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五代时期的养子之风——政治是主要考量

#历史开讲#

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无比重视宗族血缘和文化传承的中国社会，子孙后代的多寡往往是一个家庭乃至整个家族都关心的事情，甚至在很多时候成为评判一个人的重要标准。

而对于某些无法生出子嗣的家庭来说，收养其他人作为自己的子嗣就成为了弥补这种后继无人的缺憾的有效方式。但是，就是这样一种本来应该只是用于传承自身家族的行为，却在五代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和政治搭上了关系，成为五代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

一、养子现象在唐朝及五代时期占有重要地位

1、收养子嗣从唐朝中后期便已经盛行开来

对于古人来说，绝嗣在很多时候是一件比自身的死亡更为可怕的事情。因此，古人对于宗族之间的传承往往给予极高的重视，而拥有足够的子孙后代便是完成这种宗族传承的基本条件。

但是，在古代医疗水平并不发达的情况下，部分人难免会因为自身的不孕不育疾病而无法孕育子嗣，收养同宗族内的其他晚辈便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式，宦官同样如此。

早在东汉时期，汉顺帝便已经下令允许宦官收养子嗣：“阳嘉四年，顺帝诏宦官养子悉听为后，袭封爵，定若乎令。”此后这一政策被历朝历代所沿袭，唐朝当然也不例外，毕竟每一个封建朝代都存在大量的宦官，这也算是一种具有人文关怀性质的政策。

在唐朝前中期，包括宦官在内的各色人等收养子嗣的行为尚且还处于政府的掌控范围之内，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养子却开始和政治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在唐朝中后期，政府既没有足够的田地来维持均田制的实施，与均田制相对应的府兵制也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走向崩溃，唐朝政府只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募兵制。

但是，相比于府兵制这种唐朝中央政府能够直接对士兵进行管理的制度，募兵制下的士兵招募工作却是由由地方将领自身完成，中央政府则难以插手。因此，地方将领们的为了建立起一支足够忠诚于自己的军队，在军队内往往大量收任子嗣，极大推动了养子现象的发展。

另外，自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统治者对于权臣和将领的忌惮之心大大增加，只能选择将自己的信任托付于向来与自己关系更为亲密的宦官。

但是，随着这些宦官所拥有权力的膨胀，尤其是在掌握对中央禁军神策军的控制后，他们却在有些时候陡然成为了唐朝中央政府真正的掌权人，乃至于达到了足以废立皇帝的程度，这也是唐朝中后期宦官干政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

既是出于作威作福、享受被孝顺的快乐，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唐朝中后期的宦官们开始在收养子嗣一事上的变得肆无忌惮，如杨复光便曾收养了数十位地方节度使作为自己的养子。

2、五代的混乱局势再度促进了养子现象的兴盛

虽然唐朝中央政府在经过八年的斗争后成功将安史之乱平定，安史之乱对于唐朝的影响却并未就此结束。在安史之乱后，由于唐朝中央政府的实力大为削弱，地方节度使则趁此机会培养起自己的势力，开始了事实上的地方割据。

尤其是在黄巢起义后，唐朝中央政府正式变得名存实亡，此时的中国拉开了军阀混战的序幕。在这种战争惨烈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军阀们来说，军队战斗力的弱小会让自己无法获得争霸战争的胜利，但忠诚度的低下却一定会招致自己的灭亡。

因此，为了保障军队的忠诚度，同时起到一定拉拢人心的作用，地方军阀们便采取了广认养子以同他们建立起一种较为亲密的血缘关系的方式。

另外，从唐朝建立以来而一直在中国沿袭的胡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五代时期养子现象的发展。虽然唐朝统治阶级本身是汉人，但他们却因为曾长期在北周内部任职的经历而在思想文化上受到了胡风的深刻影响，这使得唐朝统治阶级的华夷之辩观念并不存在或者说相当之淡。

因此，养子这种在少数民族当中较为常见的现象一方面得以在唐朝社会得到继承和流传，另一方面，唐朝统治阶级内部本身就存在大量少数民族，并成为了五代时期的重要角色，如后唐的奠基者李克用便“本姓朱耶氏，其先陇右金城人也”，曾收养了包括李存孝、李存信、李嗣恩在内的诸多将领作为自己的养子。

二、五代养子现象的特点较为丰富

1、政治是收养行为发生的主要考量因素

在收养行为出现的初期，收养子嗣行为的发生单纯只是出于解决后继无人、传承宗族的问题，同时也受到了来自统治阶级的严格规定。但在唐末五代这样一个中央政府式微乃至于消亡的混乱时代，养子就开始发挥起自己在政治层面的作用来。

对于统治者来说，他既需要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又要保障军队的忠诚度，这就要求其一定要拉拢人才的同时又和他们之间建立一种亲密可靠的关系。

在古代无比重视血缘传统和子孙后代的文化背景之下，将那些在战场之上屡立战功的将领收认为自己的子嗣，就成了能够达到这两个目的的有效手段。毕竟都把你当儿子了，还能不够亲？

因此，纵观五代时期的诸多养子，他们大多都在自身所属的政权或者军队内部担任着显要职位，如李克用的养子李从珂曾担任成德节度使，李嗣源则曾担任凤翔节度使。在那样一个反叛不断、将领作乱不息的社会背景下，也只有把这些关键职位交给养子才能够稍微放心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也并非所有养子都是因为自己在军事上的突出才能才被收认为养子，如李彦威便是“殖财任侠，朱全忠爱而子之”。对于那些将领来说，接受统治者将自己认为子嗣这一行为，不仅可以表现出自己的忠诚，在军队内部的地位也会水涨船高，日后的晋升相对来说也更加容易，尤其对于那些叛逃而来的将领更是如此。

2、养子现象呈现出阶级上移的特征

虽然唐朝中后期由于唐朝政府的式微导致养子现象呈现出一种蓬勃发展的局面，但如果从整体来看，收养子嗣却仍然是一种较为平民化的行为，主要流行在民间。但直到五代以后，这种情况却发生了堪称颠覆性的改变。

除了上面所说的各个统治者为了保障自身政权的稳固而选择大量收养子嗣外，这种收养子嗣之风也流传到了其他将领、官员乃至于后妃身上，此时的养子现象才真正可以称得上是整个统治阶级内部的普遍行为。

这一方面是由于五代混乱的社会环境加深了他们心中的危机感，想要多收任点子嗣为自己谋条后路，另一方面则是受到了少数民族风气的影响，使收养子嗣这种行为变得更为平常起来。

3、养子突破了传统宗法制度的限制

周朝建立以后，为了从思想文化层面稳固自身的统治，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和实施了周礼这一套伦理等级制度。其中，嫡长子继承制是最为重要和核心的内容之一。在嫡长子继承制下，只有由正妻所生的的第一个儿子才能够被允许继承皇位，除非是出现极端意外的情况，否则一般情况下都不会例外。

而养子虽然在名义上也是自己的子嗣，但从血缘关系和宗族传承方面来看，养子却终究还是不如亲子在继承权上具有正统性。更何况，五代时期的收养子嗣行为背后往往还具备较强的利益关系，养子和养父之间的感情并不算纯粹，养父因此也一般不会选择将养子作为自己的继承者。

但是，在五代时期，养子却突破了传统宗法制度当中嫡长子继承制的限制。在后唐，后唐明宗李嗣源和后唐末帝李从珂都曾是李克用的养子；在后晋，后晋出帝石重贵曾是后晋太祖石敬瑭的养子；在后周，后周世宗柴荣曾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养子。

其中，虽然李嗣源和李从珂都是通过造反的方式夺得帝位，但他们继位之后却并未遭受到来自文臣武将们的抵制，甚至还因为自己较好的执政表现获得了较多的尊崇，这说明养子继承大统在五代时期已经得到了一定认可，并非是不可逾越之事，人们的思想认知在这种混乱的时代背景下发生了大幅度改变。

三、总结

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某些事情往往被赋予了不寻常的意义。在唐朝之前，养子现象在统治阶级之间并不泛滥，而且往往受到统治者的严格管控，此时的收认养子更多只是出于宗法制中传统思想的影响，是为了让自己的家业不被断绝。

但随着五代十国的到来，混乱的社会环境和频繁的军事斗争打破了一切既有规定，人们的思想认知发生了极大改观，养子成为了一种统治者维护自身权势的手段，盛行于当时的统治阶级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