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都这么难了, 我们的大学却背地里陷入一场生意”

✪ [英]阿德里安·帕布斯特 (Adrian Pabst)

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

✪ 潘偲毓(译)

【导读】近年来，高等教育的功利主义趋势愈发显著，不仅在国内广受诟病，在国外也是备受关注。本文尖锐追问：为什么大学正让我们变得愚蠢？大学是否已经丧失办学理想，成为随波逐流的赚钱工具？

作者以英国的高等教育为例，指出大学被企业俘获，知识成为商品，所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学术机构本身的衰落，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损失。而以政客和学术管理者为代表的管理阶层正在将大学转变为没有灵魂的公司。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越来越深地渗透进了高等教育中，使其出现了愚民化、重要行业技能短缺、学生经济负担加重、官僚主义、严肃研究被边缘化、与现实脱节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导致大学沦为市场的附属品，背离了教育初衷，培养出许多能力全面的庸才。作者认为，要扭转这一颓势，必须提高学术标准，填补重要行业的毕业生短缺，专注于某些核心学科的提升，而不应该止步于全面的平庸。

本文原载《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原题为《Why universities are making us stupid》，由“法意观天下”编译首发。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思考。

为什么大学让我们变愚蠢？

一场针对大学的战争正在进行。这场战争不是由不断罢工的教师工会发动的，也不是由想要审查非传统观点的“觉醒的战士”发动的。不，对学术界的战争是由政治家和学术管理者发动的，会计师和审计师大军则对他们施以援手。

他们认为大学是市场国家的延伸，由政府进行微观管理，同时在全球经济中争夺员工和学生。这个管理阶层正在将大学转变为与英国其他地区脱节的没有灵魂的公司。他们唯利是图的心态将学习降格为市场效用，致力于培养出为城市公司（City firms）和非政府组织（NGO）行业利益服务的毕业生。

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一种反智的观点，它破坏了大学作为一个自我管理的行会的目的——大学本应该致力于追求真理、培养品行以及我们的民主所依赖的公民义务。对传统大学概念的战争已经掏空了曾经定义了英国高等教育的集体荣誉感（esprit de corps）。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虽然黄金时代并不存在，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大学在国内外都备受推崇。作为激烈辩论和严谨学术的典范，学术界赢得了尊重并激发了模仿。不仅仅是牛津和我的母校剑桥这样的中世纪大学，连诺丁汉大学这样的19世纪学术机构和肯特大学这样的1960年代后成立的学术机构（我在那里从一名讲师成长为了系主任）也是如此。正是因为我有幸接受了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大学教育，我才会从一开始就想成为一名学者。如果E.M.福斯特（EM Forster）的《最漫长的旅程》（The Longest Journey）写在今天，那么剑桥大学很可能不会在其开篇被描述为田园诗。

大学曾经是真正的公民机构，既不受国家控制，也不被市场驱动，而是一个拥有工会成员资格且致力于学院精神的“学院中的学院”（“college of colleges”）。大学将共享学习与社会声望融为一体。这种公民精神仍然反映在大学作为注册慈善机构的法律地位上，其使命是为公共利益作出贡献。

历届政府都在不断破坏高等教育的遗产。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迫使高等教育机构竞争资金。1990年，学生助学金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则是贷款。从那时起，学生们便不得不为他们的学位支付费用。

约翰·梅杰的政府将理工学院转变为了大学，并监督了工党部长玛格丽特·霍奇（Margaret Hodge）的所谓“米老鼠”学位（“Mickey Mouse” degrees）的创建，此类学位包括了“时尚心理学”（psychology of fashion）以及“冲浪科学”（surf science）等。新老大学都受到压力，纷纷开设新课程。这些课程既没有提供严格的知识教育，也没有提供适当的职业培训。

在大学教育出现愚民化倾向的同时，理工学院提供的技术指导也开始缺失，而这导致了重要行业的技能短缺。建筑业、制造业、卫生和社会护理行业都受到了影响。与需要学术学位的工作相比，需要职业资格的工作地位下降了。虽然从事建筑业学徒的年轻人数量已经从2020-2021年的约13000人上升到2021-2022年的20000人出头，但在伦敦，一半的建筑工人都来自国外。

在新工党引入学费的同时，学生人数在1997年至201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以实现托尼·布莱尔将一半离校生送入大学的武断目标。这个目标成为了一个口号：高等教育大众化（mass academic higher education for all）。它使各政治派别的进步人士看不到这样的现实：用特雷莎·梅的前助手尼克·蒂莫西（Nick Timothy）的话说，这种扩张是一个“庞氏骗局”（Ponzi scheme）。更多的毕业生并没有提高经济生产力。相反，随着联合政府在2012年将学费提高到9000英镑，学生的债务不断增加。

这些费用的目的是使大学经费对纳税人来说更容易负担。然而，四分之三的毕业生将永远无法偿还这些贷款。让毕业生从2023年9月起在40年内而非30年内偿还贷款的计划将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退休前都要为他们的学位付钱。

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将受到最严重的打击。这些所谓的“扩大参与”的受益者在离开大学时将背负约五万英镑的债务，其中二万八千英镑将是利率为6.5%的学生贷款。

学费并不是左派和右派趋同的唯一领域。新工党和联盟党都拥护市场化与官僚主义的融合。与公共政策的其他领域一样，哪怕在政府扩大监管要求以及研究与教学标准的微观管理时，其也削减了资金。

这些标准压制了学术界，造成了额外层级的官僚主义，也加强了管理阶层对大学的控制。研究卓越框架和教学卓越框架（REF和TEF）都执行自上而下的管理主义审计工作，它们决定了各机构在大学排行榜上的排名以及它们在每年20亿英镑的政府研究经费中的份额。

然而，学术卓越的言辞不能掩盖我们的大学实际导致的现实状况。声称在排名靠前的期刊上发表的大多数文章代表了“世界领先”（这是一个被用作评估标准的REF术语）的研究是可笑的。这类期刊通常由全球出版商拥有。他们有着共同的企业观：优秀与否是由文章的下载量和引用量来衡量的。作品本身的质量只是附加的考虑对象。优秀与否变成了一场由管理学指标评判的人气竞赛。

战争并没有就此停止。新工党特别注重通过使用管理顾问和审计师来执行目标、测试、质量保证和关键绩效指标，从而扩大了企业对大学的控制。哪怕大学高级管理层削减了员工工资与养老金，其还是将各种分析工作——例如如何重组大学或提高学生入学率——外包给了咨询公司。

电子表格已经取代了知识分子的判断力。学术界人士常常因为没有达到标准而受到大学管理者的惩罚。这些指标导致了荒谬的情况，即学者们必须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学生群体在参加同样的考试时表现不同。

学术工作正在因管理主义而退化并变得常规化。这种现象被学者菲利普·布朗（Phillip Brown）和休·劳德（Hugh Lauder）描述为“数字泰勒主义”（digital Taylorism），他们强调过去需要判断和思考的智力工作被常规化了。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以企业资本主义的形象重新塑造高等教育。

1998年，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在英国工业联合会的会议上发表演讲，发誓新工党将把“大学从象牙塔变成商业伙伴”。他的政府强行推行了支撑资本主义的商品化逻辑——将知识、研究人员和学生等同于全球“思想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中可进行经济交换的商品。这种逻辑建立在两个有缺陷的想法上。首先，不断扩大的“知识经济”需要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第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本身就能促进增长和生产力，而不需要将市场嵌入公民机构或推行国家产业政策。

新工党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布莱尔在2000年表示，“知识经济”将很快“成为所有商业运作方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英国工业能力的破坏和外包从撒切尔时代开始，并在布莱尔和戈登·布朗时期继续进行。尽管英国工业能力在2008年金融风暴来临时严重不足，但保守党未能改变方向。制造业生产仍然尚未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

英国比其他发达经济体更容易受到新冠疫情和生活成本危机等突发事件的冲击。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生产的食品、能源和关键医疗用品比其他大国少。英国不需要更多的毕业生，而是需要在这个国家培训的工程师、机械师、建筑工人、护士和护理人员。

然而，管理阶层坚持这样的想法：理想意味着上大学和从事服务行业的工作。这并不奇怪，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所说，“特权阶层”（overclass）本身就是全球知识经济的产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大企业、政府及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等大型机构工作。90%以上的英国议员都是高校毕业生。正如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所言，我们的精英阶层对认知技能和学术资格较少的人的义务感，甚至比富人对穷人的义务感还要少。

管理阶层重塑了整个教育系统，高估了全方位的最低能力，低估了特定学科的卓越能力。出于这个原因，英国的大学和中学都强调可转移的技能，例如解决问题、遵守截止日期、分析数据和发表演讲。

在官僚主义的压力下，严肃的研究已经被边缘化。过度的专业化和对于相同材料的无休止重复使得许多论文甚至连同一学科的学者都无法阅读。多达82%的人文学科发表的文章没有被引用，一半的论文只被其作者、同行评审员和编辑阅读。教育学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教学造成了对个人性格和创造力的积极压制。对于性情与创造力的培养已经被审查过的课程、可转移的技能测试和只有职能部门才能理解的“学习成果”所取代。

当大学被工具性的考虑所支配时，就会出现未经阅读的研究和简化的教学。不断地发表论文是学者们职业发展的要求，就像追求就业能力是为了满足学生消费者的短期利益一样。悲剧性的悖论在于，大学使我们更有能力，但并没有使我们得到充分的教育。

大多数英国大学在“愿景声明”中宣布他们的价值观。他们高尚地声称自己在推进教育、创造知识、促进多样性、建立宽容的社会。然而，高等教育的基本理念却是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其目的是使个人的价值最大化，从而汇总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这种计算方法从生活经验的复杂性中抽象出了人们的才能和职业。通过将教育的价值等同于资格证书的市场价值，它将本应是嵌入关系和机构中的社会与政治动物的人，降低为“赤裸裸的个人”（bare individuals），从而剥夺了其尊严和力量。

为了经济利益而用人意味着对他们思想和灵魂的漠视，而这让学生和工作人员深感不快。根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11月的一项调查，45%的学生声称，自秋季学期开始以来，他们的心理健康变得轻微或极大地恶化；很大一部分人则声称他们的幸福感和整体心理健康明显下降。同样地，比以前更多的员工正在经历职业倦怠和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减薪、临时工和养老金的不确定性导致了英国员工的大量减员，越来越多的学者也移居国外。功利主义旨在促进幸福，实际上却增进了人们的抑郁。

这也意味着太多领先的大学扩大了学生人数，哪怕他们无法正常教学或安置学生。在本学年开始时，曼彻斯特的学生被安置在利物浦，布里斯托的学生则被安置在纽波特。罗素大学集团的几个成员拥有3万或4万名学生。

这些大学类似于金融风暴期间“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过度杠杆化的银行。如果次级抵押贷款只能在雷曼兄弟公司的会议室里被视为审慎的做法，那么像《作为人类的恋童癖：承认边缘化的性取向的自传》（The Pedophile as a Human Being: An Autoethnography for the Recognition of a Marginalized Sexual Orientation）这样的论文发表在《争议思想期刊》（Journal of Controversial Ideas）上的现象，也只能发生在英国。这样的文章只可能在英国学术界同样超现实的环境中被撰写、编辑和出版。我们的大学已经与现实脱节。

英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显得太过好高骛远了。正如学者大卫·古德哈特(David Goodhart)所表明的那样，毕业五年后，超过三分之一的毕业生从事非本科工作。同时，在许多工作岗位将没有学历的人拒之门外的同时，毕业生的薪酬溢价也在急剧下降。

太多的大学让毕业生和非毕业生都感到失望。它们让那些缺乏基本英语能力的毕业生充斥着劳动力市场。几年前，历史学家大卫·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表示，“人们不知道如何写作。他们对语法、标点符号和拼写的掌握非常糟糕。”他描述的是剑桥大学的本科生。

为了扭转学术界的颓势，我们需要提高学术标准。这需要使学术科目理性化，特别是要挑战正在腐蚀人文学科的相对主义以及充斥在自然和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填补Stem学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毕业生的短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应该专注于某些核心学科的卓越，而不应该致力于全面的平庸。

学术界将需要重新找回失去的领导品质。正如胡安·巴勃罗·帕尔多·格拉（Juan Pablo Pardo-Guerra）在《量化的学者》（The Quantified Scholar）一书中所展示的那样，英国的社会科学曾经是一个“由许多小岛组成的世界”（a world of many islets），以地方专业为标志。他们的知识传统曾是世界领先的。牛津大学经济学院帮助制定了德国的战后经济模式。华威大学的劳资关系研究是布莱尔时代制定最低工资立法的关键。我们必须扭转胡安·巴勃罗·帕尔多·格拉所说的“结构性同质化”（structural homogeneity）的影响——我们不应该致力于什么都涉猎却什么都不专精的研究和教学。

同样重要的是加强职业和技术培训。几乎一半的大学学位是混合型的——部分是学术性的，部分是职业性的。大学需要与雇主合作，以改善职业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高等学位学徒制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英国贫困地区的混合型高等/继续教育学院需要更多的资源和权力，从而与地方当局、雇主和工会一起设计资格证书。

大学和学院可以利用他们的召集力和作为支柱机构的作用来帮助重建社会伙伴关系，从而调和各地区的疏远利益。这也将使大学和学院能够重申其教育学生成为社会公民的使命——教授公民义务并与处境不利的社区合作有利于帮助学生了解其作为社会公民的使命。

这是一项世代相传的任务，需要长期的思考和大量的资源投入。目前，英国的政治和政策中都缺乏这两大要素。但是振兴地方建设政策（levelling up）提供了一个机会，因为大学和学院可以成为英国受全球自由贸易影响的部分地区的支柱机构。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应该通过对毕业生和有资格的人征税来获得部分资金，但在这一点在财政上可行前，政府应该投入更多资源。一个国家的人民和社区是最重要的资产，而提供知识教育和职业培训的系统则是对这份最重要资产的投资。

大学被企业俘获所造成的不仅仅是学术机构本身的衰落，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损失。我们正在失去这样的意识：知识和学习是一种共同的遗产，而不是一种商品。在学术界工作了近30年后，我对知识和学术机构更新的前景并不太乐观，但仍然抱有希望。只要对大学灵魂的争夺还在继续，我们面对这场针对大学的战争就不会失败。

本文原载《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原题为《Why universities are making us stupid》，由“法意观天下”编译组编译。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