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王德回忆：因骄傲被转业，经陈毅、罗荣桓两帅教育后归队

我长期从事竞领导下的军事斗争特别是先后在罗荣桓元帅、陈毅元帅和名将粟裕麾下，在陈士榘、张震、张爱萍参谋长直接领导下，做参谋工作发展一直比较顺利，部队打了不少胜仗，我个人也有长进;但是，我从未做过专职的党务工作，对党内斗争知的太少。虽然.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我在通州师范(河北省立第十师范)读书.就在党的影响下参加领导反日反帝反蒋的学潮，并与党领导下的北平“学联”取得联系，参加地下党领导的以学生为主的群众示威游行和反日、反帝、反对蒋介石打内战的宣传活动，并于1932年五六月间在北平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年秋，受组织派遣打入东北军作“兵运”工作.直至1936年“双一二西安事变。1937年3月经组织介绍入延安“抗大”学习，于1937年11月由团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正如彭总对我说的，我没有党内斗争的经验。

回顾此生，在党内生活中我遭受了两次严重的挫折。

写大字报闯了大祸

1958年夏季，全军正开展反“教条主义”，毛主席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共产党员要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党的会议上不隐瞒政治观点。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就在这时，南京军区也召开了以“反教条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党委扩大会议。

在军区党委扩大会上，为了发扬民主，让大家敢讲话，总政治部刘志坚副主任进行动员说：总高级步校正对宋时轮校长提意见，军事学院也在对领导提意见，南京军区一点意见没有，不要怕，写大字报，错了可以收回来嘛。就这样，我一方面检查自己有迷信教条、单纯军事观点等错误思想认识，同时对改进领导工作也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写了些大字报，对两位主要军区领导思想方法上提出比较尖锐的批评如说许世友同志狭隘简单化，唐亮同志批评、自我批评精神不够等。

虽然也有的同志支持我的大字报，但却招致了大会对我的激烈批判。许司令说王德不是他的助手，而是对手。唐亮同志讲话要我全面检查交待。我当即遵照在大会检查，介绍了自己的真实思想，曾有人鼓掌。但领导认为我检查很肤浅，没接触到实质，似乎我包藏了很大阴谋似的。大会检查过不了关，军区政治部又组织一个小型会议，十来个人帮助我认识错误。我是痛哭流涕，接受批判。有人问我;你的心目中，谁来南京军区当司令员合适?我以“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的心情和向党交心的态度说：搞现代化“一个是粟裕，个是邓华。个是杨勇，还有张爱萍都可以。他们都还有点现代头脑”。

1959年下连当兵，在参加团里组织学习批判彭德怀的文件时，我见到唐亮政委的发言中有“王德是野心分了，彭德怀很赏识他”l一句话，引起我的震惊!为什么把我同彭德怀连在一起?

因为那时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已经闯了大祸: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陈述了当时客观存在的有关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事实和意见，却被认为“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在会上，随即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彭德怀那封信，被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同意信中观点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说成是“军事俱乐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有目的的活动矛头指向党中央、毛主席和总路线”。

接着，还给彭德怀算了“历史总账”，说他“三十一年来，在各次错误路线中都犯了错误、说他与毛主席的关系是“三七开，即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是“伪君子”、“阴谋家”、“野心家”。会后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在全国有三百多万人。彭德怀的国防部长也就被撤下来了。

所以，当时谁给彭挂上钩，那就是件不得了的事啊!唐政委这一说，真叫我想不通。内心郁愤不平，自己暗自以“气——鼓——平.’自勉。我心脏本无病，这年冬天，下连当兵回来，早晨在院内活动跑了几步突发“休克”，脉跳五十多下。

下连当兵回来，一天，军区干部部长南平同志召我谈话，突然通知我:军委批准要你转业。我思想亳无准备。当即找分管干部的赖毅副政委谈话，了解。他听说要我转业，也很奇怪，“啊？前几天军区研究，说你当兵表现不错，对所犯错误有认识，准备按你大校军衔分配工作。怎么突然让你转业?彭老总说过太阳还有黑点嘛!既然如此，转业以前，有什么私事要办的，看病、探家，准你的假”。我当即提出要回河北蓟县老家看看。

在去蓟县途经北京。住在总参三座门招待所，遇见安徽省军区张震东副司令。他说:“我已约好下午3时去见陈老总，你去不去？”,我说：“好，陪你去陈总见面先说:"你俩谁先谈?一共半小时，一会有外事活动."我说“张震东同志先谈。”张说:“陈总你看我满头白发了，三反把我整苦了。”陈总马上说对不起，张震东同志，当时受一个坏人诬告你的骗，把你整错了。现在向你道歉!”接着问我，我说山中无老虎，猴子成代王。您同粟司令离开南京以后，我骄傲了，对许司令、唐政委不够尊重，犯了错误。”

陈总：“我看你还是来革命的嘛，怎么!?以前你在山东，在罗帅、肖华主任手下，以后跟我同粟司令作参谋工作，都还老老实实，我们一走就不行了，你信人不信阶级”、“毛主席之所以伟大，有这么高的威望,还不是依靠阶级，依靠人民，参加革命。否则，他还不是一个湖南师范生”“许司令、唐政委代表组织，怎能不尊重？”接着我提出要我转业.我思想没准备。陈总说:“转业，我不知道。你不想转业，军委开会时，我可以说说。但我不管军委常务，行不行?没把握。”

以后我又同宋时轮副院长谈起想找罗帅谈话的事。他说，同罗帅谈话一定要严格自我批评。罗帅身体不好，戴着健脑器接见了我。

我把在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时，对主席团名单中，几个副参谋长、副主任都列入了(他们都是少将)唯独我这个职龄虽老，但因是大校，没有参加主席团。连个直属队学习支部，还是司令部、政治部部长们提出选为委员的。自己猜想：不知军区领导对自己究竟如何看法，又把平时在工作中同许司令有过争论、顶撞的事说了一下:一次在上海组织演习，结束时，请许司令讲话，他不讲。乃转请分管训练的郭化若副司令讲话。事后，他竟说：“你们在上海同郭化若搞什么名堂？”我说:“你太狭隘了，郭副司令非常谨慎.你这样怀疑，人家怎么做工作？”一次彭总到泗礁岛视察，我们在现场铺开标有工事火力分配方案的图向彭总汇报。许司令一看就批评:“这是什么?乱七八糟，鸡巴毛妙韭菜”，我又直率地说了不同的看法......”。

这时，罗帅说:你不要说了，看你还诚恳嘛。我帮你分析分析。从个人得失出发看问题，一定要迷失方向。对军区领导有意见平时谈谈心就行了。为什么写大字报?要是一般干部写大字报没有什么，作为军区副参谋长不行。其次，你经得起表扬经不起批评。少奇同志讲过一个共产党员在工作岗位上做好工作是应该的，把你调开换别人一样可以搞好。总政一次在一个文件中连续十三次写我的名字，我提出抗议。这次对你的处分重一点。重一点有好处。转业到地方工作去锻炼锻炼。

过了两天，总参张爱萍副总长屯话告诉我:“陈总说，他在军委碰头会上反映了你不愿转业的事，罗总长说决定王德转业还没有去，还是转一下子吧.经过两位老帅的谈话，我明白了自己在南京所犯错误是思想认识问题,不是搞什么“阴谋”。过去批判所谓“反党、反领导”不存在了。思想通了包袱卸了心情愉悦了，准备转业地方工作去锻炼自己。

回到南京，我把北京之行，两位老帅谈话的情况向干部部谷红部长、组织部王良思部长汇报，并表示准备转业，如军区首长有时间谈话更好。过两天，军区许司令、肖望东副政委、鲍先志主任、干部部谷红部长找我谈话。许司令见面就问:“你到北京去干什么了？”我说“我都向干部部、组织部长汇报过了。”他又说:“转业对你有好处，打仗再回来”接着，肖望东副政委说“我帮你分析分析，你能去北京找中央领导谈话，我们也可以找呢。可是你不要找错了！啊!你这次是军区副参谋长，如果是军区副司令就会把你划到彭黄圈里去了。对你的处分，如有意见可以申诉。群众也会有反映的。”

肖副政委是与我接触较多的一位领导同志，对我还不错。但他这时说的，也真是半真半假的。这又使我回忆起唐亮政委说的“王德是野心分子，彭德怀很赏识他”。这句话一直压在我的心头。联系1957年彭总告诫我的话，真令人回味无穷啊!

就因我在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给当时的主要领导许世友、唐亮同志写了几张大字报，提了几条比较尖锐的意见。就被大会批判为“反党反领导”结论为“挑拨党委内部的纠纷”。给予两年留党察看的处分，于1959年决定下连当兵半年，尔后转业到山东省计委任副主任。转业到山东，比较愉快，因两位老帅说了，自己间题的性质清楚了;同时，山东地方熟人多，他们对我的遭遇比较同情，给我安慰与鼓励。那时，曾希圣在山东接替舒同。他对我说:“我们是老朋友了!”他指以前在鲁南。又说:“你这老兵，能干几天？！就会归队的。使人真感到同志间的友情与温暖。我分一管煤矿，经常到枣庄、淄博等几个矿区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1961年参加省委组织的整风学习班，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讨论、甄别。我在小组会上如实她汇报了所犯错误情况，大家认为处分太重了。在机关党组织授意下，我写了申诉还写给陈毅、谭震林、罗荣恒、罗瑞卿、肖华，要求归队。1962年接到中央组织部通知可以归队，夏季由总政分配到军事科学院战理部任副部长，从事战争经验研究工作。1959年初，组织决定调我去总参作战部任副部长。临行前，叶剑英院长请吃便饭饯行时说：“那天在罗帅家里，杨成武要你到作战部，我们只好支援他”“人家说你是坏人，我看你是好人嘛。”

1963年9月12日总政转南京军区监委决定，撤销王德两年留党察看的决定，改为党内一般警告。1964年我由大校调整为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