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陈云愤怒地说：要杀几个，再判刑几个，这是为何？

1982年新年刚过，中国人民还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喜悦，但是中央纪委却向政治局递交了一份报告，时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在看到报告后脸色瞬间变了。

陈云情绪非常激动，气得脸都红了，这让他的秘书感到十分惊讶。过了一会儿，陈云还指着那份报告说：“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年我们就要亡党。必须要严办几个，杀几个，判刑几个，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那么，陈云为什么会这么说？这份报告中又写了什么呢？

陈云在1937年起便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这期间，他一直处理党的纪律工作，还发表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在文献中提出了做好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根据这六条标准，陈云严抓党纪，使得共产党队伍纪律严明，与当时的国民党和各地军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的财政状况混乱，国民党政权留下的通货膨胀问题仍然存在，货币不断贬值，物价飞涨，老百姓拿着一麻袋钱才能买一点粮食，生活日益贫困。在这样的情况下，陈云立刻做出决断，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措施，是国家经济逐渐复苏。在这段期间，陈云也一直在关心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1978年12月，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些违法犯罪分子也开始蠢蠢欲动，特别是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因为偷渡比较方便，于是很多人到香港、澳门采购货物，然后再拿到内陆贩卖，以获取暴利。在汕尾海丰县，工厂中见不到工人，农田里见不到农民，校园里见不到学生，这些人全都在当地的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

对于汕尾走私活动的猖獗，当地的监管部门还是进行了严厉打击的，特别是海丰县委书记王仲经常到各地去收缴走私货。看着收缴的各种新式物品，王仲不免有些心动，这些东西他从前见都没见过，更别提用了，如果能把这些拿到自己家......但是这种想法也只是一时的贪念，此时的王仲还没有那么大的胆子。但很快就有人把一台崭新的电视机送到了他家中。

这天，王仲刚刚下班，只见一个陌生人坐在自己家中，他的身旁还有一个大纸箱子。根据王仲的妻子说，这个人是当地的一名广播员，他来这里是为了让王仲帮他办一件事情。

至于办什么事情，广播员并没有对妻子说。经过一番询问后，王仲得知原来这名广播员的亲戚在香港，他想要到香港去探亲，所以找到王仲想让他尽快批准报告，事成之后，这台从走私犯手中获得的电视机便归王仲所有。作为一个县委书记，王仲看到这种广播员拿着走私货来贿赂自己，没有展现出丝毫的愤怒，反而是有些犹豫，想着如果自己收下后被人发现，那么自己的仕途可就完了。

广播员看出了王仲的不安便对他说：“王书记，您别紧张，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我保证谁都不告诉。”听了广播员的话，王仲有了侥幸心理，想着就这么一次，肯定不会被人发现的，于是他立即批准了广播员的探亲报告，

当晚，王仲便打开电视机和一家人一起观看，他们一家人都是第一次看电视，感到十分新奇，王仲的孩子还高兴的拉着他的手转了好几圈，还对他说：“我们同学家都没有，爸爸你太厉害了！”王仲的虚荣心一下子得到了满足，感觉这件事做得非常值。之后，海丰县的一位教师又找到王仲办事，并承诺他一台彩色电视机和收录机。

这次王仲不再犹豫了，他立刻答应，高高兴兴地把彩电和收录机带回了家。人心不足蛇吞象，有了电视机，王仲还想要电冰箱，于是他开始把心思放在了收缴的走私货物上。那些堆积的走私货物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王仲便借着视察的名头经常到走私仓库，拿走了大量的手表、电视机、电冰箱等用品。

不仅如此，王仲还腐蚀仓库的看管人员，以及收缴货物的基层干部，给予他们一定的好处让他们帮助自己侵吞私物。随着侵吞私货的数量越来越多，王仲和一众干部的家中已经用不了这么多东西，于是，他们便拿出去偷偷卖掉来获取钱财。就这样，在王仲的侵蚀下，汕尾的走私活动屡禁不止，海丰县直接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私货市场。

海丰县的百姓对海丰政府的行为非常不满，纷纷写下了检举信揭发县委书记王仲的行为，中央纪委立即到海丰县进行了调查。1982年1月5日，中央纪委把调查结果整理成一份《信访简报》交给了陈云，陈云在看到后非常生气，并在《信访简报》旁批示：“我主张严办几个，杀几个，判刑几个，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邓小平在看到陈云的批示的话后，也表示十分赞同，并在旁边又加上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后，陈云立刻召开会议商讨应对措施。陈云多年主管全国的经济工作，他深知祖国的经济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十分不容易，因此决不能被几个贪官污吏所破坏。

在会议上，陈云下令让中纪委副书记王鹤寿亲自到海丰去监督，并派出了调查组将海丰县的情况调查清楚。此后，陈云多次听取案情的汇报，在听到王仲受贿总额高达6.9万元的时候，陈云立刻气愤地站了起来，当时的一个普通干部一个月不过几十元，许多的百姓还在贫困线上挣扎，这个王仲竟然如此大胆。

但是，却有人认为王仲是个老同志，为党做出过一定的贡献，还是要从轻发落。对于这样的看法，陈云说：“我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在汕尾这样一个离特区这么近的城市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王仲造成的恶劣影响是不可估计的，必须要进行严厉的惩罚。”

很快，王仲被依法判处死刑，并且在报纸的头版头条进行了报道，这正好照应了陈云说的那句：“杀几个、判几个、并且登报。”

看到王仲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汕尾的百姓们都为陈云的决策欢呼，不过判处王仲的死刑只是反腐败的第一步，海丰县的各级干部中有涉嫌走私受贿的也都被逮捕判刑，其中和王仲狼狈为奸，涉嫌巨额走私的海丰副书记被处以死刑。

随着中央纪委在沿海地区不断地调查，许多贪污走私的干部都一一落马，从前猖獗的走私贩看到消息后也都不敢再出来活动，沿海地区的走私问题得到了控制。

尽管反腐工作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一些新闻评论却提出：中共这次行动只不过是打了几只苍蝇，一只老虎都没打倒，是不是搞不下去了？这样的评论提醒了陈云，他立刻派出了许多干部到各地严查经济犯罪案，陈云指示王鹤寿即使阻力再大也要严查严办。

很快，调查组的人便发现了一桩案件。化工部副部长杨义邦，是党内最年轻的部长，他头脑灵活，做事果决，曾多次被上级表扬。但是体制内的生活让杨义邦觉得不满，特别是每月的工资，他认为像他这样优秀的人不该只领到这么些钱。

于是，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将手中的一批塑料原料低价卖给了香港商人，使得这名商人从中获取75万美元的利益，这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可以说是一笔巨款了。杨义邦从中获取的利益肯定不在也不少，之后，杨义邦便和这位香港商人柯某开始了长期的合作。

柯某并非是个香港商人，他在香港只有一个皮包公司，并没有实际的业务。对于这一点，同属化工部的同志是非常清楚的，并且拿出了可靠的材料证明柯某只是个皮包商人，但是杨义邦却一意孤行，想要通过柯某来谋取暴利。柯某也抓住了杨义邦的这个特点，给他指出了一条铺满金钱的道路。

此时的杨义邦已经被利益冲昏了头脑，立刻与柯某签订了价值6亿美元的贷款，并且给他发放了燕山公司顾问聘请书，让柯某用我国企业代理人的身份在美国、法国、日本等地进行筹借巨额贷款的洽谈，在国际上欺骗了许多的企业。

之后，杨义邦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准备亲自到日本寻求贷款，为了不被上级发现，他没有通过外交部门获取签证，而是到香港让柯某替他办理了前往国外的签证。当柯某拿着杨义邦的护照去日本驻港领事馆办理签证时，领事馆的人员都大为震惊，没想到一个中国的副部长的签证竟然让一个商人来办理。

同样对杨义邦的行为表示质疑的还有中国驻比利时的大使，他得知杨义邦的种种行径后，评价道：“杨义邦作为一个副部长，擅自跑到国外筹集资金，还充当别人的保护伞，使得我国的国际名誉受到严重的侵害。”

为了解决这件事情，陈云工作到很晚的时候还亲自打电话给负责杨义邦案子的负责人，并表示必须要把这件事情给办好，否则无法向为新中国牺牲的几千万烈士交代。

1982年2月1日，中央纪委给予杨义邦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是党内的很多人士都认为这个处罚太轻了，并且将对此事的意见写成一封信交给陈云。陈云看到后当即批示：“有一部分参加案件讨论的同志顾虑重重，害怕那些负责的同志躺倒不干了，要我说不用害怕，我们讲的是党性，谁要是躺倒，就让他躺吧！”

在陈云的批示下，杨义邦事件进行了重新审判，中央纪委决定撤销杨义邦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且予以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杨义邦这只“大老虎”最终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党的十二大召开时，陈云再次当选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为了纠正以往中央纪委处理时表现出来的软弱性，陈云对部下说：对涉及领导干部的案子一定要放心大胆的搞，不要有那么多的顾虑，纪委不是“老太婆纪委”而是“铁纪委”。

在陈云的带领下，党政内部的纪律越来越严明，而中央纪委的办案人员也遭受到了不少打击报复，对于这样的情况，陈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此时他的安全以及他家人的安全都已经受到了威胁。但陈云还不忘嘱咐自己的秘书说：“告诉组织里的人，出门的时候注意安全，但绝对不能妥协。”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一些领导干部的生活也越过越好，因此他们的子女便都准备出国留学，此时一些外商看到了机会，想要借“资助”这些干部子女留学来攀关系。这样一来，很可能会造成官商勾结，互相利用，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的结果。

中央纪委把这样的情况交给陈云看后，陈云立刻邀请了一众烈士子女到自己的住所谈话，劝告他们想想自己的父辈，做任何事情都要从爱国的角度出发。

不仅如此，为了扫除这种风气，陈云提出应该禁止干部子女经商，这个提议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1985年，在邓小平的批示下，中央颁布了《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

在邓小平和陈云的直接参与和领导下，打击严重经济腐败的活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使得改革开放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党员、群众法制观念的增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国内的社会风气也有了很大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