孟子的态度是否傲慢？道势之间是否存在激烈冲突？这是理解孟子义利之辨的基本视域。解读的起点在于梁惠王称呼孟子的“叟”字，学者或将其解释为“迂腐的老头”的不敬之词，凸显了《孟子》中道势关系的激烈对立。问题在于，“叟”是蔑辞还是敬称？它的语义特点体现在历代训诂之中。《方言》：“叟，艾，长老也。东齐、鲁、卫之间，凡尊老谓之叟。”赵岐《孟子章句》：“叟，长老之称也，犹父也。孟子去齐，老而之魏，故王尊礼之曰父。”《史记集解》引刘熙《孟子》注：“叟，长老之称，依皓首之言。”可见“叟”并非不敬之称，孟子晚年至魏，梁惠王以“叟”尊称之，犹今人之称“老先生”。其时惠王已老，连败于秦、齐、楚诸国，故向孟子恳切求教利国之道。孟子以“何必言利”对之，体现出深刻冷静的理性精神。自道德理性而言，孟子并未将义利截然对立，而是建立起义在利先、以义统利的辩证关系；自历史理性而言，他对梁惠王的劝谏与“三家分晋”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在历史反思中展开对理想政治秩序的思考。可以说，“叟”的训诂框定了《孟子》首章义利之辨的阐释视域，“道势相争”的阐释角度是需要加以反思的。

其次，语义中潜藏着理解语境的隐性线索，可以通过训诂方法对阐释语境进行彰显。以“庖丁解牛”为例，这一寓言的哲学内涵何在？学者或自“进乎技矣”理解“道—技”的本质差异，或从庖丁之刀探讨庄子的器物观，或自解牛之法以明“养生”之道。除此之外，“解牛”的语义内涵与语用特点亦能开显出新的阐释视域。一则，“解”不仅是屠宰行为，更与礼仪文化密不可分。牛为太牢之首，在先秦的宗庙祭祀与宴飨之礼中，祭祀之牲的宰杀与进献具有严格的礼仪规范。在古汉语中，“解”多与“体”“理”搭配，“体解”“理解”都是整齐有序的切割方式，这一秩序性内涵与礼仪传统密不可分，“礼，体也。礼，理也”正是对“礼”最常见的声训方式。耐人寻味的是，“解”的礼仪特点在庖丁解牛中毫无迹象，而是由礼制规范转为游刃有余。由此可见，“解牛”中蕴含着逍遥对礼乐的超越，这是理解《庄子》的核心视域。二则，“牛”不仅是牲畜，更有“物”的象征意蕴。牛为大牲，故可象征万物，《说文》：“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件”“半”等表示事物单位之字亦从牛。因此，“解牛”中还蕴含着对依“天理”以把握万物的思考，道物关系也构成了解读《庄子》的重要视域。要之，自训诂以见语境，依语境以显视域，通过语义的深入分析把握语境的核心特点与隐含信息，立足语言的公共性彰显经典义理的阐释视域，这是“训诂通义理”的进一步拓展。

（三）训诂学与经典义理的主旨厘定

“训诂通义理”不仅是个体的训诂阐释，更通过一系列关键概念、语词的深入考证，以“文本结构性”的训诂方式参与经典主旨的探讨。训诂学想要避免微观零散之弊，必须建立起对文本结构的清晰自觉，充分发挥“文本结点”的枢纽性阐释意义。以《中庸》为例，其阐释传统分为“性命之学”与“礼乐之学”两大系统，前者以《中庸》为儒门“心法”，后者以《中庸》为“释礼之书”。如何在两种传统的张力中把握它的思想主旨？在《中庸》文本中，“穆”“中”“谛”分别是关于天道、人性与礼乐的关键词，通过训诂把握其语义特点与思想关联，是通向《中庸》的思想结构与义理主旨的重要途径。

首先，“穆”是理解《中庸》天道观的关键词。《中庸》：“《诗》云：‘维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历代注疏多重“不已”，于“穆”字并未深究。“穆”甲骨文作

，金文作

，取象于禾颖之形，故有隐微之义；其后增添表示文饰美观的“彡”，故有美盛有序之义。天道之“穆”统摄了“隐微”与“有序”的双重含义，隐微深远之道体生生不已，最终形成了天地万物之间的和谐秩序，亦即天道的“生生之和”。其次，“中”是理解《中庸》人性论的关键词。据“天命之谓性”的思想，人性的“未发之中”源自天命，亦即《左传》中“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之义。《说文》：“中，和也”，《中庸》以中言性，将天道的“生生之和”阐释为人性的“内在之和”，认为人独得于天命的本质在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内在的有序性。在性情论的儒学视域中，人性不离于喜怒哀乐又绝非喜怒哀乐，而是其潜藏而协调的本源性依据。天道之“穆”与人性之“中”皆有和谐有序的词义内涵，这与礼乐文明密不可分。自天命而言，“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毛传》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无极，而美周之礼也。”足见其与周礼的内在关联。自人性而言，“中”“和”更与礼乐之道密切相关。《礼记·仲尼燕居》：“夫礼，所以制中也。”《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皆为其证。最后，《中庸》天道、人性与礼乐的结构性关联，亦体现在“禘”的训诂之中。作为宗庙祭祀的重要典礼，禘祭是对天人秩序与人伦秩序的整合，故为治国平天下之要道。《说文》：“禘，谛祭也。谛，审也”，它意味着一种清晰明辨的状态，蕴含着和谐有序的礼乐精神。要之，“穆—中—谛”的语义特点内在相通，构成了《中庸》义理的结构性线索。子思对天道、人性与礼乐进行了贯通性阐发，天道的规律在于“生生之和”，人性的特点在于“内在之和”，二者基于和谐有序的义理统一为礼乐文明建立起坚实的哲学基础，回应了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时代危机。可以说，这种对“性命”与“礼乐”的统一，正是《中庸》义理的主旨所在。

（四）训诂学与经典义理的训诂阐释史

“训诂通义理”立足阐释的确定性与开放性的统一，通过语言和思想之间的动态互证把握二者之间更完整的历史脉络。乾嘉学者认为训诂和义理具有“登阶循等”的单线关系，钱锺书等学者则提出“阐释之循环”的观点，认为语言和思想之间不是单向证明，而是回环互证，不仅可以通过训诂把握思想，经典义理亦制约着训诂说解。我们认为，语言和思想的互证之环始终处在运动之中，语言有嬗变，思想有发展，它们既互相制约、彼此框定，又不断在训诂新解与义理新诠的交相推进中迸发出创造性的激湍。只有把握二者之间相挟而变的历史规律，建立动态互证的研究视角，既溯源探本，不断追寻经典思想的真实面貌，又沿波讨源，全面理解经典阐释的发展轨迹，才能通向完整的经典世界。动态互证意味着阐释的确定性与开放性的统一，确定性是“训诂通义理”的起点，开放性是“训诂通义理”的过程，二者之间不是否定与解构的关系，而是要将原意性阐释与创造性阐释纳入整体性的历史脉络之中。具体而言，现代训诂学在清晰的历史观念的基础上，可以拓展出“训诂阐释史”的研究视角。它是经典中核心概念范畴的语义解释史，立足对纷纭聚讼的经文训诂的描写、分析与判断，在语言与思想的互证中理解训诂背后的阐释机制与思想史发展。以《大学》“格物致知”为例，从两汉到清代共有近六十种不同的训诂释义。面对这一丰富的学术传统，仅从义理阐释的角度加以理解，会出现“无所不可”的主观化倾向；当一切阐释都获得了义理体系与特定视域中的合理性，也就无法辨别公共阐释与强制阐释、原意性阐释与创造性阐释的区别，从而落入了阐释的任意与虚无。如果仅从训诂标准出发，又会出现“非此即彼”的实证主义倾向。如章太炎批评朱熹：“在朱文公原以‘格’可训为‘来’，‘来’可训为‘至’，‘至’可训为‘极’，‘极’可训为‘穷’，就把‘格物’训‘穷物’。可是训‘格’为‘来’是有理，辗转训‘格’为‘穷’，就是笑话了。”自训诂原理而言，朱子之说确有不辨义训、辗转为训之弊，但仅凭语理便将其贬为“笑话”，又不免陷入了训诂的傲慢。训诂阐释史的提出是对这两方面弊端的克服，在训诂与义理的辩证统一中，为理解历史提供准确的语言坐标与动态的阐释脉络。

对“格物致知”而言，这体现为四个层面的考察：其一，歧解描写。汇集汉代以来的注疏、讲义、语录、文集、笔记中对“格物致知”的训诂说解，以词义训释为基本单位对训诂歧解加以描写。其二，训诂分析。运用现代训诂学的原理，对“格物致知”的历代训诂进行分析，从训诂原理、考证逻辑、语料使用等角度判断得失。其三，阐释解读。在训诂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郑玄、李翱、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刘宗周、颜元等思想家的义理体系与文化关切，解读不同训诂释义背后的义理依据与阐释理路。其四，历史展现。在训诂与义理的贯通中，对“格物致知”训诂阐释背后的天人感应论、政教论、道德论、理气论、心性论、知识论等视域进行判摄，通过阐释视域的演变“自小见大”地展现儒家思想的历史脉络，由训诂阐释史走向思想史和哲学史。值得注意的是，训诂阐释史与中国哲学的范畴研究具有先天渊源，只有经典文本中的“天、道、理、元、仁、义、心、性”等核心范畴，以及“克己复礼”“必也正名”“格物致知”“道法自然”等重要命题，才能不断引发训诂新解与思想争鸣，从而形成训诂阐释的历史脉络。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是在训诂与阐释的历史过程中得以形成的，但哲学范畴的研究对训诂学的吸收尚不充分。一方面，范畴研究强调以约定俗成的“通义”为主，不进行字源学的探索。立足通义固能避免“以古律今”之弊，但也放弃了对汉语言文字源流演变的深入考察，难以把握范畴背后深层次的意义信息。一方面，范畴研究对训诂阐释的分析亦稍嫌笼统，如张岱年在对“格物致知”的论述中指出，“郑玄释格为来，程朱释格为至，王守仁训格为正，颜元训格为搏斗，皆有训诂的依据。……但‘格’字的这些训释，对于《大学》所谓格物之格，从《大学》的上下文来看，似乎都不切当”。虽已涉及训诂的评判理解，但尚不能做出科学的说明。因此，将训诂阐释史的视角与方法引入范畴研究，实能推动这一领域的不断深入。

（五）训诂学与经典义理的意象探求

“训诂通义理”通过发掘汉语言文字意象性的语义内核，深入把握经典文本中隐微的义理内涵。汉语词源学是训诂学的前沿领域，通过词源系联进入汉语的意义网络，在网络中理解具有本源性与核心性的词源意义。词源意义是汉语造词的命名理据，王宁、黄易青揭示了它的意象性特点，其实质是先民在事物命名之际，理解并选取了事物的形象特征作为词汇的命名理据。对义理研究而言，“象”是理解中国哲学的独特视角。王树人认为“象思维”是中国文化中最具特点的、核心性的思维形式，赵汀阳把意象作为中国文明的“最小存在模型”。在“象”的探求中，基于汉语言文字的意象发掘具有重要意义——语言文字产生于范畴之先，深刻塑造了汉民族的思维方式，这是哲学思考的温床。无论词源意象还是汉字意象，都在语文世界的追本溯源中指向了中国哲学的思维特点与生成规律，为“汉语哲学”的探索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让“训诂通义理”由概念范畴走向更为深入的哲学思维层面。

首先，运用词源学方法探求词源意象，能够开启经典阐释的新视角，深入把握中国哲学“据象明义”的思维特点。以老庄中的“真”为例，“真”与瞋、填、窴、阗、嗔、鬒等同源，具有充实饱满的意象。《老子》之“真”指大道的精华充实饱满，《庄子》之“真人”指以道充实其身心之人，与“真人”相应的“真知”则是让各种感觉、知觉统合为一，从而达到对大道的整全、浑融的体认。在词源意象的视角下，道家之“真”超越了真假对立，指向了对生命完整性的哲学思考。意象性是老庄哲学鲜明的思维特征与语言风格，也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特点，具有广阔的探索空间。

其次，词源意象的发掘为中国哲学的源流考察提供了新线索，从语言源头重新思考中国哲学“由象及理”的生成规律。“真”与“诚”分别是《庄子》《中庸》的核心概念，《孟子》亦有“充实之谓美”的重要命题。在词源学的考察中，它们展现出密切的意象关联。“真”有充实饱满的意象；“诚”从成声，有众多要素汇聚而充实之意。成与丁同源，《说文》：“丁，夏时万物皆丁实。”其古文字形体作

，亦为充实饱满之象。真、诚、美皆源自“充实”意象，与农耕社会中对谷物成熟饱满的渴盼密不可分，体现出中华民族基础性的文化心理。共性的意象特点不断延伸为差异性的思想方向，儒道两家由意象的浑融走向了思想的判分——庄子之“真”是去除自我意识与后天知识的自然整全，《中庸》之“诚”是“自性而成”的人之本性的充分实现，孟子之“美”则需要通过学习修养来充实道德主体，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思想理路。作为原发性的思维起点，意象具有意蕴的浑融性与指向的多元性，由此开启了丰富的哲学面向。这种由意象到义理的演变，是中国哲学独具特色的生成规律，为哲学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上述五个方向是“训诂通义理”在现代意义上的新拓展，它涵括了语义、语境、词源、文本结构等不同层面，由经典文本的解读出发深入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与思维特点。自经典阐释而言，它指向了阐释的确定性、视域性、结构性、历史性与本源性，既立足语言文字的系统性奠定阐释的客观性基础，又在“语言—思想”的动态关联中贯穿阐释的开放性全程，更通过语言文字的深入发掘让阐释呈现中国文化的思维特质。这是训诂学在经典阐释中的全面应用，体现出训诂学与中国哲学的双重问题意识。正如德国语文学家施莱格尔所言：“语文学家应该如一位语文学家一样地做哲学式的研究，而哲学家应该把哲学也应用于语文学。” 训诂学需要具有哲学的问题意识，让语文考证在人文世界中获得深刻的文化意义；中国哲学也要把义理思考建立在语言文字的实证之上，避免缺乏根柢的玄思与空想。

四、返本开新：中国训诂学与阐释学的再度结合

“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通过对汉语言文字意义世界的深入考察，推动着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这一路径的重新开启，合乎中国训诂学“正—反—合”的历史逻辑。首先，训诂学自先秦以来形成了“训诂通义理”的悠久传统，在乾嘉之学达到了历史高峰，这是“正题”。其次，在乾嘉学者对“训诂通义理”的绝对化推重中，潜藏着二者趋于解体的内在动因。在汉宋门户影响下，清代小学中的训诂与义理不断割裂；这一态势在训诂学“语言学化”的现代转型中愈演愈烈，让它与中国哲学走向了彻底的学科分化，这是“反题”。最后，20世纪以来的训诂学研究克服了自身的历史流弊，积淀了深入汉语意义世界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取得了辉煌的现代成绩；这为它由学科化走向跨学科化、重新开启“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奠定了新的基础。只有全面吸收现代训诂学的研究成果，才能克服这条道路在历史上所遇到的障碍与挫折，这是“合题”。

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训诂通义理”作为训诂学的“旧质”从未终结，而是在其历史传统与现代发展的扬弃中不断呈现出新的学术内涵。自“训诂”而言，这意味着由传统小学到现代训诂学的跨越。无论训诂原理的判断与检验、基于语言文字系统的训诂确定性、“语义—语境”的框定与开显、“语言—思想”的历史互证还是词源意象的深入发掘，都源自训诂学“语言学化”中的理论突破与实践积累。只有立足训诂学的现代高度，才能弥补缺陷、回应批评，为“训诂通义理”奠定更坚实的学术基础。自“义理”而言，这指向了中国哲学自主建设的未来方向。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深受西方哲学“反向格义”的影响，如何立足中国哲学自身的文化基因、思维特点与话语体系，探寻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华文化复兴中的核心命题。对这一道路的探寻，需要深入汉语汉字的意义深处——语言文字是中国文化的基因，其中孕育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与话语形态。近年来，汉语哲学成为中国哲学重要的突破方向，它“意在揭示作为一种生活世界的‘汉语世界’之思想特质，重视基于汉语思维特征的言说方式，强调基于汉语世界的本源性思想来回应现代世界的挑战”。汉语的特点在于语义的丰富与深邃，这就更需要将训诂学作为通往汉语意义世界的舟楫。只有坚持“义理”的独立方向，才能立足汉语，自立吾理，让“训诂通义理”获得更高远的学术境界。

自“通”而言，这更意味着中国训诂学由学科化到跨学科化的发展方向。如果说，现代训诂学的历史任务是摆脱经学附庸，让训诂学在语言学体系中找到学科定位的话，“训诂通义理”的新开启则是要打破学科畛域，在跨学科碰撞中获得更丰沛的生命力。作为一门独立的语言学科，训诂学可以和不同学科进行对话，最重要的对话者当属中国阐释学。在训诂学视域中，这是由它的历史底蕴所决定的。训诂学具有先天的阐释学属性，在它诞生之初便指向了对各类经典文献的注解与阐发，现代训诂学的理论成果完全可以转化为阐释的原理、方法与实践。在现代语言哲学的视域中，海德格尔将语言由传统的工具论提升为存在的基本视域，强调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与之相应的是，他对存在问题的追问总是以对古希腊语词的重释为前提而展开的，这使字源、词源的训诂解释成了哲学与阐释学的本源性起点，为我们理解训诂与阐释的关系带来了重要启发。可以说，训诂学与阐释学的结合意味着它的“返本开新”，用现代学术的全新气象再度唤醒“训诂通义理”的悠久传统。在这一方向上，训诂不仅通向义理，而且训诂本身就是义理；训诂学并不外在于阐释学，而是最具奠基意义的阐释学。

需要强调的是，训诂学与阐释学的结合并非易事。20世纪90年代以来，汤一介、周光庆等学者已在倡导二者的结合，并将训诂学界定为“中国经典诠释学”，但这一尝试尚停留在理念层面，并未实现学理与实践上的实质性突破。这一现象是值得深思的。自训诂学而言，研究者将“语言学化”与“阐释学化”作为训诂学现代发展的不同道路，未能把握二者之间历史性的矛盾统一，也就难以全面吸收训诂学的现代成就以取得理论与实践上的充分推进。自阐释学而言，在“西方本位”的影响下，研究者聚焦于哲学阐释学的“真理观”与“存在观”，过于强调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作者的去主体化和文本阐释的任意性，这又与训诂学的传统方枘圆凿。时移世易，随着中国人文学术的自主发展，中国阐释学在张江等学者的倡导下发生了重要转变，提倡本体论阐释学向方法论阐释学的转型，树立起公共性与确定性的阐释方向，强调训诂学与阐释学的融合并提出了“训诂阐释学”的新的学科方向。这一转型为训诂学与阐释学的再度结合创造了积极的学术条件，也让训诂学突破传统的工具性角色获得了新的可能，由此激发了来自训诂学的回应。对“训诂通义理”而言，这意味着现代训诂学重新开启自身的阐释学方向，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努力。对此，我们需要深入中国训诂学的历史传统，总结训诂学的阐释方向、阐释方法、阐释历史与阐释理念，通过学理和学史的双重考察提炼潜在的阐释理论，推动多元的阐释实践，从而构建起“训诂阐释学”的学术体系。当中国训诂学的历史反思、现代理论与科学方法参与训诂阐释学的理论构建、落实在具体的经典阐释实践之中，训诂也就更深刻地“通”向了义理的世界。可以说，只有在中国学术的自主道路上，训诂学和阐释学才能实现二者的双向奔赴。

“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已然开启，它贯通了中国训诂学的历史、当下与未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不做其他用途，若有侵权，敬请联系，十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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