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弹试验为何禁止带弹着陆？1971年，杨国祥首创中国航空史奇迹

前言

氢弹是一种热核武器，它的试爆过程往往是十分危险的。因此，世界各国在进行氢弹试验的时候，一般都不会允许飞行员带弹着陆。但在中国，却有一次惊险的例外。那就是1971年的“119”氢弹试验中，杨国祥首次带着氢弹成功着陆，创造了中国航空史上的一个奇迹！

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产生的蘑菇云

代号：“119”任务

新中国第一颗氢弹用轰-6甲型飞机成功进行了空爆试验后，又改装了轰-5甲型飞机作为氢弹的运载工具。之后，中央专委认为，要突破敌人的雷达防线，还要有一种突防能力比较强的飞机做氢弹的运载工具。要实现核武器运载工具的多样化、系列化，以满足打击不同目标的需要。

根据中央专委的指示，空军开始论证采用哪种飞机做氢弹新的运载工具。这一任务具体由空军司令部机务部部长张开帙等人负责。

张开帙等人受领任务后，立即着手制定具体的方案。当时我军拥有的机动性能比较好的机型中，只有强-5型飞机有弹舱，并具有良好的超低空突防能力。但强-5型飞机的作战半径比较小，只要为其增加载油量，加装超低空突防安全装置，强-5型飞机就能适合中央专委的作战要求。于是，他们建议改装强-5型飞机进行试验。

1969年11月9日，中央专委批准了张开帙等人的建议。为了保密，中央专委就以批准这一建议的时间（11月9日），把改装强-5飞机的任务命名为“119”。

由于强-5飞机弹舱体积较小，所以必须对氢弹进行小型化，这一任务由二机部九院负责。“119”任务由空军和三机部的320厂负责。

强-5飞机

在接受“119”任务后，1970年初，空军的张开帙、唐志敏、马保民，三机部的陈继昌和空军航空兵某师的一批航空工程机务干部便进驻南昌320厂，组织领导强-5飞机的改装。320厂也组成以设计室主任于澄根为首的17人“119”设计小组，展开紧张的设计、改装强-5飞机工作。张开帙等与17人设计小组齐心协力，吃住在现场，冒着酷暑日夜加班奋战，终于在8月1日把第一架改装后的强-5甲型飞机送上了蓝天。

由于强-5甲飞机的弹舱较小，而氢弹的体积仍比较大，所以氢弹只能采取半埋式挂在机身下。为了增大飞机的安全，飞机在投弹时不进入目标的上空，飞机采取上仰甩投的方式投弹。为了使氢弹能顺利地脱离飞机，张开帙等与专门制造炸弹挂钩的124厂的蔡兆岐等为强-5甲的弹架设计制造了一个推脱装置；为了满足飞机甩投的需要，张开帙等专程赶到南京空军军械厂，与该厂的陈跃祖为强-5甲研究制造了新型的瞄准具；为了防止核弹爆炸后光辐射损伤飞行员的眼睛，他们去上海研究利用光敏感元件自动控制座舱的遮光罩；为了便于空军的飞行员进行甩投训练，张开帙等还到哈尔滨炸弹厂，安排生产了一批强-5甲模拟训练弹和弹道测试弹。

在科研部门进行强-5飞机的改装的同时，空军指示某航空兵师，在师长宋占元的直接领导下，组成了一个试验小分队，先用普通强-5飞机和普通训练弹，开始了甩投训练。

周恩来

这段时间以来，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中国核武器的研制与发展。1970年9月间，在一次中央专委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听取了“119”任务进展情况的汇报。在会议中，周恩来总理由于过度疲劳，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忽然打了一个盹，两眼闭了一小会儿，然后又打起精神继续听汇报。据张开帙后来激动地回忆说：“在场的同志看到总理这么辛苦，痛在心里，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由此可见，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我国核武器的研制与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对此，我们后人不能忘记！

杨国祥带氢弹着陆

1970年9月，经过改装的两架强-5甲飞机出厂转回空军部队。从这年秋天至1971年冬天，在宋占元师长的指挥下，杨国祥等人组成的试验分队便开始用强-5甲飞机进行甩投训练。与此同时，二机部九院研制的小型氢弹也已完成。宋占元的空军试验分队的训练也逐步由部队所在地，转到甘肃14号基地，最后进驻马兰机场。代号为“21-78”的强-5甲飞机空投氢弹试验的时机已经成熟。

周恩来

工作极为认真细致的周恩来总理，于1971年9月初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中央专委会，再次听取“21-78”试验的工作汇报。在会议开始前，周恩来总理亲切地询问与会人员的个人情况。这时张开帙正在会场中间安放强-5甲飞机新研制的挂弹架，周恩来看着正在忙碌的张开帙问道：“张开帙同志多大岁数了？”

张开帙随口答道：“四十三了。”但一想不对，又赶忙说：“不对，不对，是五十三！”

周恩来爽朗大笑：“看你的样子也不像四十三嘛。”确实，当时张开帙的头发已是黑白参半了。周恩来总理的爽朗笑声，使会场的气氛一下活跃起来。

大家入座后，周恩来便宣布开会。周恩来在听完二机部关于氢弹小型化研制工作的汇报后，便把目光转向张开帙。张开帙会意地站起身，走到会场中间的飞机挂弹架旁。他首先把“119”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了汇报，然后就强-5甲飞机上抑甩弹的方法及挂弹架的几种功能和作用向周总理进行了较详细的汇报。听到这里，第一次氢弹空爆试验中发生的氢弹没能投掉的事故出现在周恩来的脑海里，他立即问：“如果氢弹投不掉怎么办？”

张开帙胸有成竹地答道：“不会投不掉。我们为了保证能把氢弹投掉，专门设计了三条投弹线路。一是正常的投弹线路，二是应急投弹线路，三是超应急投弹线路。并且还在推脱装置上装了两个燃爆弹，是完全可以保证投下的。”

周恩来

周恩来听了张开帙的回答，心里并不十分满意，他严肃地又问道：“如果万一投不掉怎么办？”

周总理的第二次问话，使张开帙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经过一番思考后答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办法，一是飞行员在安全区跳伞，把飞机和氢弹都摔在安全区；二是飞行员驾机带氢弹着陆。这样将会十分危险，需要在弹钩上增加一个锁死装置，把炸弹钩开放机构锁死，保证飞机着陆时氢弹不会掉下来。”张开帙回答到这里，才感到周总理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挂弹钩上确实需要增加一个锁死装置。

周恩来听到这里，满意地笑了：“张开帙同志，什么事都要考虑万一的情况，只要我们准备了万一，我们就不会措手不及。”

张开帙敬佩地深深点了点头：“总理，我们一定按您的指示去作，回去后立即研制锁死装置。”

会后，担负“21-78”试验任务的各个部门的科技人员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对各自的工作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准备。1971年12月30日，“21-78”试验正式拉开帷幕。14时40分，彝族飞行员杨国祥大队长驾驶携带着小型氢弹的强-5甲飞机，从马兰机场起飞，直向罗布泊核试验场飞去。

强-5飞机

飞机沿着计划的航线在3000米的高空飞行，几分钟后，杨国祥便看到沙海中出现了几栋营房，杨国祥知道飞机到了开屏上空，地面指挥所就设在这里。这时地面指挥员问道：“2178，我是天山1号，情况怎么样？”

杨国祥回答：“我是2178，一切正常。”

“好！按程序操作。”地面指挥员指示。

“明白！”杨国祥驾机向靶区飞去。在距靶标20千米的时候，杨国祥发现了闪闪发光的十字金属靶标。于是杨国祥驾机从3000米下降到500米，以900千米/小时的速度进入投弹航线。杨国祥再次校对了一下数据，接通解除氢弹的第4道保险。然后打开系统开关，机上的高频无线电发出信号，告诉地面，飞机马上就要拉起投弹了。

地面上，各种测量仪器开始工作，摄影机开始转动，5架取样的飞机已经升空。当飞机距靶标9千米时，杨国祥平稳地把飞机拉起，接着按下投弹按钮。但杨国祥没有感到往常投弹后飞机产生的震动，氢弹纹丝未动。

“天山1号，我是2178，弹没投下去，请求应急投弹。”杨国祥立即向地面报告。

地面指挥员命令：“2178，可以应急投弹！”

“2178明白！”杨国祥于是便又飞到开屏，第二次使用应急投弹系统，又没有投掉。第三次使用超应急投弹系统，氢弹在弹舱内仍然“静卧养神”。周恩来预料的“万一”发生了！

杨国祥

杨国祥立即向地面指挥员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坚定地说道：“天山1号，2178请求带弹返航！”

地面指挥员立即向上级报告这一情况，最后，同意带弹着陆。地面指挥员命令杨国祥：“2178，我是天山1号，启动锁死装置，带弹返航！”

现场最高的空军指挥官杨焕民（兰州空军司令员）问北京派驻马兰负责航空工程技术的唐志敏处长：为了迎接带弹着陆的飞机，地面上需要留哪些人员？唐志敏建议只留下他自己和机场塔台指挥员宋占元师长。

顿时，试验基地响起高昂的警报声。核试验基地指挥部命令机场和核试验基地的所有人员紧急进入地下工事。宋占元师长继续留在塔台，沉着地指挥着飞机带氢弹在机场着陆。杨国祥凭着自己过硬的驾驶技术，平稳地驾驶着战鹰安全着陆。看到飞机安全着陆，宋占元和唐志敏大大松了一口气。

是啊，由于历史上飞机带弹着陆曾引起无数次血的悲剧，因此，以往世界各国的空军都规定“禁止带弹着陆”。更何况杨国祥所驾驶的飞机带的是一枚氢弹，一旦着陆中出现意外，不仅要造成机毁人亡，而且要毁掉一个核试验基地。所以，杨国祥这次带氢弹成功着陆，创造了中国航空史上的一个奇迹。

杨国祥

只因一个小螺钉多拧了1/4圈

事故发生后，周恩来总理指示立即对事故原因进行认真的调查。当天的黄昏，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罗舜初把张开帙叫去，问投不掉弹的原因。张开帙的心情十分紧张沉重，他回答：“从事故现象上看，是投弹系统出了毛病，有很大可能是出在推脱装置上。至于为什么会出毛病，得到现场调查研究，才能得出最后结论。”

罗舜初当即把情况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令空军派一架伊尔-18飞机送张开帙和有关专家到马兰进行现场检查。

第二天，也就是1972年元旦清晨，张开帙登上飞机向西飞去。飞机途经西安机场，将早在此等候的其他几位专家带上，再直向马兰飞去。到了马兰以后，张开帙便带领几位专家投入到紧张的事故调查中。他们首先询问了杨国祥大队长的投弹过程，然后来到飞机旁对投弹系统进行全面检查。然而，经过反复认真的检查，却没有发现问题。但是氢弹确实没有投掉这一事实，证明投弹系统确实有问题。

杨国祥与他当年驾驶投弹的飞机

专家们对事故原因提出了种种设想，有人提出当地湿度过大，会不会因此影响电路或火药的性能？确实，在早晨，飞机总是湿漉漉的。于是，专家们便对电路部分进行测量，结果发现电阻只有微小的变化，不至于引发事故。就这样，经过4天4夜的连续奋战，最后发现推脱装置上的燃爆弹的引火帽有微小的变化。

经过实验证明，在安装燃爆弹时，操作手出于好意，为了更好地打火，把弹架上一个关键的小螺钉多拧了1/4圈，造成电阻过大，结果使投弹时燃爆弹不能起爆。这一失误真是出人意外，就是这一微小的失误，就造成三投不掉的严重后果。

由此也可以看出，当初周恩来反复强调的“万一投不掉怎么办？”是多么缜密细致、深谋远虑啊！周恩来总理这种科学的工作态度、周到细致的工作作风是值得我们发扬的。

事故原因找出以后，杨国祥又驾机进行了几次空中试验，结果都十分顺利。1972年1月7日，杨国祥再次驾驶战鹰飞上蓝天，只一次进入靶区，就成功地将氢弹投了出去。小型氢弹在空中成功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