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志华：当下两个冲突性的社会现象

近一段时期，出现了两个冲突性的社会现象，需要进行一定的解读。

一是，人口出生率大幅走低引起担忧。

专家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人口红利的减少将对未来发展造成严重伤害。社会日益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经济现象常常是个人口现象，一旦人口红利不足，经济发展就有潜在的隐患，再多的机器人红利、人才红利都弥补不了，因为还有个消费问题。没有足够的人口，消费这一驾马车就跑不起来；

二是，青年人就业日益成为难题，似乎人口不是过少，而是要过剩了。

这两年就业难题不再是个敏感话题。眼下正面临全球性的经济不景气，国内外大厂都在裁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也非常大，同时，需要就业的年轻人又从校园等各个角落涌过来。

在2021年治理房地产中介和课外补习机构之后，已经有相当规模的年轻人需要再就业，又迎头赶上了2022年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大学生毕业潮。2023年的大学毕业生还将超过2022年。

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加入了美团外卖的队伍，统计表明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比例。

考研延缓就业的现象在校园蔓延，据说有的地方的研究生毕业数量已经首次超过了毕业的本科生，年轻人不为兴趣、不为科研而考研，仅仅是为了延缓就业，这本身就是巨大的社会成本。

青年人就业难，使得考公考编越来越热。有的地方大学生组团在国内多省巡回考公，已经成为一个景观，“编制”这两年的火爆，背后是在规避风险的影响下，人们的就业观念和思想意识趋于保守，期望重新回到体制的羽翼之下。这种保守性的观念，对于改革开放来说是一种倒退。

冲突性现象的三种解释

如何看待这两种看起来相对矛盾的社会现象？在人口出生率走低和当下的青年人就业难题，其实是个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的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前者着眼于长远的潜在的影响，而后者是短期的现实的影响。

当下的就业难现象，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释：

一是，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经济下行压力来得又快又急。

这种又快又急体现在，在2021年下半年出台房产中介和教育中介整顿措施的时候，当时的经济形势尚能承接这样的政策带来的一定的失业问题，但是随后多种因素叠加带来的下行压力骤然增大。多重因素包括，疫情因素、美国打压和脱钩因素，以及由此导致的订单减少，这几种因素对于民营经济的打击尤重，而民营经济的“56789”（中国的GDP里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中，就业难免受到波及。这种下行又迎头赶上毕业潮，就业难题凸显。

二是，就业市场形势骤变，导致高等教育无所适从。

日前福耀董事长曹德旺称很多大学生毕业后去送外卖、不去就业跟他们在大学里没有学到东西、没有动手能力有一定关系。但是他作为传统产业的代言人，或许没有注意到新一轮科技潮流的冲击因素。中国就业市场变动太过剧烈。

按理说，中国显著的“婴儿潮”一代是从1962年—1975年，连续持续了14年，1962年出生的人从去年开始陆续退休，理论上已经腾出一定岗位，但是显然，实际效果不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今天的科技时代和新媒体时代，所需要的人才类型和传统教育培养出的毕业生之间，存在不小的需求错位，退休老人留下的岗位很多已经处于被边缘化或者淘汰的岗位，常常是人退休了岗位就消失了。大量的新岗位处于高低悬殊的两个极端，或者是高科技的岗位，或者是如美团外卖这样简单培训就能上岗的岗位。很多大学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的背后，是中国急剧变化的社会形势，社会新岗位、新需求和大学所学之间，有较大差距。很多人没注意到，今年初相关部门出台的促进就业的文件有如下表述：“以工代赈项目能用人工尽量不用机械，能组织当地群众务工尽量不用专业施工队伍”。机器和机器人一直在取代人工，但是为了就业，甚至不得不牺牲整体的社会效率。

这种机器淘汰人的形势正变得日益严重。随着ChatGPT、百度文心一言的横空出世，这种淘汰人力的场景即将大规模出现。国内外都在讨论这种挑战性的现实可能性。我现在还在用键盘和大家交流，说不定接下来我只口述提纲，具体文字就靠ChatGPT写作了，或者AI的认知能力超过我，我也被淘汰了。但是这不应该成为社会恐慌的理由，因为历史性地看，高科技总是提高人类的福祉，人类需要警惕的是AI自身智能对于人类本体的挑战和威胁。

对于不确定性的未来，我们可以这样表述：按照专家的观点，每一次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常常是上一轮科技潮流红利消耗殆尽的结果，那么，今年以来轰动全球的AI成果，包括ChatGPT、百度的文心一言，能否成为拯救全球经济的新的科技浪潮？它是否真的是人类科技新的起点？能否承担起快速将全球经济拉出泥潭的重任？这都有待事实的验证。

三是，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沦为大众教育、公民教育，但是社会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认为大学生跑外卖是人才错配。

很多人还记得，在文革期间的高中毕业生就算“高知”了，而如今，研究生学历已经算是很多地方的就业标配，如果要进入较高层次的单位比如985高校，已经需要海外top50的名牌大学博士学位了。表面看是人才和文凭的内卷，本质上是教育文凭作为一种社会把关过滤门槛，已经快速下降为公民基本素质的过线要求。这意味着接受完整的大学教育接下来将成为进入就业市场的一个基本要求。

所以，当人们看到大学毕业生跑外卖、送快递的时候，情感上接受不了，觉得是人才的浪费和资源的错配，但是网络时代的教育早已经成为一种平权运动，拉低了本来高高在上的高等教育，而将平民百姓纳入了高等教育的范畴，结果就是毕业生大增，而就业出现困难。不过，这对于社会整体和社会进步，是积极的事情。

但是着眼于就业、着眼于制造业，接下来职业教育或许会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职业教育或许会成为一种化解上述矛盾的一把钥匙。但是问题在于，如何解决人们传统上重大学文凭、轻职业教育的普遍性的社会心理？

在当下大学毕业生送外卖的时代，社会对于大学文凭的评价和看法，或许正处于一个关键性的十字路口。

青年“花期过短”加剧了冲突性矛盾

国内青年人黄金生命周期似乎特别短。“三十而立”导致精神焦虑和竞争内卷，“35岁现象”导致人力资源极大浪费，这种中国特色的“吃年龄”状况，加剧了上述的社会矛盾。

一个年轻人，中学阶段到大学阶段，都作为学生的身份而存在，在中国社会就被视为还是个孩子，处于传统文化和世俗阅历的压制之下，孩子说的话、做的事就是不成熟，年龄大了，即便一事无成，但是也常常享受着某种权威感，所以青年作为学生没有出头之日。但是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那些科学巨匠在20多岁达到科研巅峰、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现象，屡见不鲜。而国内的年轻人，在这个阶段一直处于权威的压制之下，创新思维屡屡被扼杀，年轻人的智慧红利被漠视。

但是一旦大学毕业，整个社会就需要青年极速成长，需要短时间内出成绩。如同一口锅，需要从温水急剧升到100度，大火猛烧，拔苗助长。因为一旦到了30岁，古圣先贤说的“三十而立”就如同一座大山一样压过来，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如果这几年不能事业有成，那更为可怕的35岁就近在咫尺。这个荒诞的事实，但是无数人并没有严肃思考过这个问题。

如果到了35岁，还没进入管理层，那就基本处于沦落底层或者被淘汰的边缘了。这就是国内各个大厂和互联网平台定的人生规矩。因为中国的大厂，听起来高大上，其实常常是劳动密集型，所谓的996，不过是因为年轻人能熬夜、能加班，有气血可供榨取。但是到了35岁，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不能熬夜加班了，35岁就成了药渣，只好淘汰，让你“毕业”，造福社会。而在体制内，35岁才刚开始起步，但是偏偏考编的年龄也是限制在35岁以下。这意味着，35岁成为中国特色分水岭。

从人生的成长来说，35岁是心智开始成熟的年龄，是一个人的黄金时期，在西方社会，普遍的看法是“三十五而立”，比我们晚个5年。但是在国内，因为大厂的产业规律决定了某种人才的成长曲线，却慢慢演变成了社会规则和社会规矩，这是极不正常的。所以，大型平台的反垄断的本身，会促进人力资源的更为理性科学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体制在网罗人才的时候，需要注意承接来自大厂的这些人才，他们进入体制，或许能带来更好的社会效率，这意味着年龄的放宽和观念的更新。

但是眼下的现实，就是青年的黄金生命期，譬如朝露，来日无多。这加剧了就业市场的焦虑，和就业市场的困难。

这个年龄问题在过去十多年的发展中不是问题，因为蒸蒸日上的经济提供了无数的就业机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被掩盖、被稀释了。但是在今天，在全球经济进入新一轮的不景气区间、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时候，年轻人的年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了。

作者简介：燕志华 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