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有没有阻止邓小平复出？官方的结论是什么？

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在北京逝世。

8月30日新华社发表《华国锋同志生平》，对他70年革命生涯做出全面评价，肯定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肯定了其随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期间的工作。

但是，在对华国锋进行正面评价的同时，还有一个虽不影响全局，却也有关节点意义的问题存在，这就是：华国锋是否有意阻碍邓小平复出。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被“四人帮”打倒的邓小平理所当然地要恢复工作。这不仅是逻辑的必然，也是民心、党心、军心之所向。

在当时来看，对待和处理邓小平复出的办法有三种：一是让他马上复出；二是尽快让他复出；三是等一等，条件成熟再解决。

华国锋采取的是第三种办法，即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1976年10月7日，也就是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叶剑英即向华国锋提出为邓小平平反、恢复其工作的建议。后来叶剑英又多次向华国锋提议。

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正式提出：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邓小平参加政治局，恢复了工作，他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

李先念马上表示同意叶剑英的意见，其他与会人员没有发表意见。大家的目光一起投向主持会议的华国锋，但华还是觉得时机不成熟，要“等一等再说”。

这时，公开的提法，还是批“四人帮”的同时连带“批邓”，内部则采取措施，逐步恢复邓小平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

12月14日，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

但对于邓小平的复出，华国锋仍然有顾虑。

1977年1月6日，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说，邓小平不是一个人，是一层人，急着给邓翻案，会带来问题，坏人会乘机煽动：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了？因此，要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不急于解决的问题，往后拖，这样有利。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华国锋的这个说法，叶剑英是赞成的，但熊向晖和许多老同志都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而群众要求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呼声，从1977年1月就开始日益高涨。

1977年1月8日，是周总理逝世一周年，1月6日起，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就出现了花圈和悼念的诗文。北京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刷出特大标语：“强烈要求党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全国各地也都出现了类似的大标语。通过集会、演讲、刷大标语、写诗词、写大字报等形式，声讨“四人帮”，怀念周总理，肯定1975年邓小平领导整顿的成绩，表达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迫切愿望。

这时，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王震、许世友等一批老同志，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向华国锋和党中央提出，要尽快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但华国锋还是认为时机不成熟，不能“尽快”让邓小平复出。

不过，邓小平的待遇有了进一步的改善。

在叶剑英的安排下，邓小平全家一起住进了北京西山中央军委疗养地的25号楼。这当然不会是叶帅个人的行动。

华国锋主持、正在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改变了原来的编辑方针。原来凡是涉及、讲到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好话的地方全部删除；现在凡是讲邓小平好的地方，一概不删，保留了十几处。让大家看了，知道毛泽东赞扬过邓小平。可见，华国锋是在为邓小平复出做铺垫。

与此同时，中央对邓小平与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关系等问题正进行复查，以便澄清事实，推倒“四人帮”强加给邓小平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邓小平复出铺平道路。

同时应该看到，广大干部群众要求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这股强劲潮流，固然引起了华国锋的高度重视，但是，华国锋当时却未能完全顺应这股潮流。这就陷入了被动。

1977年3月10日至20日，华国锋主持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叶剑英提出尽快给邓小平平反，华国锋没有采纳，并在之后的报告中批评有些同志对问题认识不足。

但是陈云、王震仍然等老革命家仍然在会上发言，反对华国锋的说法，建议尽早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可是在汪东兴的授意下，他们的发言未能登上简报。

不过，华国锋对这些党内外的呼声却有足够的重视。3月14日，华国锋在会议上指出，“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推倒，邓小平同志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明确表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

中央政治局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

1977年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党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从以上内容能看出，华国锋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确实采取了“等一等”“往后拖”的办法，但并不是久拖不决，也没有蓄意阻挠，而是要尽量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他的做法从原则上讲，无可厚非，但与当时的党心民意确实是不一致的。

后来看，如果华国锋在1977年3月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等人提出让邓小平复出时，顺势完成这件事，可谓最佳时机。但华国锋没有那样做。

尽管如此，华国锋仍在为邓小平复出做准备。同意在党内印发邓小平的两封信；邓拒绝修改时，华也没有为难邓，并于5月3日将邓的两信印发全党。

同时应当看到，华国锋是勇于进行自我批评的。对于两个“凡是”的错误，他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说清楚。当时考虑的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华国锋的检讨，态度是诚恳的，负责任的，也得到与会人员的肯定。

2012年9月，经中央批准公开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四卷（1976—1984）关于华国锋对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态度问题，采取了上述经考证论证的“拖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