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提琴家王健漫游音乐街区，听他讲过去的故事

王健回家了。

在国际舞台驰骋多年后，大提琴家王健多了一重全新身份——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阳春三月，55岁的王健回到母校上海音乐学院执教，这里也是他的梦开始的地方。

天清气朗的一天，我们一路跟随王健，从他位于襄阳南路的家，走到位于汾阳路的上海音乐学院，途经王健幼年时住过的两个家，还走进了他曾经求学的上海音乐学院附小、附中，听他讲了很多过去的故事。

王健漫游街区。 澎湃新闻记者 李思洁 摄

王健如今每天步行上课，不到20分钟的路上，遍布让他慨叹的美丽风景。

“这几条路真是好看。那天晚上上完课，我一个人走回来，挺幸福的。”王健住过五六个城市，纽约、伦敦、巴黎、里斯本，而在上海从小就住的梧桐树下的音乐街区，最让他情有独钟，“这一片是最棒的，特别是晚上，雾蒙蒙的，很有意境。”

走路上课时，王健喜欢戴着耳机听音乐，仿佛置身一部流动的电影里。这是他在纽约就有的习惯。在纽约生活10年，他闲了就去中央公园，边散步边听音乐边观察人，想象他们的色彩生活、他们的丰沛心事。

王健为“梧桐区”浓厚的生活气息着迷。

襄阳南路、建国西路、太原路、永嘉路、东平路、汾阳路、复兴中路……和记者同行的路上，王健遇见了好几家咖啡馆，看见o.p.s. café门口大排长队，他兴奋地问，“这也是网红吗？”记者顺便向他普及了上海的咖啡文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外号“咖啡市”，他点头，“上海应该是这样的，没有小资的话，生活有什么意义？”

在黑石公寓，坐在户外喝咖啡的王健，被乐迷一眼认了出来。乐迷热情地打招呼，还把一处被阳光笼罩的好位子，主动让给了偶像。

不只是耕耘讲台，阔别三年，王健也将重新回到舞台，重归乐迷的视线。

4月28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王健将举办归国后的首场独奏音乐会，带来他潜心研究的贝多芬、德彪西、肖邦的大提琴奏鸣曲。开票两小时，门票火速告罄。

4月17日，王健还将和老友余隆、上海交响乐团，与乐迷一起“健”面，一连两首协奏曲是他最真诚的见面礼。上海交响乐团的大提琴声部也将以自己的方式，迎接王健回家。

王健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 澎湃新闻记者 李思洁 摄

“想到妈妈要走了，我哭了一晚上”

“我爸是我们家的大英雄。”王健和大提琴的缘分，和父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父亲出生于贫穷家庭，常常在凌晨四点就被抓起来，在冰天雪地里干活。有一天，喇叭里在放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他好像听到另一个世界，从此迷上了音乐。以白丁身份考上西安音乐学院后，他开始学大提琴。

毕业后，因为学业优秀，他被安排进了上海京剧院的样板团工作。样板团当时是全国最重要的文化机构，最优秀的演奏家、歌唱家、作曲家都集中在这里。

幼年王健

4岁那年，幼年王健被父亲带来了上海，“因为上海的生活比西安好很多。”王健在永嘉路上幼儿园，父亲时常要去外地演出，有一次被调到北京拍样板戏电影《龙江颂》，一去大半年，王健寄宿在幼儿园，周末就被老师们轮流带回家里去。

“带小孩不容易，得想办法让他玩，父亲就借了一个同事的中提琴，我模仿他拉琴，稀里糊涂开始学大提琴了。”团里给父亲分了一间宿舍，7平米，只能放一张床、一个桌子，因为太小，王健每天只能站在宿舍外面的院子里练琴。

9岁，王健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上音附小，从此每天背着琴，从东平路上的家走去学校，这条上学路也成了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那时候条件很差，连琴盒都没有。我发现琴设计得很有意思，它的腰和你的腰卡在一起，走起来很舒服。当然，下雨就麻烦了，小孩不懂，也不是名琴，赤裸裸地把琴扛到学校去。”

等了9年，母亲才来上海，和王健父子团聚。王健一直以为，和母亲分离不会有什么影响，后来才发现是自己低估了。

去美国留学后，因为机票太贵，王健有8年不曾回国。24岁那年，王健去香港演出，主办方很贴心，花了大力气把他的父母请来香港，“刚见到他们，我很平静，我觉得自己很冷酷，挺失望的。第六天，躺在床上，突然想到妈妈要走了，我哭了一晚上，崩溃了。”

直到现在，王健也不太能听“妈妈要走了”几个字，因为小时候听多了，“那时候没反应，压抑下去了，其实在心里割了一刀，只不过愈合了，埋在里面，碰一下还是很疼。”

王健和女儿

这段经历有没有影响自己和女儿的关系？王健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的关系还是挺平静的，孩子都是往前看的，不太会注意父母在关注他。你欠父母的债，是要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还的。”王健不希望，女儿心上也被割一刀，“但话说回来，割一刀又怎么样？人人身上都被割过，没有人可以幸免，每个人心里都有伤痕，这就是人生。”

王健的母亲也是西安音乐学院的高材生，学长笛，“我身上有父亲的理解能力、逻辑能力、宏观能力，这是他教给我的，但是对情感的直觉是母亲给我的。”

“他一直在喊Bravo，一直在鼓掌”

王健在拉琴上开窍很早。7岁那年，父亲带他去上海音乐学院听了一场毕业音乐会，回来后，他在本子上列出了一堆需要改进的地方，“其实我那时候懂什么呢？但我会挑毛病，说明我是有主见的人，会想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

王健喜欢绿茵场，从附小到附中，每天踢足球，满头大汗。“平常不大能见到他，但是打乒乓球他一定在，我们笑他是‘铁公鸡’，因为他老把别人打成6:0。”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校长丁缨是王健的学妹，至今还记得他在乒乓球台上挥洒的情景。

1979年，指挥家佩因特抱起王健连连称赞。 来源：上海音乐学院附中

从附小开始，王健就常常被学校抓去接待外宾，不仅有音乐团体、艺术团体，还有国家领导人。从美国总统卡特到西努哈克亲王，最忙时，他一星期要接待三次外宾。

1979年，澳大利亚悉尼音乐学院副院长、指挥家佩因特来访上音，演出结束后，他激动地一把抱起王健，想把他放进箱子里带回去。

1979年，斯特恩感叹：“这里每个窗口都有一个天才。” 来源：上海音乐学院附中

也是1979年，美国小提琴家斯特恩来华，行经上海时，点名要听王健的演奏。

“我对他完全没概念，因为从小听的音乐文献都是俄罗斯过来的。”王健还记得，他穿了一件橘红色衣服，脸色晒得通红，眼镜架在头顶，国内当时没人这样打扮。王健独奏起了埃格尔斯《奏鸣曲》，拉了几个音，斯特恩便叫摄制组赶快拍，“他们冲上来，打开了闪光灯。他一直在喊Bravo，一直在鼓掌。”

斯特恩的中国之行后来被制作成了《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也让全世界认识了这位戴着红领巾、紧蹙着眉头、偶尔也喜欢闭着眼睛拉大提琴的“音乐神童”。

“确实从小就‘苦大仇深’，这样的表情，我也不喜欢。后来我想，这是一种努力，演奏时一定要把心打开，把平时的面具全部扔掉，体会心里最让你刻骨铭心的情感。这时候，你不可能面带微笑。”

王健感慨，时代变了，以前是用耳朵听音乐，现在是用眼睛听音乐，这也给了当下的年轻演奏家压力，必须面带笑容演奏，去迎合一些不太懂音乐的人的品位，“如果你面带微笑，很帅气，很漂亮，又能进入精神世界，我双手赞成。如果无法进入，那是失败的，我不认可。音乐是情感为主的，别的都是假的。”

1981年，王健首次和上海交响乐团同台。 来源：上海音乐学院附中

王健第一次和乐团合作是1981年的六一儿童节，指挥家黄贻钧选了三个上音琴童和上海交响乐团合演协奏曲。“破天荒的事情。”王健本来想拉海顿的协奏曲，没有乐谱，只有圣桑的协奏曲，匆匆忙忙两个星期把曲子学了下来。

“乐团里的老爷爷问我几岁了，我说12岁。他们说，不对吧，你肯定有女朋友了，怎么拉出来这种味道？不像小孩，情感上完全是大人，而且是受过苦难的大人。”少年王健认为，那样拉才有味道，父亲从小也和他强调，不管拉什么都要好听，都要有意思。

什么时候意识到，就吃音乐这碗饭了？ “13岁。”那一年，父亲和王健谈了一次心，问他是否要将音乐当成专业，如果没打算，要赶快学文化课了，“我心想已经来不及了，只会拉琴，骑虎难下，只能往前走。他还是想给我选择的机会，担心没有真正尊重我的意见。”

1981年，英国皇家室内乐团来交流。 来源：上海音乐学院附中

“拒绝家长制教育，我鼓励学生没大没小”

不管换过多少住址，王健生活的区域始终没离开过“梧桐区”。2005年给父母买房，父亲也坚持住在这一片。“他说，说不定哪天你会去上音做老师呢？那时候，我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一天。”母亲也嫌王健每天飞来飞去不靠谱，直到做了老师，才觉得儿子有出息了，真正放心了。

2023年3月23日，王健开始了他在上海音乐学院的第一节线下专业课，一对一教进行的课程持续了近5小时。

“胳膊应该是液体的”“焦距对准”“像滑冰一样”“大象”“小鹿”“拖把”“毛笔”“切西瓜”……上课期间，王健用各种天马行空的比喻进行教学点评，当获得积极反馈时，他便说，“看来你对这个比喻有反应。记住它，就是这种感觉。”

王健为学生上课。 来源：上海音乐学院

王健的首批学生共8人，涵盖从附中到研究生各个阶段，年龄最小的仅14岁。每周，他都要和8个学生见面，因材施教。

“他们很尊重老师，小心翼翼的，我希望他们和我像朋友一样说话。”王健拒绝家长制教育，鼓励学生没大没小，“家长制教育出来的孩子，不可能成为艺术家。艺术家是什么？艺术家就是要抒发自己的情感，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任何事都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如果不敢表达意见，怎么在音乐中有独立的思想？” 学生如果做得不好，“我肯定会骂，但是平级的态度，而不是从上往下去骂。”

刚上课，王健就给学生指明了方向：先捋清楚想去哪，再去修这条路，“很多同学忙着练习，根本不知道想去哪。一定要脑子很清楚，再去努力，不能蒙着眼睛往前走。”

“孩子们整体的演奏水平确实更高了，但以前的演奏风格更有个性。”王健坦言，唱片时代，不同地方的演奏家更容易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而在互联网时代，优秀的榜样唾手可得，“大家互相都在学，风格越来越接近，个性越来越少。就像衣服，以前必须自己设计、自己裁剪，现在的孩子外面买一件就可以了。”

王健还注意到，习惯了活在虚拟世界的年轻一代，对人性的复杂并没有足够深刻的了解。有一次和学生聊天，说起一个感人的故事，他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学生却没什么反应，“他觉得，善良多普通啊，应该的。那是他不了解人性多复杂，故事里的人压抑了不善良，选择表达善良，千金难买，非常珍贵。”

王健为学生上课。 来源：上海音乐学院

当了老师后，王健才知道，国内正流行的“卷”是何意。“在任何一个领域，你想成功，不卷是不可能的。”他笑说，要卷就和自己卷，因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恒定的标准，“一辈子都跟自己比，你才能有目标去踏踏实实提高自己，一步步往前走。”

“我确实非常幸运，一路走来没受到过太大打击，但我能体会被打击的感觉。如果要问我凭什么可以作为演奏家生存在这个世界，我唯一能说的是我超级敏感，只要愿意，我可以随时把自己放到别人的心里去。”

王健和学生强调，不要老看英雄人物的事迹，再普通的人，只要愿意进入他的内心，感受他的人生，每一个生命都可歌可泣，哪怕是蚂蚁，“你要能理解到这一点，你的艺术前程是无穷无尽的。”

“如果没当演奏家，我一定会做电影导演”

也是在这片音乐的乐土，王健结下了未来持续一生的友谊。

在王健和圈内朋友常聚的餐厅Casa Mia ，至今挂着一幅照片：王健抱着大提琴，和指挥家余隆、小提琴家李伟纲肩并肩，笑嘻嘻地望着前方。

照片摄于2018年12月26日。那一天是王健50岁生日，余隆带领上海交响乐团，专门为老友办了一场庆生音乐会。排练间隙，三位发小留下了这张合影。

王健和余隆、李伟纲。 来源：上海交响乐团 摄影：蔡磊磊

“余隆性格好，长得又帅，我小时候就很仰慕他了。”两人性格截然不同，王健喜欢躲在家练琴，是个宅男，余隆喜欢跟人在一起，而且喜欢跟有本事的人在一起，“这是很少见的，人都是有嫉妒心的嘛。身边有本事的人越多，他越开心，绝不怕被别人的光芒掩盖。”“他的组织能力很强，很早就在国内打造出音乐平台，给观众带来听音乐会的机会，也给音乐家创造了生存的空间。”

少年时代，王健就和李伟纲是乒乓球友了，在美国茱莉亚学院求学时，更是患难之交。

“曼哈顿住不起，我们就在皇后区合租了一套房。兔子（李伟纲）喜欢做菜，我洗碗，老虎（李宏刚）时不时大扫除。”房东是意大利人，收房租坚持要现款，有一次，李伟纲就被人盯上，被抢了。学校很远，上课要提前两小时起床，有一天洗完澡去坐地铁上课，王健发现，水结冰，头发被冻住了，“确实挺苦的，但是很欢乐，因为正青春，什么都充满了希望。”

王健和相伴40年的大提琴。来源：国家大剧院 摄影：甘源

相伴王健左右的，还有那把跟了他40年的“灵魂伴侣”。这个“老灵魂”已经401岁了，历经人世沧桑变幻，被无数人听到过动人琴音，“人不在了，琴还在。音乐也一样，人类的思想、灵魂、渴望，会在音乐当中永存，永远传播下去。”

即便已名扬国际，如今上台，王健还是会紧张，“只要对自己有要求、有期待，就会紧张。”有一次，一位小有建树的演奏家和他谈起了紧张问题，他建议，每次上台，都要甩掉包袱，从零开始，不去想过往的成就和赞美。而一场音乐会是否成功，他最在乎自己有没有被音乐触动，“有触动就是成功的。”

都说演奏家是作曲家的忠实仆人，如今，对二者之间的关系，王健也有了更多思考。

“演奏家很像电影导演，看乐谱就像看剧本，演绎音乐的过程就像拍电影，要研究镜头位置、光线布置、故事的进展速度……同一个故事，没有两个导演会拍出一样的电影，同理，同一部作品，不同的演奏家也会有不同的演绎，这取决于演奏家的审美观。”

从演奏技术、身体机能到艺术理解，王健自觉，现在的自己正在最好的时候。

“从技术上来说，弦乐演奏家从三十岁开始进入黄金阶段，但是对音乐的认识、对人生的观察，四五十岁以后才能达到比较好的境界。对人生越有感触，音乐才会越好，这是无止境的。但什么都有期限，我们必须接受未来不能上台的那一天，勇敢去面对。”

如果没有走音乐这条路，你会做什么？

“要看我有没有钱，如果我生在亿万富翁的家，我一定会做电影导演。电影很烧钱，没钱别想了。”王健笑说，拍电影比拉琴有意思多了，“如果要追求人类最纯最高的艺术，那就是电影了。”

彩蛋：王健和阿格里奇的故事

我见过很多非常优秀的演奏家，因为扛不住压力，最后没成为演奏家。

阿格里奇绝对是天才，一上来就触电的那种，但这样的天才，有时也会因为扛不住压力，临时取消音乐会。

有一年在日本的阿格里奇音乐节，我和她、一位日本小提琴家拉三重奏，排练已经出问题了，日本小提琴家吓得冷汗稀里哗啦往下掉，和大师合作，他紧张啊，不敢出声。我也紧张，我才20岁。

第二天晚上要演出了，日本经理都疯了，说你快跟大师沟通一下，她不肯上台。没有任何人敢跟她说话，所以求我去说。她说，我状态太差了，没准备好。我说，您这两天排练简直是上帝现身啊，太棒了！她说，我不是要你来恭维我的。搞得我尴尬得要命。

我说，我先带他们演五重奏，有一个小时，您先练会儿，下半场咱们再拉三重奏？她眼睛一亮，可以这样吗？我说，大师，这是您的音乐节，您爱干嘛干嘛，我们都会服从你的命令。一小时后下来发现，她在开开心心跟女儿聊天，一个音都没练，最后欢天喜地上台了。她那股紧张劲过去就行了，一紧张起来，她打死也不上台。

谁都搞不定阿格里奇，只有麦斯基（大提琴家）能，他会不停地跟人唠叨笑话。你知道他们怎么一起录音吗？阿格里奇是夜猫子，都是晚上八点开始录，录到早上两点。等阿格里奇下午两点醒了，麦斯基就跑到她家里开始唠叨，噼里啪啦说一大通，最后说咱们去玩点音乐吧？阿格里奇说，好呀好呀，就这么骗进去了！

相反，阿格里奇和克莱默（小提琴家）录音，就没这么顺利了。克莱默也是大腕，早上八点就去练琴，一直练到下午三点也没见到阿格里奇，生气回家了。阿格里奇晚上八点跑到录音室，克莱默已经睡了。第二天又是同样的故事。所以录音五天，他们没有一次碰到面，后来就没搞成。克莱默不会唠叨，也不会惯着她。麦斯基嘴皮子很厉害，耐心特别好。

（实习生周宇文、任慧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