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李仲公为何应钦向蒋说情，蒋：怕白崇禧，难道他不怕我蒋介石

众所周知，蒋介石麾下有“八大金刚”，分别是：

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诚、刘峙、张治中、陈继承。

“八大金刚”皆是黄埔系出身，在黄埔系将领中职务也是最高的一批，都是星级上将。

自入黄埔军校始，他们就一直追随蒋介石左右，因其忠诚，因其能干，故而颇受蒋介石信赖和重用，在国民党的党政军等方面握有重权，或掌军，或掌政，或掌党。

作为“八大金刚”之首的何应钦，其成就在八人之中无疑是最高的。

国民政府时期，他长期是国民党军二号人物，担当黄埔系领头羊，一级陆军上将军衔，国防部长、行政院长。军权、政权一把抓，其地位之高不言而喻。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被蒋介石信任且重用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却也曾在1928年想把蒋介石拉下台，让蒋介石一度恨得咬牙切齿。

蒋介石重新上台后，一度想弃用他，还是李仲公为何应钦向蒋介石说情，他才再次被重用。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造就复杂的历史人物，也给历史人物的评价提供不同的基于时代性需要的标准。当一个人物成为历史而进入研究者视野时，肯定或否定其历史合理性或非合理性，指陈其历史的必然性或偶然性，进行公允的评价便成为可能与必要。”

正如知名学者熊宗仁所说，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从多方面，多因素出发，不应单一看待。

何应钦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是非功过、抑扬褒贬难一，但却是无法掩盖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物，他是蒋介石国民政府时期地位和影响仅次于蒋介石的军政首脑。

自入黄埔军校始，他一直跟随在蒋介石左右，直至其败退台湾亦也是不离不弃。

他是蒋介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又是替蒋组阁拒和、企图挽狂澜于既倒者。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他忠心追随，忠诚地为蒋介石、蒋经国维系一隅统治，坚持拥护其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痴心妄想。

就是这么一个拥蒋死忠分子，也曾暗中策划，想把蒋介石拉下台，让蒋恨恨地说：

“他必须知道，没有我蒋中正，就不会有他何应钦。”

1924年，时值国共两党合作筹办黄埔军校，四处招揽有志之士。

何应钦经人介绍，赴广州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后由其日本士官学校同学，时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王柏龄推荐，被蒋介石看中，参与军校筹建工作，任黄埔军校少将总教官。

熟悉蒋介石“用人之道”的读者都清楚，蒋派嫡系或是浙江人，或是黄埔系，如果不是浙江人，又不是黄埔系，则很难被蒋重用。

作为蒋介石亲自任命的黄埔军校总教官，黄埔军校的扛把子，不是浙江的人却是黄埔系出身的何应钦开始了飞黄腾达之路。

何应钦初到黄埔，以严格规范的军人作风和严谨的工作态度，渐渐得到蒋介石的重用。

恰好蒋介石当时倚仗的心腹干将王柏龄沉溺广州的烟花柳巷，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整日寻花问柳、抽大烟，不务正业，军校事务弃之如敝履，遇事不见人影。

如此一来，蒋介石对能力突出又忠于职守的何应钦越来越信任，经常把原应由王柏龄处理的军校重要事务转交给他处理。

受此重恩，何应钦也是知恩图报，带着刘峙、顾祝同、钱大钧等一批军事教官，把黄埔军校搞得有声有色，那些军校生在他们的训练下，个个都是能文能武的精兵悍将。

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有后来名震天下、威名远播的北伐军。

何应钦把蒋介石视为根基的黄埔军校生训练得嗷嗷叫，蒋介石对他的信任自然是与日俱增，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1924年底，为了接下来的北伐，蒋介石将已完成基本训练的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组编为两个教导团，何应钦被委以重任，任教导一团团长。

后来国民党地位举重若轻的高级将领，如刘峙、钱大钧、顾祝同等此刻都是他的下属。

除此，后来蒋派嫡系将领如陈诚、胡宗南、周至柔、桂永清、杜聿明、黄维等人，当时还只是教导团的下级军官或普通士兵。

由此可见，当时何应钦在蒋介石心中占据的位置有多重要，绝对是心腹中的心腹。

或许是年轻气盛，又或许是贪心不足蛇吞象。

随着何应钦的地位在国民党军中越来越高，他的野心也随之越来越大，最终演变成——“宁汉分裂”之时，其妄想联合他人推翻一手将自己提拔上来的蒋介石。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组建国民革命军，蒋介石任总司令，下辖7个军，准备北伐。

黄埔军校生编为第一军，以何应钦任军长。

北伐开始，国民革命军兵分两路，一路向东出师闽浙，兵锋直指南京；一路向西出师韶关，直指武汉。

东路军在何应钦这位正总指挥的带领下，打福建、攻浙江，仅用时不到4个月，就打进了“六朝古都”南京，完全占据苏浙闽三省。

蒋介石打进南京后，早有自立之心的他，见时机已然成熟，遂转头想要吞掉武汉国民政府（西路军攻克武汉后，广东国民政府迁到了汉口），自立南京国民政府。

武汉方面得知蒋介石的背叛后，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

这便是“宁汉分裂”！

“宁汉分裂”之际，被蒋介石倚为铁杆心腹的何应钦野心初露。

此时，武汉国民政府要将蒋介石开除出国民党，国民党内部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等实权派也在蓄势待发、箭在弦上，就连同属东路军的桂系部队也与蒋貌合神离。

眼见蒋介石正处四面楚歌之中，直接掌控蒋介石视为根基的黄埔军的何应钦，认为谋蒋之位、夺蒋之权正当其时，便与桂系白崇禧合谋，上演一出“逼宫”闹剧，逼使蒋通电下野。

然而历史证明，何应钦的“逼宫”只是短暂成功，蒋介石最终还是站在历史中心。

1927年12月初，野心爆棚，实力又强的蒋介石挥师沿江而上，企图一举攻克武汉，把北伐革命变成他实现独裁统治的反革命内战。

此时，前敌正、副总指挥何应钦与白崇禧眼见蒋介石四面楚歌，不甘心继续当蒋的马前卒，所以率部到九江后即按兵不动。

蒋介石数次电令何白出兵，何白二人始终置若罔闻，坚守不出。

何白“抗命不遵”，蒋无奈只得召集二人谈话，“请求”其出兵。

蒋向何白二人力言武汉国民政府比北洋政府更是祸害，不克武汉，日后他们恐自身难保。

然任凭蒋怎么说，何白二人都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装傻充愣，绝口不提出兵一事。

蒋问二人有什么意见，二人也不做任何应对。

白崇禧默不作声，蒋介石倒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毕竟人家跟自己本来就不是一条心，更不是一个派系的，只是因为利益才聚到了一起。

但何应钦不一样，蒋介石可是视他为铁杆心腹，他能有今时今日的地位，也是其一手提拔的，见他也装聋作哑，气不打一处来，边盯着何边厉声诘问何白二人为何不说话。

何应钦没有回答，而是目光看向白崇禧，其心领神会，对蒋说道：

“总司令要停止北伐，去打武汉，岂不违背先总理的遗教，而令亲者痛仇者快？我们认为本党内部的问题，还是以和为贵。”

眼见铁杆心腹何应钦不站出来支持自己，盟友白崇禧又公然拒绝执行他的命令，甚至指责他背叛孙中山先生，蒋介石怒不可遏，歇斯底里地怒吼道：

“我不和！我不和！要和你们去和！要和你们去和！”

还没等何白二人说什么，蒋介石好似生怕他们真的会去求和，立马又说道：

“你们要去和，我蒋介石就离开，就辞职，我看你们有什么本事来收拾这个局面？”

蒋介石认为只要自己提出要下野，掌控不了大局的何白二人就不敢再不听自己的话，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带兵去进攻武汉。

谁料何白二人早就心存“逼宫”之心，巴不得蒋自己提出下野，省得背上“逼宫”的流言蜚语。

接下来，还没有蒋介石进一步作出反应，白崇禧便慢条斯理地答道：

“为了顾全大局，团结本党，总司令离开辞职，我们自然坚决拥护。”

一时间，蒋介石呆立在场，脑中嗡嗡作响，他原以为就算白崇禧不怕自己下野，何应钦也定然会劝说自己，谁曾想他们早就串通一气，就是想要把自己赶下台。

自知下野已无法避免的蒋，迫于形势，只能大声喊道：

“好！好！好！我下野！我下野！”

说完，就再也不看他们一眼，怒气冲冲地回到奉化，通电下野。

然而，正当何应钦与白崇禧二人庆幸“逼宫”成功时，仅仅只是过去一个月，突如其来的一声惊雷，惊醒了二人的“逼宫梦”。

蒋介石军事可能不行，但政治绝对是算得上顶尖级别的。

通电下野后，蒋介石表明东渡日本置身事外，暗中却派出说客，西去武汉，北上鲁晋，与汪精卫、阎锡山等人议和，答应各种条件，割让出大部分既得利益，最终与他们达成和解。

之后，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汪精卫、阎锡山这曾大嚷大叫要制裁蒋介石的国民党要员，暗中得到蒋许诺的好处后，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通电全国要求蒋复职，拥护蒋继续领导北伐军，完成先总理中山先生的遗愿。

就这样，时间过去不过一个月，蒋介石神话般地又再次重新登上了民国的政治舞台中心。

蒋介石重新上台后，自然不会放过背叛他的何应钦。

1928年1月，蒋介石从日本返回上海，借住法租界吴忠信的寓所，他把与何应钦有着密切联系的李仲公找去谈话，声色俱厉地向李仲公说：

“现在冯焕章、阎百川都发出对我的拥戴电，他何敬之为什么还没有所表示？你去问他：他究竟安得什么心？他究竟有什么打算？”

作为何应钦与蒋介石的中间人，李仲公来此目的就是为缓和何应钦与蒋介石的紧张关系。

见蒋介石责问何应钦为什么不发拥戴电，李仲公赶忙向蒋解释：

“敬之对介公一片忠心，他哪会有什么打算？

只是他这个人在政治上反应迟钝，是一个不叫说不敢说，不叫动不敢动，只知勇敢作战、埋头工作的人，我立刻就去找他，保证明天您就能看见他对您的拥戴电。”

对于这个回答，蒋介石十分满意，但仍不忘敲打：

“你去告诉他，不要麻木不仁。”

蒋介石说的这番话虽有敲打之意，但同时也向何应钦透露出了一个信息：

我对你还是看重的，只要你“弃暗投明”，仍重用你。

何应钦的本事，蒋介石是认可的。蒋介石当时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并不算是稳固泰山，还需要黄埔系，尤其是何应钦这种已经成为黄埔系大佬的支持。

只有何应钦等黄埔系坚定不移地站在他的身后，他的地位才能越发稳固，才能无人可撼动。

李仲公来到何应钦处，让他赶紧发拥戴电。

起初，何应钦并不想发什么拥戴电，他说：

“我何应钦做事不像他蒋介石那样专制独裁，拥不拥戴他复职，我还要征求前方将领刘峙、顾祝同等人的意见。”

何应钦的回答，让李仲公生起了一种无力感，看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扶不起的阿斗的意味，或者直白地说就是看傻子一样。

无奈李仲公与何应钦毕竟是至交好友，不忍何应钦落难，他只能语重心长提醒：

“白崇禧逼他下野，你不支持他，他对你已经大为不满，你现在不发拥戴电，岂不是暴露你与白崇禧是同谋么？你要知道，黄埔军队是他的命根子，他绝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李仲公提醒，犹如醍醐灌顶一般，使何应钦明白，想要继续在国民政府混，想混出个人样，那就必须拥戴蒋介石，紧跟蒋介石身后，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到更多的东西，更高的职务。

于是，何应钦只能“委曲求全”答应发拥戴电。

拥戴电发出后，蒋介石心中怒气稍微消下去了点，但仍有火气，如此何应钦的正总指挥被撤掉，摘了兵权，调到总司令部做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参谋长。

没了兵权，这让何应钦愤怒不已，暗中怒斥蒋介石过河拆桥，丝毫不顾他立下的汗马功劳。

怒气之下，何应钦坚决不接受总司令部参谋长一职，说抗命就抗命，看他怎么处置我。

这时，李仲公又站了出来充当和事老，安抚了何应钦后，他当晚就赶到徐州见蒋介石，希望蒋介石能不计前嫌，与何应钦和解。

此时，蒋介石仍对何应钦曾经伙同白崇禧“逼宫”一事耿耿于怀。

一提起何应钦，蒋介石就大发雷霆：

“白崇禧逼我下野，他何应钦若在旁说几句话，我何至于下不了台？

连汪、冯、阎都通电全国拥护我复职，而他却迟迟不发对我的拥戴电，即使他怕白崇禧，难道他不怕我蒋介石？你回去告诉他，没有我蒋介石就没有他何应钦。

我把他提得上也能把他拉得下，我调他当参谋长，不允他带兵，他若敢抗命，就叫他给我滚，今后我再也不想看见他。”

充当和事老的李仲公，为免蒋介石误会，也为好友何应钦的前途着想，李仲公赶忙打圆场：

“介公需三思。何应钦秉性迟钝，不谙政局风云，这事发生后，现在他已痛自引咎，说他不知政治会这样复杂，他本以拳拳之心待介公，想不到铸成如此大错，自己深责对不起介公，而介公对他仁义有加，竟不弃他，还委以参谋长重任，哪敢抗命，只是感到汗颜而已。”

经过李仲公一番在我们看来极其虚伪地解释，有了台阶可下得蒋介石的态度渐渐发生了改变，毕竟蒋还是需要何应钦来稳固自身地位的。

他说：

“真是这样就好，真是这样就好。那你就回去告诉他，过一段时间，我还把黄埔军交给他，随我北伐。”

就这样，在李仲公的居中调解下，何应钦重投蒋介石的“怀抱”。

平心而论，如果拂去历史的尘埃， 走进历史的真实，以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标准；

以坚持一个中国、中国应该统一作参照；

以炎黄子孙共同认可的传统道德为价值判断，则何应钦亦有其可取和肯定之处。

何应钦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在护法运动中支持孙中山。

“五四运动”时期，他创办了少年贵州会，推动新文化运动在贵州地区的发展。他反对北洋军阀出卖国家利益，支持学生爱国护国运动。

在两次东征中，他身先士卒，勇而无畏，心怀振兴国家和解放民族的雄心壮志，总体上是爱国进步且贡献卓越。

他担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近30年，对中国军制兵制的近代化不无功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虽崇日、恐日，甚至有妥协谋和之举，但毕竟坚持抗日到底，未曾有降日之举。

败退台湾后，他虽是拥蒋死忠分子，也积极鼓吹蒋介石提出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痴心妄想，但有一点却值得肯定，那就是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立场，主张中国统一。

然瑜不掩瑕，何应钦身上虽有闪光点，但他在土地革命、抗日和解放时期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与人民为敌的罪行是绝不能原谅的，他在“皖南事变”中的恶行更是绝不能忘记的。

历史只会逝去，但终究不会骗人！

是非功过，绝非几段文字，几件事就能决定的！

谁是谁非，最终的结论还是在人民的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