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和我们谈判怎么办？原来邓小平早就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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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49年国民党残部败逃宝岛以后，台湾问题就成了一直困扰党中央和中国人民的大问题。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我国的内政问题，但是一些居心叵测的国家，总是试图分裂我国的领土，使台湾始终未能顺利回归。

其实我党都一直试图和平解决问题，只是台湾并不配合。还有人做出过假设，问邓小平如果台湾一直不同意和谈该怎么办。

那邓公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为了解决台湾问题，我党采取了哪些行动？台湾的难题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得到最优解呢？

一、“一纲四目”

五十年代，在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际战争与欧美国家的外交交锋后，我党在胜利中逐渐捋清了处理台湾问题的思路。

1960年，毛主席等领导人提出了对台湾的总方针和四条具体意见，后经周总理归纳总结出了“一纲四目。”

一纲：台湾必须是中国的，不得独立。
四目：1.除外交外，其他军政大权归蒋介石管。2.大陆可以拨款给台湾用于经济建设。3.社会改革方面，可以遵照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4.国共双方应再次合作，不再做出其他不利于对方的事情。

这表明了我党的诚意，只要他们愿意和平回归，其他问题我们都可以尊重蒋介石的意见。

除了外交以外，岛内的一切军政人员安排都可以由他们做主。中央还会给予他们必要的经济支持。

更重要的是，双方要互相约定，不派人扰乱和平和秩序。从这些可以看出，为了和平解放台湾我党诚意满满。

然而，如今说来感觉容易的“一纲四目”，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却充满了波折，还没能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1950年春，毛主席批准了张治中为海峡两岸的和平谈判做出的努力。可惜的是国民党冥顽不灵，拒绝了张治中的提议。

为了灭一灭蒋介石等人的威风，我党很快组织兵力到了福建沿海。台湾自然感受得到威胁，所以有些焦躁。

蒋经国还派出秘使李次白，到大陆打探进行谈判的可能性，也许那时台湾对于和平谈判也是有些心动的。

可惜有些机会很容易错过，朝鲜战争的爆发让美国露出了真面目，以武力威慑中国致使和谈计划搁浅。

直到朝鲜战争胜利以后，台湾问题又迎来了解决的机遇。1956年，毛主席还提出了“爱国不分先后”的主张。

没过多久，周总理也表示，希望能促成“国共第三次合作”。在我党的感召下，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回归，其中不乏原来国民党内的“大人物”。

对此蒋介石想来也有些心动，不然他不会派出宋宜山考察情况。可惜他虚妄的欲望战胜了理智，没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台湾和谈再次耽搁了。

在这数次的和谈落空以后，“一纲四目”的对台政策终于出台。并且由于逐渐认识到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党中央也表示解放台湾不一定要这一代人来完成。

当邓小平接过这个重任以后，也丝毫没有含糊，对推动台湾问题的解决他同样做出了很多探索，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

这也是沿用至今的我党和政府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方案，但追根溯源，回看台湾问题，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领导也是决定过实行武力统一的。

二、一个中国的原则

从汉朝时的夷洲到隋唐后的琉球，台湾历来就是属于中国的，只是晚清政府的无能，导致台湾遭受了数次侵略。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我国终于夺回了台湾。

1948年底，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在解放战争中的已经是溃不成军，这导致他开始寻找可供避难的“港湾”，于是他把目光瞄向了有着海峡隔断的台湾岛。

因而当蒋介石意识到他在大陆必败之时，立马带着剩下的反动派登上了台湾岛。从此以后，台湾成为了寻求国家统一的大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和国家做出了不少尝试。但是始终不变的根本性原则就是，必须坚持一个中国不动摇。

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确立下来的，就是为了阻止台湾被国内外不法势力分裂出中国。

为了更好地维护我国全安和发展利益，毛主席也在一开始就提出了“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从根本上否认了国民党在外交和主权等方面的合法性。

毛主席起初决定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毕竟以多年的斗争经验来看，这不失为一种收回台湾的良策。

不仅话这么说了，我党我军也采取了对应的行动。

1949年，由毛主席亲自点将，“战神”粟裕被任命为前线总指挥，五十万大军调集完毕，准备在不远的将来一举攻下台湾。

一向是谋定后动的粟裕将军，对两岸沿海的水文资料进行了反复查阅，并对军队调度，人员安排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最后制定出了一个完备的攻岛计划。

可以想象，在这位天才统帅的指挥下，再凭着这份万无一失的作战计划。

这兵员达到五十万的“无挡之军”、“百战之师”，若真攻了过去，凭蒋介石带走的那点残兵败将，收复台湾只在眨眼之间。

我们明白，老蒋当然更明白，在听闻消息生出的惊慌之下，他在台湾当地强行招募了许多士兵。

并且紧急地从日本花钱请来20000士兵，用以巩固海岸防线和训练国军士兵的防御作战。

然而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对台湾发起解放战争的计划被迫搁置，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放弃了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性。

五十年代的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很多满怀恶意的西方国家，一直试图在台湾问题上横插一脚，有意忽视中国的主权问题。

经历了数十年动荡的共产党人，当然不会给他们任何分裂我国领土的机会。于是1954年，炮击金门开始了。

在粟将军的部队里第一战将刘培善的直接领导下，数不清的炮火射向了国民党舰艇，仅仅在8月23日这一天，就有三名国民党中将被我军击毙。

美国因此坐不住了，直接与蒋介石签了名不正言不顺的“共同防御条约”，想要强硬地给予台湾所谓的“保护”。

对此中央政府不仅迅速谴责了美国的居心叵测，周总理还在不久后的一次外交活动中重申了这个问题。

周总理讲到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坚定地表示：

“我们反对发动战争，也绝对不会拿主权换取和平。”

经过与明面上是国民党，实际是美国的多次交锋后，进门的炮火在尼克松访华时方才停歇，到中美正式建交后彻底停止。

到了八十年代初，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早已新颜换旧貌，更加不会打破一个中国的原则。

国际局势依然复杂，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顶住了压力，从未停止台湾问题的探索。

那时我党多次想和台湾和谈，但是台湾一直不肯把这件事摆上谈判桌，所以是战是和的问题被拿上了桌面。

当被问及此事时，邓小平明确又坚定地说:

“不能承诺放弃非和平方式。”

这不是说要轻易与同胞刀兵相向，而是出于战略和国家统一的考量。

就算台湾一直不肯谈判，国家也必须统一。毕竟从“一纲四目”到“一国两制”，凝结了太多人的心血与期盼。

三、“一国两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重申了和平统一的思想，也再一次谈及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问题。

并且设想了统一以后的愿景，即台湾回归后经济制度、生活方式等均不会产生变化，军队则变成了地方武装。

那年年底，炮击金门的行动也终止了。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更是给台湾吃了一颗定心丸。

月底邓小平访美谈到这个问题时，还表示“解放台湾”的说法以后不再适用，因为台湾回归后，我们尊重他们的现行制度。

经过几年的酝酿完善，台湾问题虽然没有迎来解决的契机，但是香港澳门回归的问题摆在了眼前。

1982年，英国撒切尔夫人访华，邓小平创造性地将“一国两制”的构想用在了香港问题上。

香港的租借是清政府留下的烂摊子，在此不做多言。但是清政府既然已经被时代淘汰，新中国不可能延续晚清的懦弱无能。

因而在邓小平一步不让的态度下，中英《联合声明》于1984年底正式发表，向世界宣告了香港即将回归的喜讯。

“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终于有了实践的机会，接下来中葡《联合声明》的发表再次印证了“一国两制”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这么来看，“一国两制”的实行比“一纲四目”要顺利许多。而且被正式运用于台湾之前，已经有了香港和澳门的成功经验。

这主要是由于时间的推移，让国内外局势均发生了变化。邓小平向来坚持实事求是，考察历史与现实后才有了“一国两制”的成功。

仔细想下来，虽然“一国两制”与“一纲四目”有二十多年的时间跨度，但是他们之间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且中国必须是包含台湾在内的完整的中国。

至于台湾回归之后的一切问题，其实都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毕竟都是一家人，没有什么事是沟通解决不了的。

正因如此，在新的历史时期，虽然台湾问题还没得到彻底解决，但是解决问题的思路早已在时间的推动下变得越来越清晰。

四、台湾回归之路就在脚下

回想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华民族已经遭遇了太多战火带来的不幸，所以我们早已不愿意用武力手段解决问题。

当江泽民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同样延续了邓小平和平统一的思路。那时两岸关系比之前更加严峻，甚至有了退行性趋势。

蒋氏父子相继离世以后，台湾当局不但没有安分下来，反而开始谋划毫无合法性的“双重承认”，这也凸显出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性。

为了让国内外各方势力更清楚这一点，江泽民把这一根本原则进行了更加系统化、理论化的诠释。

江泽民是在邓小平的基础上，对其思想进行了深入与强化。他从消除两岸的误会和矛盾入手，极力寻求两岸的合作与交往。

而他的努力也获得了回报，之所以能够一次次深入一个中国原则的阐述，离不开两岸交流取得的实际成果。

1990年底，台湾调整了“三不政策”，还成立了海峡交流基金会。这是向大陆放出了进行民间交往的信号。

辜振甫出任海基会董事长以后，更是很好地借用这个半官方机构，致力于两岸的交往与对话。

为了更方便地同大陆沟通，他还带领海基会承担了之前由红十字会负责的、有关两岸交往的职能，逐步建立起了沟通渠道。

面对这样的情况，大陆自然不可能无动于衷，因而没过多久也在北京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这同样是一个民间团体，汪道涵被推选为首任会长。

两个民间团体的交流，虽然不可能完全排除政治因素，但是确实比之前两岸政治层面的对话顺利许多。

仅一年时间内，双方就一起处理了多起渔事纠纷和刑事案件。并且在大陆的多次推动下，汪辜会谈成功举行。

1993年4月25日下午，汪道涵抵达新加坡。在出发之前他就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过，双方将在多领域展开会谈，争取达成积极的成果。

两天后，会谈如期而至。在新加坡海皇大厦的会议厅里，汪道涵和辜振甫终于同框出现，他们握住了彼此的手。

从照片上看，不过是一次隔着一张不宽的桌子进行的常规握手。殊不知这次看似简单的握手背后，蕴含了三代领导人无数的努力。

事实证明，这次会谈也是成功的。秉持着求同存异的原则，他们就两岸民间交流交换了很多意见，并且达成了《汪辜会谈共同协议》。

至此两岸关系迎来了新的可能性，当然我们也知道事情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台湾问题困扰了我们那么多年，不可能通过民间团体的交流就能被彻底解决。

对此我党也没有过于心急，1995年初江泽民提出的“八项主张”为之后的两岸交往注入了新的活力。

当然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能被一时的成果冲昏头脑。毕竟人心隔肚皮，反动势力的野心并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尽数消弭。

就像明明第一次汪辜会谈取得了胜利果实，但由于各种原因，第二次会谈始终未能遇到合适的机遇

正因如此，邓小平早早就强调了永远不排除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这也是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的。

就像中华民族历来热爱和平，但是近代以来我们无数次不得不拿起武器捍卫民族独立与解放。

也像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一直主张这是内政问题，可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但总有国家一再试探我们的底线，让我们数次陈兵沿海、严阵以待。

近些年来，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时代的主题，所以我们更加希望台湾能够和平回归祖国，两岸人民也能免受离乱之苦。

总之几代付出了无数努力的前辈慢慢离我们而去，解决台湾问题的接力棒已经传到了我们手中。

我们要不负所托，走向台湾回归的正确道路，这也是两岸人民共同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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