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0年9月，曾经的“红军第一叛将”龚楚回来了。
在家乡广东韶关乐昌长来镇，他一连给中共中央发去三封信，收信人分别是邓小平、杨尚昆与王震。
彼时的这三人，无一不是中央最核心的领导人，因此信发出去后，龚楚能做的只剩下等待中央的回复与态度。
这段时间，他的内心表现得极为忐忑，因为龚楚深知，鉴于自己之前犯下的错误，他实在不敢去妄加揣测我党之于他的态度是从宽还是驱逐，或者拘禁？
这是他每日每夜辗转反侧在心里无数次拷问自己的问题。
等了一段时间，长来镇政府终于有一个中央的长途电话挂来，是找龚楚的。
龚楚激动地接过电话，他做梦没想到，电话那头竟是邓小平，曾经自己最亲密的战友。
尽管历经半个多世纪，龚楚还是第一时间听出了邓小平的声音。
电话里，邓小平的态度远远出乎了龚楚的预料，问到了他的身体，问到了他今后的打算，唯独刻意没有谈过去。
在两人良久的交谈中，气氛祥和而静谧，邓小平没有半点兴师问罪的意思，只是像位老朋友一样轻轻地与他叙说着一切。
龚楚
交谈中，龚楚再也忍不住，掩面而泣，向邓小平一一地忏悔过往的种种。
最终，电话以两人亲切随和地告别口吻挂断，邓小平还约定两人要保持积极有效的沟通。
此后直到1995年7月龚楚去世，邓小平都保持着挂长途电话给长来镇的习惯。
龚楚何许人也，无需笔者多说。
本篇文章，笔者将区别于之前对人物作传的老生常谈，将通过对龚楚人生三大阶段的进行描述，为大家揭露曾经“红军第一叛将”最真实的心理历程。
对龚楚一生的阅历，笔者大致将其分为三大阶段。
革命阶段，叛党阶段与降而复叛之后的隐居阶段。
革命阶段
1901年11月，龚楚生于广东韶关乐昌长来镇。
年轻时代的龚楚，拥有远高于常人的革命觉悟。
1924年至1927年，于我国来说，正是国共两党合作反帝与北伐的大革命时期。
1924年，时年23岁的龚楚，抓住了革命时机，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以其出色的政治觉悟于次年被吸引入党。
此后直到宁汉分裂前，龚楚均担任着我党在乐昌的高级指挥官，不论是指挥工作还是革命表现，均颇受党组织的赞扬与信赖。
1927年，蒋、汪分裂，各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史称“宁汉分裂”。
宁汉分裂后，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径路人皆知，国民革命军开始自发涌现出一批讨蒋军。
1927年5月，北江工农讨逆军1100人从韶关出发，开赴武汉，加入讨蒋阵营，龚楚任该讨逆军总指挥。
7月，龚楚响应党中央号召，把部队拉到了南昌，并参加了后来的“八一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之后，湖南长沙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也蓄势待发，党中央又派龚楚前往长沙，协同毛泽东领导起义工作。
当然，此次赴湘之旅，以被敌人袭击而告吹，龚楚最终未能参加到秋收起义中。
1928年1月的宜章暴动之后，龚楚被党中央委派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的党代表，与朱德、陈毅，一起主持军队的日常工作，正式进入我党的高级指挥员系列。
后来，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成立了红四军，龚楚又任红四军前委常务委员，与朱德、毛泽东，被党中央并称为“红四军前委三人组”。
这段时间的龚楚在革命工作中，表现得极其出色，称得上是我党我军一名出色的高级指挥员，资历很高，威望很高，地位也很高。
据后来陈毅回忆，当时龚楚在工农军中，只敬两样，一是毛泽东，二是党中央，除此之外，目无一切。
历史上，龚楚第一次见到邓小平大概是在1929年5月。
当时，龚楚被党中央委任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隐姓埋名，打入广西省政府办公室任机要秘书，可实际任务却是策反俞作伯与李明瑞，一起参加了后来由邓小平布局策划的“百色起义”。
百色起义后，直接成立了红七军，邓小平任政委，龚楚任参谋长。
邓小平
在这段并肩作战的岁月里，龚楚得以与邓小平有了许多交集，并且相互之间加深了了解。
由于此前龚楚参加过南昌起义与井冈山革命工作，给后来组建红七军带去了大量的先进经验，因此邓小平对他的革命工作能力高度赞赏。
1931年1月，张云逸、邓小平与龚楚，率领红七军尝试挺进韶关乳源梅花墟，建立与江西中央苏区连成一片的革命根据地，最终却以国民党人的2倍来攻而失败，龚楚臀部负伤，转入上海治疗。
8月，龚楚康复，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参加革命领导工作。
抵达中央苏区之后，龚楚历任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长、红十二军参谋长与红七军军长等职，参加了包括赣州战役、水口战役等在内的中央苏区扩大战役。
1934年4月，龚楚被任命为红军总司令部代理参谋长。
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开始进行战略转移，转移前在瑞金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与中央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
这时候，归中央军区下辖指挥的军队有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5个军区和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红二十四师，红十军。
龚楚此时在我军中，已经正式进入高级领导层序列，在全党，全军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5年，中共中央已经转移，此时留在瑞金的是中央苏区分局的同志，面对国民党人的大举围剿，中央命令分局同志必须改变组织与斗争方式，在敌人全面形成包围圈之前，突围出去，并做好在苏区周围进行长期游击战的准备。
同时期，龚楚奉命去湘南组织游击工作，建立并扩张革命根据地。
而当龚楚踏入湘南后，也终于走上了叛党投敌的不归路，开始进入了他一生中的叛党阶段。
叛党阶段
历史上，我党一再强调信仰之于革命工作的重要性。
然而在革命的关键时期，龚楚内心的信仰却不够坚定，因不堪忍受革命的艰难与困窘，逐渐被国民党人的糖衣炮弹与高官厚禄所腐蚀崩塌。
当然事实也证明，龚楚并不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人，更不是一名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战士。
仅仅是反围剿时期的稍遇挫折便已投敌变节，那么让其参加后来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又该如何？
1935年5月，龚楚叛党投敌，在国民党粤军中谋了个剿共总司令的差事，开始帮助国民党，大肆围剿我红军与地方干部，后来彻底暴露后，红军人人恨不能手刃之，称其为“红军第一叛将”。
陈毅
而在叛党初期，龚楚还打起了我党高级领导人的注意，妄图活捉项英、陈毅，向国民党邀功请赏。
1935年10月13日，龚楚煞费苦心自导自演了一出大戏。
当日，龚楚带领30余名粤军，乔装打扮，从广东仁化进入我北山革命组织活动地域。
由于此前龚楚叛逃，无人知其所踪，投敌后国民党对其身份又掩饰地相当到位，因此我党最开始并不知道其已叛党投敌，这也为龚楚佯装逃出生天，返回革命根据地寻找组织，诓骗地方同志创造了条件。
其中北山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就上了他的当被其装入瓮中。
龚楚带人进入北山后，很快为贺敏学所知，贺敏学大喜过望，以为老首长又回来领导革命了，专门派出赣粤边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与之接洽，结果何长林当场被按。
何长林也是个软骨头，龚楚仅对其稍稍恐吓又以利益诱惑，他就作出了变节决定，打算帮助龚楚诱捕项英、陈毅，向国民党邀功。
由于何长林是特委主任，因此他在我党地下联络中，能发挥出极大的能量，鉴于这一点，龚楚煞费苦心地写了一封信，通过何长林的渠道，传交给了项英与陈毅。
在信中，龚楚极力编造了一个多方辗转，终于在北山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的虚假经历，旨在掩饰其过去一段叛党投敌踪迹全无的事实，同时又话锋一转说新的根据地，需要项英、陈毅二人一起过去指导，协同指挥。
由于此前龚楚在我党、我军中的地位极高，加之又曾长期在一起参与革命工作，项英与陈毅接信之初，打死没想到我军这样的高级干部会叛党投敌。
就在项英大喜过望正准备欣然前往时，关键时刻，还是陈毅看出了其中猫腻。
陈毅认为，龚楚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百色起义与井冈山革命工作的老革命，其为人极其自傲，常以老革命自居，在他的眼里，党中央是第一，毛主席是第二，他是第三，除此之外，目空一切。
突然之间这样虚心虔诚，还让他们去“加强领导”，这决然不是自己认识的那个龚楚，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因此不得不防。
因此，陈毅建议先观望观望，见机而行。
果然，见项英、陈毅久久不咬钩，龚楚开始变得躁动起来。
他很担心项英、陈毅识破了自己的诡计，引人来攻，因此当晚就急不可耐地对北山根据地的同志发起了围剿，一手酿制了震惊全党全军的“北山事件”，50多名同志，壮烈牺牲。
1935年10月20日，龚楚又收到秘密线报，开始率人“抄剿”项英、陈毅的驻地。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遇到了红军侦察员吴少华。
关键时刻，吴少华不顾安危打出一枪，引起了哨兵警觉，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人才趁着部队与敌交战时及时转移。
后来，龚楚又引导国民党3个师，多次对我根据地进行袭扰围剿。
当然，功是功，过是过，龚楚在抗日战争期间，对国家和民族，还是有过贡献的。
抗日战争期间，龚楚任第七战区第一纵队抗日游击司令，在从化木壳岭与日军多次激战，并最终得以保卫了韶关。
抗战结束后，龚楚回到家乡工作，历任国民党广东省参议会议员，广州行辕少将高参与韶关仁化县长。
1949年5月，龚楚任广东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解放韶关北江，龚楚率部逃遁山林。
在露宿山林打游击的一个多月，龚楚很快又忍不住艰难与困苦，再度改弦易辙，向我党投降。
讽刺的是，此时负责招降其的解放军部队，正是其昔日手下林彪所部。
林彪时年已经做到了四野司令员的位置，号百万雄狮，而龚楚叛党投敌，作到底也仅是个地方保安司令，因此被俘时的龚楚可谓是面红耳赤，羞愧难当。
林彪
当时，我党有优待俘虏的政策，因此尽管之前其做出了叛党投敌之事，又对我党有血债在身，我党仍旧对其网开一面，暂未追究。
然而越是不追究，龚楚的内心越是惶惶不可终日。
他认为我党之所以不追究其责任，完全是因为其之于我党，尚有价值，一旦价值用尽，则势必兔死狗烹，结局凄惨。
而龚楚认为的这份价值，正是后来的解放海南岛。
1949年12月，人民解放军准备解放海南岛。
当时驻守海南岛的是薛岳。
薛岳在国民党中，乃至放眼全国，俱是上将之才，因此我党估计，与这样的对手较量，势必是一场血仗。
而两军较量，最终苦的还是士兵与地方百姓。
《孙子兵法》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因此，我军为了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与损失，有意招降薛岳，令其起义。
而招降的关键，正是龚楚。
因为龚楚不仅与薛岳是韶关乐昌同乡，据说两人私下里也常有联系，因此通过龚楚的关系，招降薛岳，自然而然成为我党积极考虑之事。
当时，让龚楚去招降薛岳，叶剑英是向中央军委请示过的，然而龚楚却在转道香港时，突然背信弃义，放弃南下海南，撂挑子不干了。
鉴于当时形势，龚楚作出滞留香港的最终决定，笔者认为大概作了以下考虑：
一、凭借薛岳的为人，他不敢打包票招降成功。那么一旦招降不成功，自己既在国民党那里挂了号，回去后我党也不见得会缅慰其劳。
二、招降不论成不成功，他都不认为凭借自己之前的恶劣行径，我党会网开一面。在他的回忆录中，他也说自己错误地认为“回去后绝不会有好果子吃！”
降而复叛之后的隐居阶段
龚楚人生中的第三阶段，是在香港度过。
在这段时期，龚楚对国共两党的认识无比清晰，他早已看出国民党大势已去，绝无可能东山再起。
因此，当蒋介石找到其命其在香港秘密收编残部组成“反共救国军”，以配合伺机反攻大陆时，龚楚当面答应，背后却是一笑置之，与蒋介石打起了太极。
此后，龚楚便在香港隐居了近40年，直到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
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落叶归根始终是埋在了血液里的。
晚年的龚楚，越发开始思念自己的故乡。
他想要回到自己阔别近40年的家乡落叶归根，而不是客死他乡。
并且这份乡土情结，达到了无法遏止的地步。
1990年9月13日，龚楚在征得相关部门的同意下，终于与妻子踏上了回国的渡轮。
渡轮周转深圳，再乘火车抵达韶关。
那么龚楚此次返乡之旅，有没有遭到我国的阻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