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多爱酒，惟有饮者留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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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酒之人多矣，而文人尤爱之，兴以酒发，诗以酒彰。

酒诞生于何时其说不一。古有杜康造酒之说。汉以前虽有饮酒，但酒风不昌，至三国魏晋南北朝，饮酒之风日渐炽烈。曹氏父子，建安诗人，竹林七贤皆嗜酒之人，酒风之盛，当自此而始。历史上嗜酒之人多为仕宦、文人。一则酒乃奢侈之物，非生活所必需，且酿酒耗费不菲，非一般人所能承受；二则酒乃助兴之物，非闲暇儒雅之士难有以酒为兴的雅趣，且饮酒误事，勤于实务之人或因酒而废事，因而朝廷常有禁酒令限酒令。上古之世，饮酒远非今日普及，仅存于特殊阶层之间，可知矣。

仕宦、文人具备嗜酒的必要条件，文人与酒的不解之缘由此而生焉。《后汉书.孔融传》云：“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孔融不仅好饮酒，还诘难曹操限酒令，以致因嗜酒而丧命。魏晋时期文士普遍饮酒，或借酒浇愁，或以酒买醉以显风雅，名流贤士个个嗜酒，而又各有其道。《世说新语 任诞篇》云：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畅饮清谈，相得甚欢，世称“竹林七贤”。嵇康和刘伶尤为典型。

嵇康是藉酒装疯，逃避政治迫害，酒是解愁化忧，麻醉精神的工具，更是抵挡司马氏集团纠缠的挡箭牌，如《酒会诗》：“乐哉苑中游，周览无穷已。百卉吐芳华，崇台邈高跱。林木纷交错，玄池戏鲂鲤。轻丸毙翔禽，纤纶出鳣鲔。坐中发美赞，异气同音轨。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

刘伶则是个地地道道的酒鬼酒徒。《世说新语.任诞篇》言：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刘伶每出行，命人荷锄随之，曰：哪里醉死哪里埋！

晋人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以避难而已。以酒助兴，寄情山水清音，泼墨挥毫，聊以自慰。此一传统代代延续，文士鲜有人尽其才用者，怀才不遇是为常态，酒就成了一种媒介。饮酒赋诗，买醉浇愁，存风雅兴风骚藉狂恃傲以显名士风流。

魏晋风骨藉酒已存，盛唐风雅因酒而彰。“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斗酒诗百篇，诗与酒已然一体莫辨了。举杯邀明月之孤独，抽刀断水的无奈，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怅惘，抑或呼童烹鸡酌白酒的兴奋，诗人情怀莫不系之于酒。

自古名士多爱酒。陶渊明以酒为乐，“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二十首之十四）。杜甫，“潦倒新停浊酒杯”；白居易时而“把酒思闲事，春愁谁最深” ，时而“酒后高歌且放狂，门前闲事莫思量”；苏东坡“把酒问青天”；李清照“浓睡不消残酒”；老舍“有客同心当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半老无官诚快事，文章为命酒为魂”……古往今来，文士之于酒“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爱酒之人多矣，而文人尤爱之，兴以酒发，诗以酒彰。嗜酒之人未必一定文士，文士也未必一定喜欢饮酒。酒乃性情之物，助兴而已。古之文人虽多饮酒，以酒为诗，吟咏不辍，其与嗜酒之人实无二致，性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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