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的天子门生——记黄埔六期生肖秉国的沉浮人生

肖秉国，江西万安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1930年11月在上海由肖秉章、郭希又介绍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任军政职务，暗中从事反蒋民主革命活动。解放后，曾任农工党江西省工委会委员。1951年底，在农村土改和镇反运动中，因万安有农民群众联名检举其有血债，由农工党江西省工委决定报请农工党中央批准，免除其省工委委员职务和开除其党籍。1952年6月16日被判处死刑，时年55岁。

肖秉国1897年出生于万安县剡溪黄陂村一个地主家庭，1918年考入南昌省立甲种第二工业学校，任班长。在南昌，他认识了同乡曾天字、张世熙等人，1919年“五四”运动时，组织全班学生参加了声援“五四”运动的示威游行。1922年6月，肖秉国从工业学校毕业，回到家乡，执教于窑头启明小学。1926年春，肖秉国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辞职前往广州，找到同乡曾天宇，在曾的介绍下，进入广州农民讲习所学习，同年8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在黄埔军校的三年间，肖秉国经常参加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听得最多的是邓演达、肖楚女、周佛海等教官的政治报告，了解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这为他后来参加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打下了良好思想基础

1929年7月，肖秉国从黄埔军校毕业，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九师警卫团中尉排长，三个月后被提升为师参谋处上尉参谋。1929年冬，正值蒋、阎、冯中原大战。是年12月2日夜，冯玉祥部下石友三在浦口炮轰南京，让蒋介石惊恐万分。因49师属西北军旧部，所以该师于1930年4月被蒋介石嫡系部队缴械整编，肖秉国离开部队。同年5月，肖秉国应族兄肖秉章之邀赴上海，并在上海通过肖秉章的介绍，认识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负责人之一的章伯钧先生。当得知宋庆龄和邓演达是该党的创始人和领袖，肖秉章也是临时行动委员会25名委员之一时，肖秉国义无反顾于同年11月正式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成为该党初创时期最早的党员之一。

1933年11月20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爱国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于次日与我党建立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肖秉章受李济深之邀赴闽任事，并携肖秉国一同前往。到福建后，肖秉章深感在动荡年代掌握兵权的重要，于是要肖秉国用黄埔军校毕业生这块“天子门生”的金字招牌，再入军界。肖秉国奉令离开福州，到河南信阳，找到在黄埔军校担任自己学员大队大队长、时任国民党80师少将副师长的陈明仁，要求在80师谋一差事，陈明仁当即委任这位学生为自己的上尉副官。按理说，从此肖秉国“背靠大树好乘凉”，可以随陈明仁飞黄腾达了。但是，“作为农工民主党秘密党员，吾不愿在战场上与共产党兵戎相见，同时，也因为副官一职位高权轻，并不握有实质性的兵权。所以，上任不久，在80师被蒋介石调往罗山围剿红军时，自己便离开部队南下返赣。”途经汉口时，肖秉国巧遇几名黄埔军校的同窗好友，从他们口中得知曾任黄埔六期步科总队长的贺衷寒也在汉口，而且身居要职。

贺衷寒，黄埔一期毕业生，与蒋先云、陈赓并称“黄埔三杰”，是军校右翼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深得蒋介石赏识，毕业后留校任教。1931年12月，贺衷寒网罗康泽、桂永清、郑介民、戴笠等三十多名黄埔生，成立了军界特务组织“复兴社”，这一组织就是臭名昭著的“军统”的前身。贺衷寒起草了该社的组织章程并成为召集人，蒋介石亲任该社社长。贺衷寒由此成为蒋介石的心腹爱将，负责全军的政训工作。肖秉国找到贺衷寒后，由于有黄埔军校这层师生关系，贺衷寒亲自委派肖秉国到12师69团担任少校营政训员。肖秉国到任后，巧遇黄埔同期同学龙士章、尚义任分别担任自己手下的第2连、第9连连长，于是着手对两人进行策反，要他们和自己一起把部队带往福建。但是，1934年一月，由于蒋介石的重兵围攻，福建政府终于失败，肖秉国在12师69团的策反行动也被人告发。由于肖秉国是贺衷寒委派到任，惧于贺位高权重，此事竟不了了之。但肖秉国在12师已无法立身，不得不回到南昌，闲居达3年之久。

1936年，肖秉章应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之邀，出任第六行政区（上饶）专员兼保安司令。肖秉国奉肖秉章之召赴饶出任保安司令部一科中校科长；1938年2月转任江西省抗战青年服务团第六大队中校大队长；1939年10月，受农工民主党党员、修水县县长何序东之邀，出任修水县自卫大队长。在修水任内，肖秉国与活跃在赣鄂皖边境的新四军抗日游击队一直保持密切联系。1942年1月，游击队负责人吴××通过联络员谢建平（现已离休，湖北通城人）的联系，与肖秉国在湖北大冶会面，要求肖给游击队弄一批武器弹药。肖秉国派自卫队士兵张有成一次送给游击队8条中正式步枪和一担子弹，张有成也参加游击队，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3年3月，肖秉国调任国民党鄂南第二抗日挺进纵队上校特派员。作为特派员，主要职责是监督部队官兵的思想言行，给士兵灌输‘共产党是国民党的死敌’、‘对新四军抗日游击队要迎头痛击’等主张。作为一个左派军人、地下民主党员，肖秉国实在难以履行当局赋予的职责，在数次请辞未获批准的情况下，于当年10月离职返乡闲居。1944年9月，经肖秉章推荐，国民党吉安专署保安司令部任命肖秉国为万安泰和9乡抗日联防委员会主任，万安县政府也任命肖秉国兼任剡溪乡乡长。1947年初，农工党中央负责人章伯钧派李柱从香港来到黄陂村肖秉国家中，“批示肖秉国整理赣中农工党党务，扩大组织，发展和掌握地下武装，联系中共地下组织，开展秘密斗争。”1948年11月，肖秉国通过农工农主党党员肖正芳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区委书记罗壤勋。应罗的要求，肖秉国通过军界朋友的关系，购买了10支步枪、2箱手榴弹送给我党地下武装。1949年7月，解放大军攻占吉安，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妄图螳臂挡车，阻挡人民军队解放万安。根据伪省主席方天的命令，万安县党部书记长郭明达率自卫团和“第三纵队”负责河西区的防务，肖秉国率伪警察大队和各乡镇公所乡丁负责河东区的防务。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肖秉国已经将自己掌握的剡溪、石塘两个伪乡公所的3支驳壳枪交给地下党员罗壤勋了，还和潘敬伯、罗壤勋等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商定，派人前往吉安迎接解放军先到窑头，再攻打县城。所以，尽管郭明达三番五次来电催肖秉国到县城赴任，组织指挥所，但都被肖秉国以生病为由搪塞过去。8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四十八军一五七师四七0团二营和地方工作团，在地下党的带领下进驻窑头，8月7日，万安县城解放。肖秉国和全县人民一起，迎来了万安的黎明。

新政权成立后，“肖秉国遵照农工党中央的指示，积极筹粮支前，配合支持共产党地方政权的工作。1949年8月，肖秉国不仅自己交军粮6千余斤，还组织农工党党员交军粮2万余斤。”9月，肖秉国奉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电令，赴北京参加农工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亲耳聆听了周总理、朱总司令的教海。1950年1月，肖秉国回到江西，一边参与组织农工党全省干部会议，一边到吉安主持整理农工党党务。同年8月，由中共江西省委统战部介绍入中原大学学习。1951年，肖秉国结束学习，被派往修水参加土改。年底，在镇反运动中，因家乡黄陂村群众举报肖秉国属反动军官，有血债；发展特务罗壤勋人农工党，进行破坏活动等，致使肖秉国在修水被逮捕。一年后，由时任省政府主席亲自批准，肖秉国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拨乱反正。农工民主党江西省委对肖秉国被处决案提出质疑，派出工作组对肖秉国解放前担任军政职务时的重大活动和有关问题进行了专门调查，1988年12月，农工民主党江西省委召开六届二次常委会，专门研究肖秉国案，并作出结论：“肖秉国是我党初创时期的老党员。在抗日战争时期，从事反蒋民主活动，秘密进行地下工作。解放前就接受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在工作上互通情报，并以武器支持中共地下组织，因此他在执行政策上是正确的，在行动上是有功的。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他在吉安一带负责农工民主党地下工作，曾积极进行过发展组织、搞地方武装、策反等活动，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安定人心，维持秩序，为迎接解放做了许多有益革命的事情。他的一生，总的来说是致力于革命的，是爱国的。”同年底，经农工民主党中央批准，农工党江西省委正式为肖秉国平反，并书面函告万安县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对肖秉国被处决案进行复查，给予平反，恢复名誉。”1989年，万安县人民法院刑事庭和县旧案复查办公室的同志对肖秉国案进行了认真复查，特别是找到了新中国成立前与肖秉国一起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员罗襄勋、民盟江西省委主任委员李柱、新四军老战士张有成等人，查清了肖秉国生前的重大历史问题。同年10月30日，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肖秉国加入农工民主党后，在抗日战争时期从事反蒋民主爱国活动；解放战争时期，能积极支持我党的地下组织搞地方武装，进行策反和抗丁抗税活动，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维护秩序，为迎接解放做了有益于革命的事情，系民主爱国人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14条第4项之规定，撤销1952年6月16日庭字第18号刑事判决，为肖秉国平反。

次年清明节前，中共万安县委统战部、农工民主党江西省委和黄埔军校同学会等单位有关领导，在肖秉国亲属的陪同下，专程来到肖秉国家乡，代表两党组织和黄埔同窗，把两份平反决定书、三个花圈送到了肖秉国同志的墓前，为这位叛逆的“天子门生”沉浮起伏的一生画上了一个迟到的圆满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