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企女高管离奇死亡,“惨不忍睹”的现场却隐藏着全部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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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女高管被杀案

外企女高管离奇死亡,凶案现场惊现血脚印,是谁在黑暗中谋划布局?

小12岁的男友身处案发现场,是巧合还是另有蹊跷?

表现诡异的哥哥凶案现场做出惊人举动到底原因为何?

手表、高额现金、大量酒瓶、诡异的青铜维纳斯像.....

刑警老刘、法医老冯亲述刑侦过程,披露惊悚案发细节,案情扑朔迷离!

萨苏探案之《单身女高管被杀案》马上带你置身刑警、法医专业视角,感受真实破案现场,揭穿命案背后的人性秘密。

1.血脚印

冠状病毒肆虐,但生活还得继续。

感谢互联网时代和电子支付,在家里我们依然可以工作,一如日月星辰依旧升升落落。

不过,对疫情的关注肯定是第一位的。

前两天,有朋友跟我提到这次的冠状病毒属于RNA类型,单链在复制时没有纠错机制,所以不稳定,有可能在未来“慢性自杀”。

无论这个观点是否正确,足以引起老萨对病毒学粗浅的兴趣,但却无处求证。

电话里和雪松谈起这个观点,他应口答道,我们这儿的老冯应该是研究这个的专家。

雪松是干了四十年的老刑警,从外勤到探长,到刑警队长破案是一把好手,老冯是他手下的法医一把,两人合作珠联璧合……可他们的专业和病毒风马牛不相及啊。

大概是听出了我的疑虑,雪松说这有什么,我们这儿的法医那不是吹的,有的比东来顺还会切羊肉片,有的按摩一个钟头收费八百,没办法,工作需要啊,懂RNA算什么?

是DNA吧?我犹豫半晌,觉得法医做DNA鉴定应该是在行的,也许雪松弄错了。

没错,就是RNA。雪松很肯定地说。

那你分得清DNA和RNA的区别吗?

算了,雪松是探长出身,他的能耐在分析线索,和人打交道,在法医这种专业领域,他就是一个棒槌。

一个电话打给老冯,对面沉默半晌,问我:谁说我是RNA专家的?

雪松……

你信他?老刘在我们这行他就是一棒槌!

瞧,我们的观点怎么就这么一致呢?

骂过雪松棒槌,老冯说起正经的。

法医鉴定里面,RNA也算是一个有价值的领域,但应用比DNA要窄得多,主要是利用它判断一个作案时间,死亡时间什么的,至于讨论RNA在病毒传播中的作用利弊,那可就不是老冯能说的了。

他们主要还是做DNA的鉴定,DNA,那还真是有用啊。

听老冯欲言又止的意思,我就知道,这肯定是有什么案子让这位老法医上心了,而且肯定有比较值得骄傲的进展。

那就钩呗,一番花言巧语之后,老冯问我:“二一七案,你还有印象没有?”

“二一七?”我承认自己不大记得了。

“就是那个外企女高管被杀的案子。”老冯提醒我。

“哦,我想起来了……咦,那不是个铁案吗?”

“家属一直在喊冤,后来我发现证物保存挺好的,就用DNA重新作了一回鉴定。”

“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我心中腹诽可是没敢说,老冯从来是个喜欢干吃饱了撑的事儿的家伙。

“你还记得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儿吗?”老冯问。

这么一说,我还真记起来了,这个案子是雪松办的,跟我讲过。

整个的印象……就是乱。

第一个乱的就是雪松,这位刚刚提升的刑警队长竟然是骑着自行车来到的现场。

雪松是在押一个犯人从河北回京的路上,得到通知直接赶赴现场的,那时候他们的车刚进现在的五环。

这个犯人思想有点儿波动,一路上折腾了两三回,先是跟警察较劲,然后是跟自己较劲,把雪松他们弄得疲惫不堪又怒火万丈 -- 你说你一经济犯至于又想袭警又想自杀的吗?

命案如火,尽管已经进了北京,但回局里和去现场是两条路,押他回来的一共三个警察,怕他自伤自残,雪松只好让助手和司机带他回局里,为了节省时间自己中途下车,打个出租往现场赶,一来二去就给堵半道上了。

怕耽误事雪松临时征用了旁边一家的自行车骑过去。九十年代中期警车的配备已经相当好了,不过刑警腿儿跑到发案地点的也不是没有,问题是雪松赶到的时候,别的刑警一个没到,守护现场的两个片警忽然看到刑警的老大单枪匹马骑着辆破凤凰车,还穿着便衣跑来破案,都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这也没办法,要堵都堵,老冯他们两车人全给堵在路上了。本来应该是法医和痕迹先上的,这顺序整个颠倒了,可不是个乱?

还有一乱是死者父母前夫都不在北京,尤其是前夫据说与她矛盾甚多,但一梳理才发现俩人已经三年没来往了,那前夫去了法国,案发时间应该正在巴黎的某个酒吧唱堂会呢,反正肯定没本事飞过来越洋杀人。

唯一到现场的是死者的哥哥,一典型老实巴交的机关干部,可是脸色煞白,惶恐不安,悲戚倒在其次。

雪松本来以为他是见不得死人的那种人,但是看他总避着自己的目光就觉得不对劲了。

“有作案时间吗?”他悄悄问在场的片警。

“没有,政治学习,在通县呆三天了。”那片警据说长得有点儿像李金斗,可没有李老师的饶舌,答得很干脆。

“那也不对,这里面肯定有问题。”雪松琢磨。

不过办案不能凭经验主义,既然到了,在不影响物证人员的基础上,雪松还是先看一下现场,毕竟凶案刚发生的几个小时对于侦破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最容易找到线索的。

另外,这儿满地都是血脚印,一直延伸到楼道里……

他指着血脚印刚要问查了没,片警旁边一个大男孩似的小伙子“像从游泳池中浮起来透气一样”喘了一口气,指了指自己说:“是我的,我是报案人。”

正说着,还没往里去,楼下一阵警笛 -- 老冯一行闪着警灯,一路长鸣地冲了过来。上楼看到雪松,部下们都有些尴尬。

可不是,这市内的比从保定赶回来的还来得迟,说不过去啊。

雪松没计较,天大地大案子最大,先查案子。

发案地点是准市中心区的一座公寓楼的十层,公司给被害人办理租住的单元里。

雪松一来便看了报案情况,死者是一个三十四岁的单身离异女子,上海人,在一家知名外企做高管,下午五点四十报的案。

警察来的时候已经做了初步的检查,证明死者已亡命多时,没有抢救价值,便把她留在了当地,封闭现场并通知上级刑侦部门,也就是雪松那里进行下一步侦破,从程序上说,他们处置得无懈可击。

“现场保存得怎么样?”雪松进门之前问。

俩警察咧了咧嘴,没回答,雪松和老冯顿时大起不祥之感。

2.惨不忍睹的现场

死者的寓所是一个带阳台的套间,这样的公寓租金不菲,但在九十年代很多外企招人并不容易,特别是死者这种高级职员,企业给外地来京工作的职员租房子往往是合同的一部分。

这座高档公寓楼里面除了有一些外宾,便是这样的职业白领较多。可能因为有涉外问题,公寓在楼下设有管理室,以便控制出入人员,这在当时比较少见,只是电子监控和电子门锁之类还没有普及,是通过保安人员进行人工管理的。

死者所在的单元是一室一厅带厨房卫生间,走进大门便可以看到兼作会客室的门厅,那里最醒目的是正中一张桌子,上面立着四个带有肯德基标志的外卖包装袋,都装得胀鼓鼓的,有一袋倒在桌面上。

“这是准备的晚饭?”雪松这样琢磨着,从桌腿中间望过去,便看到了遇害者的遗体。

“现场惨不忍睹。”雪松说。

能让一个老刑警说出“惨不忍睹”这四个字,得是什么样的现场呢?

“先到现场的几个兄弟完全是按照程序操作的,这没有问题,可是那小子最初没找他们报案啊!”雪松咧了咧嘴,说,“他是跟保安报的案,这个保安刚巧又是个刚从外地来这儿上班的,完全没经验,没马上给派出所打电话,他找的是居委会!”

“居委会?”我好像也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是啊,那居委会管片大妈还是个从肉联厂退休的,喜欢张罗事儿,胆儿还特大。”

“胆大不好吗?”

“好啊,可她抱着个死人搞人工呼吸就过分了吧?还带着一帮人咋咋呼呼想往医院抬,也不看看人都硬了,还抢救什么呀?幸好这时候另一个保安给我们打电话报了案。”

现场雪松看到的,就是报案那小伙子的脚印上,一片被各种高跟鞋,老头鞋,懒汉鞋,皮靴踩得狼藉,血印子到处都是的地板,他马上觉得,老冯他们碰上大麻烦了。

原来在老警官的眼里,“惨不忍睹”是这么解释的。

“人呢?”我问。

“人……”雪松叹了口气,“要活着,肯定还挺漂亮的。”

被报案小伙子称为“玫姐”的死者看上去年龄在三十岁左右(后来查明是三十四岁,看来显得更加年轻),仰面向天倒在客厅和卧室之间的房门处,两眼睁着,似乎死不瞑目,面部基本完好,只是烫过的头发上夹着黑红色的血渍。她上身穿一件黑色套头羊绒衫外罩米色西服式外衣,沾有血迹而且略显凌乱,下身盖了一条棉被。

卧室的房门上有一个醒目的血手印是她自己留下的,后来被认为是她在遭到攻击时试图退入卧室并关门的证明。

这个样子太古怪了,雪松猜测死者原始的姿势肯定不是这样的,后来证明果然如此,据说那位大妈和另几个热心人曾试图把她抱出门去,被赶来的民警严令放回了原处,基本按照原来的样子摆回去。

只是在警察一错眼珠的功夫,大妈竟然从床上拿了一床棉被,已经盖在了死者下半身上 -- 据说因为当值的小警察阻止,还被大妈骂了一句臭流氓什么的。

如今,这样威武神圣无所不能趾高气扬八个自信的大妈也越来越不好找了。

“这种事儿常有,尤其是我们法医,”老冯说,“有人潜意识里觉得我们类似于变态 -- 还真以为我们喜欢和尸体打交道啊?

根据报案的小伙子交代,他和“玫姐”是一个办公室的,当天是星期六,那时候北京星期六还是要上班的。

前一天和这一天“玫姐”一直没去上班,她是企业里的高管,顶头上司并不在北京,在办公室的时间比较自由,偶然消失个半天一天的也有,多半是接洽客户去了,“玫姐”在更早的时候的确说过自己星期五会去见客户。

但一连两天不见人,也打不通电话就很罕见,已经有好几个批件等着她回复,连上面的老板也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这就更加有些奇怪。

因为考虑到“玫姐”一个人在北京,小伙子有些不放心,便在下班后去看望她一下,结果一推门,便看到了这样的惨景。

他最初以为“玫姐”是受伤了,但试图扶她起来时一脚踩到了一滩凝固的血水中,吓得心胆皆裂的小伙子扭头就跑,找到保安来帮忙,保安看情形不对,又叫来了居委会的大妈。

按照小伙子的说法,“玫姐”的尸体原来的位置更靠近客厅,下半身的裙子被扯开了……

“你在现场还做过什么?”雪松问他。

“我……还试着打电话报警来着。”小伙子说着指指墙上,“可是电话线被人拽下来了。”

的确,房间里的电话机完好无损,但是墙上的电话线却被人扯了下来。当时中国的手机正在普及当中,还算是稀罕玩意儿,小伙子刚进公司半年,还没有到有这个东西的级别。

不过,这个时代的手机总比这玩意儿先进些了

“然后呢?”

“然后,我敲隔壁的门,想借他们的电话,可是他不给我开门,又敲下一家,敲了好几家都不给我开门。这时候,保安就来了,问我是干什么的。”

保安怎么来的?后来才知道就是被不开门的邻居叫来的。

原来,这一阶段楼道里经常有兜售各种东西的小贩,甚至有人游说信教,弄得居民不堪其扰,所以邻居弄错了小伙子的动机,不但不给他开门,还打电话叫来了保安。

“我其实也正找他们呢,他一看情况,就给居委会打电话,我以为是报警呢,还让他给陈哥去了个电话,陈哥是玫姐在北京唯一的亲戚了。”小伙子说。

陈哥,就是“玫姐”的那个哥哥。

3.青铜维纳斯像

这段简短的对话在进行中,老冯已经在对尸体进行初步检验了。

老冯说他最先注意的也是死者的眼睛,可不像雪松那样还有什么“死不瞑目”的感受,而是“已经中度混浊了,这死了至少二十四小时啦。”

这一点判断十分重要,因为正常情况下,若是死者死亡二十四小时以上,在有暖气的房间应该已经开始腐败了,而此时房间里并没有强烈的异味,与死亡时间不太吻合。

后来他们注意到,这个公寓是当时比较先进的,采用全空调供暖,而这个房间的空调没有开 -- 如今我们又开始觉得全空调供暖燥得慌了,人真是一种不好满足的动物。

大冬天的,没开空调又开着窗户,尸体的腐败便发生得比较缓慢。否则如果人都臭了大妈还那儿做人工呼吸,那就是大妈变态了。

与此同时,还有警察在查看现场痕迹 - 做痕迹的是他们的老搭档,一个叫陈秋红的女警。

“现场都祸害成这样了,还能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吗?”我问。

“当然,而且收获很大。”老冯说。

比如陈秋红很快就找到了一件有价值的东西,在桌子下面有一个纸口袋,经过检查,里面有五万块人民币。

这在九十年代中期,可算是一笔巨款了。

扔着这么一笔巨款不拿,杀人是什么目的呢?情杀还是仇杀的可能性大不大?

根据尸僵,尸斑,粘膜自溶情况等,老冯判断死者遇害时间应该在前一天下午着装的不完整显示她可能遭到过性侵,不过老冯对此并不完全认定,至少拭子取样没有取到相应的物证,但他判断这个女子在遭到攻击时肯定曾拚死抵抗过。

在她的指甲盖下面,找到了皮肤的碎片以及毛发,在皮肤上还可以依稀分辨出血痕。老冯很细心地取下了这些保存起来 ,他敬佩这个面对强暴宁死不屈的女子,把这些她用生命留下的证据用好,是他作为一个法医最好的致敬。

“死因和时间?”雪松问老冯。

“钝器伤,颅骨骨折。颈部有勒痕,体表没有戳刺伤,但有软组织挫伤,不过直接死因还是颅骨骨折,死者头部多处塌陷,很可能是被钝器反复击打头部致死。这是初步判断,详细的需要回到局里进行进一步尸检之后才能知道。”老冯说得谨慎。

听着老冯的说法,雪松开始盯着门厅沙发旁边立的一个青铜的维纳斯像看。这像有六七十公分高,头部顶着一个圆形的托盘,可以充当烟灰缸的功用。

这屋里有淡淡的香烟味,死者的手包里也有烟,却是有品位的女士烟,看来有一半的功用是在社交上。这雕像美轮美奂,显示了死者的文化底蕴和欣赏倾向。

不过雪松看的不是这个,而是这雕像上面有些黑色的印记,那很可能是血迹。只是这东西如果是凶器,怎么还立在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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