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主席，他是唯一可以在江青面前翘二郎腿和抽烟的人

说到样板戏，避不开江青，因为她确实参与了样板戏的创作。样板戏不能说部部成功，有些剧目今天已经形同僵尸，但也有某些唱段，几十年后仍然还是经典。

样板戏的经验一个是重视质量，江青总结了五十年代演出失败的教训，以为是质量不够，不能跟老戏抗衡，这是对的。她提出“十年磨一戏”，戏总是要磨的，“萝卜快了不洗泥”，搞不出好戏，公平的说，“磨戏”思想有其正确的一面。

从剧本来说，江青的指示，有些是有道理的，比如在今天耳熟能详、不少人都能哼几句的《沙家浜》“智斗”一场，原来只有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的戏，胡传魁一边呆着去了，江青提出要把胡传魁拉到矛盾里来，展开三个人的心理活动。实践证明这样的改动很成功。

另外，江青把曲艺、地方戏的音乐语言揉入京剧里，是成功的。例如《沙家浜》里的“人一走，茶就凉”，《红灯记》写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符合这个创作思路。几十年过去了，这些话流传至今，并成为经典的俗语，已经证明了它们的生命力。

江青是演员出身，对艺术的感觉是好的，有专业眼光。1938年七七抗战纪念大会，下午文艺演出，压轴戏就是江青主演的《打渔杀家》，她饰演的萧桂英，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有一定水准，获得了观众好评。

她有次看程砚秋的戏，与程交流说：“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作三水袖！”并讲了许多戏剧界的故事。事后，程砚秋很兴奋，感慨说：“江青是一个知音！”

据汪曾祺回忆，样板戏创作时，江青对剧组的文人包括汪曾祺本人，还是相当客气的，文革期间，出版过一套线装版的《毛泽东选集》，相当珍贵稀少，江青亲自签名送了汪曾祺一套。在江青面前，汪曾祺是唯一可以翘二郎腿和抽烟的人，江青谁都可以训斥，就是没有训过汪曾祺。江青认为汪曾祺有才气。

相反对于高官大员，江青常常颐指气使，不可一世。汪曾祺回忆说，当年那些高级首长见了江青，一个个点头哈腰、奴颜卑膝。

我们今天提说样板戏，说到汪曾祺，是因为汪曾祺不但参与其中，且相随始终。汪曾祺的地位在文学界有口皆碑，他的《大淖记事》《受戒》《陈小手》在文学长廊中别具一格，其表达情趣和意旨，被圈内圈外一致认可，赞许为“最后的士大夫”、“最后的文人”、“最后的京派”。即便在受到江青赞赏重视的时候，这个人也绝不拍马，只是认真写作。他的有关样板戏的回忆，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江青对汪曾祺的写作才能印象颇深。《沙家浜》定稿时，江青很满意。当讨论到第二场，姚文元提出：“江青同志为了这场的朝霞，花了很多心血，要用几句好一点的词句形容一下。”江青叫汪曾祺想两句，汪当场就想好了两句：“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江青一看，当即表示赞赏。

四人帮倒台后，汪曾祺因为江青的事成了重点审查对象，挂了两年，写了十多万字的检讨。他在检讨中说：“江青解放了我，我是很感恩的。最初，只是觉得江青说话有流氓气，张嘴就是老子。但这个人喜怒无常，随时可以翻脸，这一点我深有感受的。因此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对她既感恩戴德，又诚惶诚恐。

文革前，江青曾向剧团主创人员赠送《毛选》。送给汪曾祺的一套，江青在扉页上写了“赠汪曾祺同志，江青”几个字。粉碎“四人帮”后，汪曾祺的夫人把江青题写的扉页撕了。据说，这一套《毛选》非常难得，只印了两千册，是毛泽东、江青自留的。

如果江青只搞样板戏，不加入后来的文革小组，在样板戏中注入人性化细节，不搞极左那一套，她是可以成为现代京剧开宗立派的人物的。可惜她利令智昏，就如同她自己说的，成了一条狗，四处咬人，最终自己也被咬得伤痕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