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分析周受资在听证会上的灾难性表演，他应该怎么回答？

上周四美国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在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听证。一些新闻机构将这场听证会描述成是一场 “灾难”。

从中国的媒体来看，大多数也指责这种剑拔弩张的听证会氛围。在讲究 “和为贵” 的中国文化看来，这种充满了责难口气的提问，似乎代表了美国对中国企业充满了敌意。

但事实上美国的国会听证几乎从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对于美国人自己，也丝毫没有客气的色彩。这类似于法庭辩论，控方律师提问辩方证人的时候，不会有丝毫的怜悯。在美国国会听证上，如果是国内的事情，往往会分为两派，反对被听证者的扮演对方律师来提问，而支持被听证者的则扮演自己一方的律师来维护被听证者。所以你可以看到一方声色俱厉，提问不容分辨，几乎是在提问的同时，就给你预设了答案，就是为了要摧毁你的可信度。而证人要做的，就是是否还能让自己残存的信用碎片打动陪审团。而支持自己的己方律师提问，则和颜悦色，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你建立一个可信的形象，来增加陪审团对你的信任。

这就是美国国会听证的日常模式。在 2018 年，在关于被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 Brett Kavanaugh 年轻时涉嫌性侵女性的听证会上，反对他的民主党议员严厉的质问，甚至把这位 50 多岁，做了十多年联邦法官的卡瓦诺给逼哭了。能把一位法官给逼哭了，你说这些议员得有多大本事！

至少我们看到的周受资同学，还没有被逼哭。

但是，周受资的听证会还是有自己的特殊性。有两点对他极为不利。第一，几乎没有所谓自己一方的律师来为自己辩护，全程忍受民共两党对方炮火打击；第二，周受资本人的表现，让大家感到失望，甚至是诧异。

在周先生的履历上写着，他出生在新加坡，但在2004 年就去了英国留学，2008 年来美国留学。之后在美中新加坡三地管理一些重要的中国企业。虽然周有过较长的在西方留学的历史，但周的总体表现，依然更偏向东方一些。我的意思是，他对西方文化似乎并不熟悉，或者至少说无法熟练地使用。周在回答问题时的紧张、迟疑、僵硬的面部表情和一些不切实际的保证，很难获得陪审团的认同和同情。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其实可能是周的一个重大失败，也是被众多媒体说成是 “灾难” 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 case 上，谁是陪审团呢？其实就的大众，那些提问的议员们，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不是周需要去说服的对象，他们都是对方律师。在美国的法庭审判中，不会有人奢望去说服对方律师，苏格拉底亲自光临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周的任务是要说服看这场听证会的听众。

在很多问题上，周都回避了直接回答，而是对提问的议员说：“我们下来我给你看一些文件，你就明白了。” 这种回答在听证会上毫无意义。因为公众会感觉你在隐瞒什么。也许有时候不得不这样去做，但重要的原则是：说服一两个议员毫无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是你必须给公众一个真诚透明的形象。这一点上，周的表现，如果严厉一些说，确实是一个灾难。周错把说服议员当成了这次听证会的目的。不，周先生，那些议员就是对方律师，苏格拉底都说服不了他们。你要做的是给公众一个可信的形象。

但是，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周先生犹疑的眼神和脸上莫名其妙挂着的微笑，这给我一个印象，周在刻意排演自己的回答，这些回答的可信度并不高。大家可以参看一下同样是高科技企业的扎克伯格在参议院的听证会表现。小扎同学的表现已经遭到大量的批评，因为他过于紧张。但即使小札这样的表现，也比周对问题的回避，神情的慌乱和刻意的微笑更让人有可信的感觉。这是周在准备自己的答辩中的一个严重的失误。

下面接下来我要讲周回答问题中，实质内容方面的问题。但在此之前，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在西方社会中，在说服其他人的过程中，个人的外在表现非常重要，这一点不比你实际回答问题的内容更可以被忽视。这是中国企业和中国人在和西方打交道时候的一个短板，是应该引起中国人，乃至我们美国和加拿大的华裔注意的事情。我们如何用西方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说服西方人，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在回答问题的实质性上，周自以为是的回答技巧依然是灾难性的。比如来自加州的民主党议员反复提问， “TikTok 是否是一家中国公司？” 这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众所周知的问题。正确的，可以为自己的信用度加分的回答是： “是的，TikTok 是中国字节跳动公司的子公司，但我们并不在中国经营。我们意识到西方和中国的管理制度不同，因此 TikTok 服从的是西方的法律管理，而不服从中国的法律管理。” 这种回答符合事实，而且真诚可靠。但周却玩了一个自以为聪明的文字游戏，说 “TikTok 是一家全球性公司，你说现在哪家大互联网企业不是全球性的呀？” 这种文字游戏其实降低了周的可信度。

TikTok 面临的问题，本质上是美中两国相互不信任的问题。在美中之间无法达成相互的安全信任的前提下，要让一个可以采集私人信息，甚至可能通过算法来影响美国民意的中国公司获得美国民众的信任，本身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不能够简单地将 TikTok 作为一家普通的互联网公司，而一定要承认美中相互极不信任这个大背景。我们目前解决不了这个大背景，就只能先承认下来。在这个非常不利于TikTok 的大背景前提下，如何说服美国人数据的安全性呢？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强调的是自己是美国公司，服从美国法律的监管，维护美国的利益。换句话说，这是在动用美国的国家力量来达到 TikTok 数据安全的目的，这就可能会增加说服力。比如，在存在伤害美国利益可能的时候，需要有一个美国机制来禁止 TikTok 服从自己的中国母公司的指令；而这种禁止，在子公司 TikTok 和母公司字节跳动之间，需要达成共识，形成合约，母公司无权过问。还有，这种禁止，必须得到美国执法机构的协同，任何时候如果 TikTok 或者母公司字节跳动违反该协议，都很容易被美国的执法机构发现并制止。这种机制，将会比所谓 “将数据留在美国” 的德克萨斯计划，要更有说服力得多。

一位来自加州的共和党议员奥贝诺尔特（Jay Obernolte），他自身就是软件工程师，他作证说：“我认为你们提出的德克萨斯计划从技术上来说达不到我们需要的安全保证。” 这位议员的专业背景，显然比周的空洞保证更有说服力。

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当脸书被质疑其算法公正性的时候，扎克伯格建立一个第三方机构来审查脸书的算法。脸书不涉及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但 TikTok 呢？ TikTok 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子公司 USDS（美国数据安全公司），虽然这个USDS 有独立董事会，也接受美国外资投资管理委员会审查。但这个力度显然是不够的。甲骨文公司负责的仅仅是 TikTok 的数据不流入中国。但事实上如果中国提出要求， TikTok 有什么机制可以拒绝中国母公司的要求，并接受美国司法监督，获得美国司法保护，这才是美国人最关心的。

这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安全和法律层面的问题，但周却错误地试图说服大家这是一个技术上和制度管理上的问题。来自德州的克伦肖Dan Crenshaw 议员，他之前是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的军官，在阿富汗被炸瞎了一只眼睛。在听证会上他戴着像海盗船长一样的独眼眼罩。这种人天然带有战争英雄的光环。

克伦肖的发言非常简洁而符合逻辑： “TikTok 必须听中国母公司的，而中国母公司根据中国自己的 2017 年的国家安全法，是必须和中国情报部门配合的。那么你告诉你，TikTok 如何才能不听从中国政府的呢？” 但周的回答是：“我们存储数据的地方不在中国，中国拿不到。” 克伦肖接着说：“按照中国的法律和中国政府和美国的对抗，我们很难说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在将来中国政府会通过字节跳动公司要求Tiktok 做一些不利于美国的事情，比如收集情报和制定不利于美国的算法。这种危险是存在的，这才是我们担心的理由。” 我相信没有任何中立客观的人会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或者是无中生有的。而周没有从立法和制度保障方面，去说服大家，这种担心可以放下。

这里不需要过分强调 TikTok 到底有没有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这种担心是真实存在的，这种担心的背景，是美中之间多年以来逐渐形成的相互极度不信任的氛围。这既不完全是美国的责任，也不完全是中国的责任。但现在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现在要解决的是，如何让有超过 1 亿美国人使用的 TikTok 能够继续为美国人服务，而同时又让美国人放心。

最新的CBS 民调显示，56% 的美国人认为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只有 22% 的人否认这一威胁的存在；61% 的受访者支持政府禁止 TikTok 使用。年龄在 29 岁以下的年轻人只有 39% 支持政府禁止 TikTok 的使用。美国的民意是政客们动力的源泉。我再强调一次，现在不是天真地向美国人去论证 TikTok 到底有没有威胁；而是一定要拿出实际的措施，让 TikTok 运行在美国司法的监督之下，才有可能说服美国人有人在替我们把门。

比如说， TikTok 公司可以出资来成立一个第三方委员会。这一委员会不属于 TikTok ，而是直接隶属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甚至直接向司法部汇报。这个委员会的成员由国会指定，对 TikTok 的数据安全拥有全面调查的权力。同时， TikTok 公司拿出和母公司的法律文件，来确保自己有权拒绝中国母公司的某些要求，而不会遭到母公司惩罚。这些措施看上去十分苛刻，而且带有屈辱感（一定不要低估中国人的屈辱感，这是过去的 200 年历史西方送给中国的礼物）。但是，在目前糟糕的美中相互不信任的背景下，在一边倒的民意之下，在国家安全成为一个政治热点的情况下，这似乎是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