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1年底,朝鲜战场上,难得骂人的彭德怀,一口气爆了几次粗口,大骂不法资本家“利欲熏天,丧尽天良”!
上一回骂人还是梁兴初贻误战机,这一次并不是因为战术上的问题,而是药品出了问题。
当时很多负伤的志愿军战士,在用完药物后,反倒出现相继死亡的情况。
经过医生仔细检查,才发现,很多药物完全不合格,急救包里塞的全是带菌的烂棉花,青霉素全是用自来水勾兑的,因为伤口得不到及时处理,大量志愿军战士因伤口发炎、溃烂等情况久治不愈,最终被无情的夺走生命。
据统计,因为这次药物有问题,有一万多志愿军因此加重伤亡,原本不该牺牲的士兵牺牲了。
见这一幕,也难怪彭德怀发怒。
在志愿军入朝参战初期,关于后勤方面,问题频出。
有的不法商家用废胶、次等胶制成胶鞋,结果穿一次就断底;
有的铁镐刨地一次就断裂;
铁锨更是用油桶皮制成,一碰地面就卷刃;
食品方面也如出一辙,罐头里掺的是臭牛肉、腐烂的猪肉;
用发了霉的面粉做饼干,坏鸡蛋做蛋粉,咸菜里面掺沙子。
这些成品最后以高价出售给志愿军,让在前线打仗的士兵有苦难言。
这些东西出问题,会影响部队作战,但并无性命之忧,而且很快得到改善并解决。
然而这次的药品事件,彭德怀实在难以容忍。
事件逐一上报,传至中央。
聂荣臻将带菌棉花急救包,以及假的消炎药放到毛主席面前,毛主席表情极为严肃:该杀!随后立刻派人查出是谁在背后操作?
沿着志愿军购买药品的记录,一位药商的名字浮出水面。
二、
此人名叫王康年(记住这个人神共愤的名字)。
1951年11月,志愿军因药物紧缺,相关后勤人员前去上海采购药物。
几人走进一家店面,名为“大康西药房”。后勤人员说明缘由,还特意叮嘱急需一批药物,尤其是消治龙药粉、消发灭定药粉、氯儆素等消炎特效药。
战争时期,这几类药物属于是供不应求的,加上被限制进口,所以一般的药房是没有这几类药物的。
显然,大康西药房也没有,可王康年不顾店员的提醒,依旧答应志愿军后勤人员,说自己已经联系进口,很快便会将药物送过去。
后勤人员留下3亿元定金,双方定好交货时间为12月11日。
可等到交货时,王康年还缺少一大半,店员急了,这可是志愿军的救命药,他们纷纷找到王康年说:“志愿军抗美援朝,在前线流血牺牲,保护我们的生命和财产,我们如今却拿了人家钱不给配药,还有良心吗?”
结果这货却说:“朝鲜路途遥远,没关系的,我拿得稳。”
事实上,他后来确实把药物送去了,但大部分是假药。
既然找到假药的来源,就必须彻查这个人以及这件事。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货也算是商业界的“奇才”。
王康年,1924年出生于杭州,17岁便考进上海大亚电台,当了一名电台报告员。
王康年每天都要播报商品行情或者商品广告,可能是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让他了解到许多通往财富的“捷径”。
于是他决定开一家店面,在岳父的赞助下,租了一间房屋,做的是小百货掮客生意,其实就相当于如今的中介,赚的是卖家与买家的钱。
王康年这个人,绝对是有经商头脑的,只是被金钱冲昏了头脑。
这些年,战争不断,狼烟四起,无论是百姓还是军人,都会受伤,所以药品销量一直飙升,背后的利润肯定不少。
所以,他将目光投向药品行业,做就做吧,好好做也不吃亏,况且国家也支持。
店铺是有,但是进药需要大笔资金,王康年没有多少积蓄,所以干脆玩起了“空手套白狼”的招数。
他将开的“大康西药房”搬到汉口路,就这样啥都没有就开张了。
当客人进来后,他早已有对策,说现在药品紧缺,一时拿不到,需要订购,要等一段时间,但是顾客得先交定金。
典型的套取顾客现金属于是,一开始顾客还能信,久而久之,王康年的把戏早已被人洞穿,没多久便负债累累,还被这些顾客告上了法庭。
这些状告他的客户都是有名有姓的,在原国民党上海地方法院档案都有记录。
1949年5月3日,江苏严广骏一纸状书,只是石沉大海了,因为当时距离上海解放不足一月,国民党官员哪里还有心思处理这破事。
从图片上记录的药物来看,确实不少,这些都是寄存在大康西药房的,按理说,人家拿着单子来取药,王康年理应归还。
结果他却避而不见,说大康西药房已经宣布破产关门,药物也委托律师清理掉了。
警方也曾帮助原告严广骏找人,只是王康年刻意隐藏。
这类事件层出不穷,所以王康年当时名声早已烂大街,《解放日报》为了让大家有所警惕,特意刊报:“大康西药房是没有资本的。”
王康年确实没有骗严广骏,大康西药房因为资金亏空,确实倒闭了。
但是没多久,《解放日报》又刊报提醒大家:“大康西药房已经于解放前投机失败,宣布破产,解放后负债开业,完全是靠国家政府支持的。”
负债开业?这又是怎么回事?
政府也是万万没想到,支持他负债开业,竟最终酿成大祸,致一万多名志愿军命丧他手。
三、
原来,在上海解放后,陈毅接手,为了能恢复上海战乱后的经济,各行各业,政府一律支持。
同时,国家也采取利用、限制以及改造等政策,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形式,扩大、促进经济发展。
这其中就有王康年已经倒闭的“大康西药房”。
在政府的调解下,王康年欠严广骏的那些药物,最终转换成债务,以政府做担保,负债经营。
此时的王康年,对政府不说三跪九叩,至少也是感恩戴德啊。确实,王康年见政府如此栽培自己,也竭尽全力配合政府各个部门,不仅运营药房,还屡屡参加政府活动。
因为表现出色,被举荐当上了肃反委员会副主任。
但这一切,并不是他发自肺腑的感恩,而是另有图谋。
毕竟在政府的支持下,他的大康西药房蒸蒸日上。
据统计,1951年,大康西药房的营业总额为350亿元,其中跟国家政府机构以及国营企业成交的营业额高达280多亿,他的这些营业额,政府机关便占据80%。
可以说,关于药业,政府那边的资源基本上给他了。
两三年的时间,从负债2亿元开业,到350亿元的销售总额,不仅还清了债务,还过上了人人羡慕的日子。
王康年表面工作做得也很足,特意制定了一套列宁装,发给全体员工,这样的面貌,不正是当时政府需要看到的吗?
对国家来说,如果王康年不利欲熏心,这绝对属于是政府扶持企业运营、促进经济发展的成功案例,肯定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狗改不了吃粑粑,王康年投机取巧的性格始终没有改变,在尝到甜头后,他的胆子越发的大。
志愿军后勤人员在采购药物时,王康年有一句话确实没骗人,那就是已经在进口药物了。
当时他联系香港商人李世明做代购,从广州运到上海,到时候与金城沪行一同提货。结果王康年私自将这些药物提走,属于是两头通吃。
之后,金城沪行负责人与王康年也有沟通,也并不知道他后来也骗取了志愿军的购药款。
沟通一段时间后,王康年索性玩起了失踪,金城沪行负责人只能将这件事上报公安。
同一时间,王康年底下的职工也看不下去了,便纷纷写信检举,称王康年是黑心商人,奸商,连志愿军的药品都作假,侵吞人家的购药款,天理难容。
其中有职工直接将细节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