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协同共建西部国际金融中心策略研究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定位是要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金融的发展，因为经济发展规律告诉我们，金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经验进一步告诉我们，金融中心是一个重要城市群或经济圈的“标配”。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共建西部金融中心”。2022年12月14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规划联合实施细则》。由此可见，成渝协同共建西部国际金融中心既是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成渝地区金融业发展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本文对成渝协同共建西部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布局与着力点进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成渝金融发展水平概况

成都和重庆作为中国西部的两大国家中心城市，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平台，是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撑。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成都和重庆已经各自逐步成长为西部地区的区域性金融中心乃至国内重要的金融中心。

成渝两地各类金融机构门类较为齐全，金融业务活跃，金融发展水平较高。2021年，重庆和成都的金融业增加值分别为2459.8亿元和2271.6亿元，分别位居全国城市金融业增加值排名第5位和第6位，位居中西部地区第1位和第2位。更为直观的，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金融中心指数（CDI·CFCI）历年排名来看（见表1），成都和重庆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上升显著，分别从2009年第1期的第14位和第21位，跃升到2022年第14期的第6位和第7位（前十位依次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杭州、成都、重庆、南京、天津、武汉）。显然，就中西部来看，目前成都和重庆金融发展水平分别位居中西部地区第1名和第2名，显示出较强的金融综合竞争力。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进一步考察成都和重庆的综合竞争力得分，作为排在第6位的成都和第7位的重庆，综合竞争力得分均为67，而排名前三的上海、北京和深圳的综合竞争力得分分别为312、278和182。这些数值直观地表明，成渝两个区域金融中心与长三角的上海金融中心、京津冀的北京金融中心、珠三角的深圳金融中心相比，金融综合竞争力存在着显著差距。进一步的，从英国智库Z/Yen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共同编制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GFCI）来看，在2022年9月发布的第32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排名中，成都位列全球金融中心排名第34位，而重庆则未能入榜，表明成渝两地在全球金融领域影响力甚弱，金融中心建设任重道远。

总体定位：

顶天立地的西部国际金融中心

应该建设什么样的金融中心，或者说西部国际金融中心的总体定位是什么，这是成渝协同共建西部国际金融中心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从中国金融中心指数（CDI·CFCI）的历年数据可以看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长期占据中国金融中心排名的前四位。上海和北京这两大金融中心分别对应长三角和京津冀，深圳和广州则根植于粤港澳大湾区，这三大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远超成渝地区。2021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的GDP分别为7.4万亿元、27.6万亿元和10.9万亿元。按照2021年的GDP大体估算，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总量只相当于长三角的四分之一，珠三角的三分之二。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建设西部国际金融中心，必须要有符合自身特色的、差异化的定位，必须以坚持错位发展思路和发挥后发优势为抓手，走“顶天”“立地”的发展之路，建设顶天立地的西部国际金融中心。

“立地”的金融中心。“立地”是指西部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必须契合成渝地区的经济特征，确立差异化的、能发挥自身优势的错位发展思路，以求更好地集聚金融资源，更好地服务和引领成渝城市群发展。集聚金融资源是金融中心的基本特征之一，西部国际金融中心同样必须集聚金融资源，但近些年的数据表明，金融资源向领先的金融中心集聚的“马太效应”愈加显著。以当前成渝地区的经济总量和金融资源禀赋，如果任由其自然演进，是难以有突破性吸引力集聚金融资源的，也难以有效追赶上海、北京、深圳等金融中心。那么，西部国际金融中心该如何推进呢？最有效可行的方法无非是立足自身实际，走错位发展之路，也就是建设“立地”的金融中心。成渝地区大农村特征显著，能源和绿色生态资源丰富，如果能在这些领域落地全国性金融改革试点、试验区，或取得全国性商品或要素交易牌照，或引入国际著名交易所分部，以此为抓手必将加速推动西部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

“顶天”的金融中心。“顶天”是指西部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必须把握现代金融发展前沿趋势，在新金融领域特别是金融科技、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等领域作出前瞻性的布局，通过后发优势集聚金融资源，更好地服务和引领成渝城市群发展。毋庸置疑，金融科技是当前金融发展的前沿和热门，从产生之初就占据了技术的制高点，在金融业中自带“高端”标签。成都和重庆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居于我国前列，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对此，金融科技应该成为西部国际金融建设的有力抓手，也包括结合成渝地区的经济特点，积极探索金融科技如何赋能普惠金融、农村金融等领域，或进行相关试点。除了金融科技，还需注意的是，得益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私人财富增速领先全球，财富管理市场已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财富管理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领域，涉及银行、信托、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涵盖银行理财、信托产品、基金、股票、债券、保险等各类投资产品。财富管理应该成为推进西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有力抓手。对此，青岛的经验值得借鉴。青岛在2014年2月成为我国唯一以财富管理为主题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后，发展极为迅速。两年后，即2016年4月，青岛首次入选第1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榜单，成都和重庆则均未入榜；在2022年9月发布的第32期榜单中则位列第36位，同期成都的排名为第34位，重庆则仍未入榜。青岛以财富管理为抓手所取得的成功经验的确值得借鉴，成渝协同推进的西部国际金融中心有没有可能成为第二个财富管理综合改革试验区或新设财富管理相关领域的试验区，值得思考。

布局策略：

错位布局与相生相成

从成渝两地金融发展历程来看，成都和重庆在金融中心建设方面各自秉承不同发展线索和目标定位。重庆金融中心建设的目标定位大致经历了从“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国内重要功能性金融中心”，到“内陆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而成都金融中心建设的目标定位大致经历了从“西部区域金融中心”“西部金融中心”，到向“西部国际金融中心”方向努力的阶段。

由于成渝两地各自秉承不同发展线索和目标定位，所以在实际的金融发展历程中，两地金融发展长期缺乏协同，同质化竞争远大于差异化与互补性合作。当前，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成渝地区协同一体化发展已成为基本要义。金融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金融一体化协同发展是必由之路。成渝两地唯有错位布局、相生相成才是协同共建西部国际金融中心的最佳策略。

为了有力推动西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必须要知道成渝两地在金融领域的优势与不足，特别是要了解各自的比较优势，以便更好地通过错位布局实现成渝两地在金融中心建设中的相生相成。在此，主要通过分析被广泛认同的中国金融中心指数（CDI·CFCI）排名入手。

考虑到近三年的疫情因素，笔者以2019年发布的第11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为分析对象。从第11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的分项排名来看（见表2）。成都在金融产业绩效、法人机构综合实力、资本市场利用水平、基金业发展水平、金融生态环境、金融开放发展水平和金融政策综合支持方面领先于重庆。其中，金融产业绩效、金融政策综合支持和金融生态环境这三项具有显著优势，均居于全国前五的靠前位置，但金融市场规模和金融风险管理水平这两项是成都的明显短板。重庆则在金融机构实力、地方金融机构实力和金融人才集聚能力方面领先于成都。其中，地方金融机构实力和金融人才集聚能力这两项具有显著优势，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五的靠前位置，但金融市场规模、资本市场利用水平、基金业发展水平、金融开放发展水平和金融政策综合支持方面是重庆的显著短板。另外，从分项排名中容易看出，无论是成都还是重庆，金融市场规模、资本市场利用水平、金融风险管理水平和金融开放发展水平等方面都是明显的短板。

总之，成都和重庆的金融发展均有自身较为显著的优势和不足，也存在共同的短板，但从比较优势来看，成都具有相对较好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基础，而重庆具有较好的发展金融机构和要素市场的基础。成都和重庆完全有条件通过错位布局，有侧重地发挥和发展自己的比较优势，实现成渝两地在金融中心建设中的相生相成，并以最有效的方式形成强大的金融综合竞争力。

具体来看，成都和重庆应该在诸如金融科技、财富管理、要素市场（绿色环保、能源、农产品等要素交易所），以及农村金融和普惠金融等领域进行错位布局，建设“顶天立地”的西部国际金融中心。

在金融科技领域，成都相对于重庆具有较好的基础。在2019年9月发布的第26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报告中，金融科技作为体现金融中心城市新兴金融发展的重要领域，首次引入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体系。从排名情况来看，成都排在全球第18位，也是中国大陆除了北上广深之外唯一入榜的城市，表明成都金融科技的发展已具备一定优势，并得到国际金融界的认可。因此，在金融科技领域，西部国际金融中心可以把布局重点放在成都，重庆为副。

在财富管理领域，成都是一座非常有潜力打造财富管理中心的城市。众所周知，财富管理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金融领域，需要以所在城市的金融综合实力为支撑，从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看，近年来，成都的金融综合竞争力一直在重庆之上。成都在财富管理方面的优势与成都在这一领域长期深耕分不开，近年来，成都一直致力于完善高端财富管理金融服务体系，鼓励开展专业化财富管理创新，打造了天府国际基金小镇等项目，成果丰硕。因此，在财富管理领域，西部国际金融中心可以把布局重点放在成都，重庆为副。

在金融资产交易以及能源、绿色环保、农产品等要素市场领域，重庆具有显著优势。目前，重庆共有各类金融资产交易及要素交易所19家，除了拥有具有自身产业特色的航运、石化、摩配等交易所，还成立了土特产、农畜产品、土地、林权、绿色环保，以及金融资产和保险等领域的交易所。其中，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是中国第二个国家级大宗能源商品交易中心，而由原中国保监会批准的中保保险资产登记交易系统公司也落户在重庆。相比于重庆，成都共有各类要素交易所13家且无国家级牌照，和重庆存在显著差距。对于重庆未来的努力方向，地处美国西部内陆的芝加哥的经验值得借鉴。芝加哥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从“低端”农产品金融细分行业开始的。著名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前身为农产品交易所，由一批农产品经销商创建，交易所最初上市的主要商品为黄油、鸡蛋、家禽及其他不耐储藏的农产品；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最初也是仅交易农产品，如玉米、小麦、燕麦和大豆等。另外，在绿色金融领域，芝加哥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成立于2003年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是全球首个基于国际条约并由法律约束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平台，也是北美地区唯一的碳减排交易平台。现在，芝加哥国际金融中心聚集了各类交易所、金融机构和金融衍生品交易公司，是世界金融风险管理之都，芝加哥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经验值得重庆学习。总之，在金融资产交易以及能源、绿色环保、农产品等要素市场领域，西部国际金融中心可以把布局重点放在重庆，成都为副。

在地方金融机构领域，重庆同样具有显著优势。在2019年发布的第11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地方金融机构实力”分项排名中，重庆的“地方金融机构实力”位居全国第二。重庆拥有重庆银行、重庆农商行两家上市银行，拥有西部市值最大的券商——西南证券，拥有重庆信托、中新大东方人寿保险、安诚财产保险等各类本土金融机构，重庆地方金融机构体系比较完整且实力不容小觑。另外，也必须注意到的是，地处西部的成渝地区大农村特征显著，而以重庆银行和重庆农商行等为代表的地方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服务农村金融和普惠金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此，重庆应以农村金融和普惠金融为突破口，通过争取把地方性银行发展为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或争取国家级农村金融、普惠金融试点或试验区在重庆落地，在更好地服务农村金融和普惠金融的同时，实现西部国际金融中心与发达地区金融中心的错位发展，以及与成都的错位布局。总之，基于重庆的比较优势，在地方金融机构发展以及农村金融和普惠金融领域，西部国际金融中心可以把布局重点放在重庆，成都为副。

着力点：无形之手与有为之手

推进西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既要重视市场的“无形之手”，即借助需求引致的模式形成西部国际金融中心；也要重视政府的“有为之手”，即通过供给推动的模式促进西部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成渝所在的西部地区的经济现实决定了成渝地区不具备单纯通过需求引致模式形成西部国际金融中心的能力，因此，成渝地区还需要主动积极争取植入政府力量，即通过供给推动模式助推西部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

实际上，国内外大量关于金融中心建设的成功经验表明，市场力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资源配置往往更为重要。特别是，在一个金融中心开始推进建设之初，政府“有为之手”的重要性更是远大于市场的“无形之手”。因为政府对某一金融中心一定程度的资源倾斜配置，最能反映出政府发展金融中心的魄力和决心，从而给市场一个强烈的示范信号，进而引导市场行为。成渝协同共建西部国际金融中心，必须高度重视相关金融牌照的申请并加快进行相关布局，如向中央申请设立金融试点或试验区，申请设立全国性交易市场或开放市场准入，申请发放全国性金融牌照等。具体来看，可以谋划和申请的试验区及金融牌照包括：一是争取一个或多个全国性试验区落地，包括金融科技试验区、财富管理创新试验区、普惠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二是申请一家或多家全国性交易所牌照。通过对原有要素交易所改制或新设的方式，申请成立多家具有全国性牌照的要素交易所，包括西部商品交易所、西部能源交易所、西部期货交易所。三是申请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牌照，包括通过地方商业银行改制或新设的方式，成渝两地共同出资，成立一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这是对“巧劲”胜过“蛮劲”的最好注解。成渝两地只有提前做好规划，使好“巧劲”，才能使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为之手”相得益彰，以更强大有效的“合力”推进西部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作者：翁舟杰 岳国华，单位：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中国金融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