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这是1962年9月21日《天津晚报》登载我演出《火焰驹》“哭楼”一场水袖表演的评论文章，那年我十九岁。朋友通过天津市有关领导，查到了多年石沉大海的这篇文章。昨天我看到后，好开心，分享朋友。
《火焰驹》，也是豫剧的《大祭桩》，演绎的是黄桂英和李彦贵的爱情故事。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在河南省新乡市戏校演出时，因原剧本只有四场折子戏，前面没有铺垫；男女两个主人公，只显示女主人公的演唱，男主人公连一句台词也没有，造成剧中矛盾冲突不够，我使出浑身解数，也不受观众欢迎。结果只演了几场，就不再演了。起初我也很困惑很迷茫，不知道为什么演出不成功。有一次见到常香玉老师的徒弟孙兰香，她说她们演出也不受欢迎，谁演都难有常老师的名家效应。六十年代初秦腔《火焰驹》电影上映后，我们受到了启发，对两出戏进行了移植、嫁接，吸收两出戏的精华，合成了一出戏。为弥补《大祭桩》前面没有铺垫的不足，我们开始创造了“升帐”一场戏，接着用了《火焰驹》的“抄府”“昧婚”“卖水”“杀丫环”四场戏，中间选用了我们豫剧“哭楼”“赶路”两场戏，后面又用了《火焰驹》的“法场”一场戏。这样剧本改编后的演出，从新乡到河北到天津，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好评。是我第一个把《大祭桩》四场折子戏改成了一部大戏，使它有了新的生命力。这说明剧本是一剧之本，如果剧本不完整，剧情矛盾不突出，其他方面包括唱腔再好也难以传承。
1979年，在恢复传统戏演出中，我又把《火焰驹》改名《大祭桩》，并本着改革创新的精神，在两年演出中不断征求观众和专家的意见，精心加工提高，融合运用唱念做舞全方位塑造舞台艺术形象。比如，鉴于原唱腔比较平平，我对“愁云盈窗下”“去祭桩啊”“主意定”“俺的结发男”等唱段的唱法进行了创新，唱出了激荡人心震撼人心的效果，等等。1981年我到北京演出《大祭桩》和《抬花轿》两出戏，一炮打响，轰动京城，受到新闻界、文艺界和专家们高度评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刋发表评论文章五十多篇，并到中南海演出，受到当时国家领导人接见。回河南到郑州汇报演出，受到省市领导和文艺界同行的一致好评，形成了八十年代的《大祭桩》热。当时来找我们要演出本子的剧团很多，以至于供不应求，最后我们干脆开始卖剧本和曲谱了。很多演员包括一些知名演员都在模仿学习我在《大祭桩》中表演和唱腔的套路。岂知那时的剧本大多是秦腔《火焰驹》的唱词，直到1984年拍电影《风雨情缘》，才修改了秦腔的原词。
为什么把《大祭桩》改成《风雨情缘》，因为《大祭桩》突出的是“祭”，祭的是“桩”，桩是绑人犯杀头的桩，把它变成主人公来祭，我感到不恰当；况且只突出祭，意义太低了。而且法场上人头就要落地了，黄桂英还在那里对着昏迷不醒的李彦贵谈情唱爱，像是对着一个“活道具”，显示不出爱情纠葛和矛盾冲突，不能感染观众。而这时最重要最急迫的事情，是为李彦贵伸冤叫屈，揭露被陷害的真相！即便是保不住李彦贵的性命，也要还李的清白。所以我们把“法场”一场戏的核心主题，由“祭桩”改成了“伸冤”，既顺应了剧情发展最紧要的解救李彦贵问题，又突出了黄桂英敢于同恶势力作斗争的可贵品格，还体现了黄桂英对爱情忠贞不渝的最高境界。同时，把原剧“劫法场”这一真正的造反大罪行为，改成了奏明皇上下旨除奸雪冤，这样合理合法。在《风雨情缘》改编和人物重塑中，我本着“古不离新、新不离本”的创新原则，特别注意人物个性和人物所处的特定情景，突出以表演为中心来完成人物塑造。比如在“赶路”一场中，把腰包改为斗蓬，增强了搏击风雨的表现力；创造了大滑步等表演方式，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肯定，并被许多同行学习和效仿。我在大庆油田演出时，常香玉老师夫妇看了我的戏，交口称赞我演得好，並说：尤其是“法场”改得好！对于我六十多年就《大祭桩》《火焰驹》的想戏、改戏、磨戏之付出，能得到广大观众和专家、同行的认可，还有常老师夫妇的赞许，我感到无比的欣慰！(王清芬写于2022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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