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二十年，活下来的“幸运者”：捡回了一条命，日子却不像人样

2003年，一场大规模的传染病在中国南方悄然蔓延，人们把这场被载入史册的瘟疫称为“非典”。如今，20年已经过去，非典的伤疤也早已愈合，但在历史的角落里，还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仍深陷在过去的泥沼中……

01、“捡回了一条命，也借下了一堆债务”

郭仕程是全国非典“2号”病人，他从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场历史大事件中的关键人物。

2002年12月，郭仕程感到喉咙不舒服，去医院吊针几天都不见好转，反而开始咳嗽，于是他决定转到市人民医院看看。医生告诉他可能是肺癌，需要做探管检查。几天后，郭仕程因突发高烧而住院。

当时，郭仕程所在病房的对面住着非典“1号”病人黄杏初。随后，黄杏初因病危转到广州治疗，很快郭仕程也因病危，转入广州呼研所，成为钟南山治疗的首位非典患者。后来郭仕程经常开玩笑说：凭自己的名字，就能随意进出钟南山的办公室。

非典痊愈后，郭仕程觉得自己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然而，他做梦都没想到，由于治疗期间大量使用激素，自己的后半生都要与股骨头坏死的后遗症一起度过。

2004年，郭仕程接受股骨头坏死的手术，医生从他的左腿取出了一截骨头用来移植，两只大钢钉被装进他的体内。手术后，郭仕程说：“走上几分钟就受不了，比死都难受，家里马桶的高矮都是特制的，否则上个厕所都受不了。”

不仅如此，高血压、糖尿病、肺部纤维化的疾病也随之而来。郭仕程抱怨：每天吃的药比吃的饭还多。

因为是最早的非典病人，而且没医保，这些年来，郭仕程的治疗费用都是自掏腰包，前后已经花了70多万。为了治病，郭家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卖掉了家里的房子，还欠了一屁股债，儿媳和儿子也因此而离婚。

02、“等到看不见的那天我就走”

2003年5月8日，是张金萍走出非典病房的日子，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那么美好，沉默寡言的丈夫开始变着花样给自己做饭吃，刚刚毕业的女儿也找到了工作。然而，幸福却只是短暂地停留了一下。

由于治疗非典时，张金萍使用的激素比别人多，后遗症也比一般人严重。半年后，张金萍相继被确诊干眼、股骨头坏死、脑梗等病症。光是治疗干眼症，一年下来买人工泪液的费用就要2万块。

但生活对她的打击还远不止于此，婆婆心脏病突发、女儿因手术造成脑瘫，自己又因疾病找不到工作，全家得开销就靠丈夫一个人，丈夫也变得一夜白头。

沮丧的时候，张金萍有想过一死了之，她说，“不想等到眼睛失明之后，连自杀的门都找不着了”。病友们都劝她不要想不开,但张金萍从来没有放弃过自杀的念头，偷偷背着家人，积攒了整整一大瓶安眠药。

生病之后的张金萍变得不爱出门，也不爱社交，有时，家里的电话响半天，她也不接，“我不愿意见到以前的同事、朋友，看着他们一个个过得比我好，心里觉得委屈”，张金萍说道。

张金萍喜欢把自己困在那间潮湿的小黑屋里，没有表情，没有言语，她闭上眼睛，一遍遍地在回想：“如果当初不去住院，就不会感染非典”。

03、“坐公车，有小姑娘让坐，我不知坐还是不坐”

2004年1月，老汪被确诊为股骨头坏死。当时，妻子刘梅强装镇静地对丈夫说：“没关系，瘫了我推你。”

开始，老汪为了维持自己作为男人的自尊，每次和刘梅出去买菜时，实在疼得厉害时，才拄个小拐杖。有时候在公交车上，有小姑娘给他让座，老汪也会感觉很尴尬。“我不知坐还是不坐，这些微妙的心理是正常人很难体会的”，老汪说。

时间一久，老汪的脾气开始变得喜怒无常。面对为给自己治病，四处奔波的妻子，总是冷眼相待，有时甚至拒绝和她说话。久而久之，刘梅的热情被一点点地浇灭，最后妻子提出了离婚。

老汪心里知道刘梅也是为自己好，但也只能在心里自责：“其实我也不是冲着她，但我心里有怨气，控制不住，只能撒在她身上。”

除了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等生理摧残，非典后遗症患者还有个共同症状：心理问题。他们普遍认为，自己再也无法回到正常人的生活状态。“活得没尊严，要健康没健康，要钱没钱，要家没家。”一些非典后遗症患者说。

04、“永远不能翻过非典那一篇”

2003年3月，新姚和丈夫、公公、婆婆一家四口，先后被确诊为非典。当时22岁的新姚已经怀孕6个月，但因非典救治时，使用大量激素，医生劝新姚拿掉孩子。看着引产的胎儿，新姚精神大受刺激，落下了癫痫的毛病。她说自己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出院半年后，新姚再次怀孕。不幸的是，丈夫和婆婆相继出现股骨头受损的症状。为了赶在双腿瘫痪时，给即将出生的孩子赚一些生活费，丈夫没日没夜地跑长途运输。

很快，丈夫因过度劳累，股骨头坏死从二期到四期，最后不得不做股骨头置换手术。为了做手术，他们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变卖了，冰箱、电视、洗衣机、嫁妆……那是全家最艰难的时候，每个月只靠公公的两三千块退休金活着。

如今，新姚和丈夫都丧失劳动能力，一家人就只能靠低保过日子，新姚抱怨地说：“永远不能翻过非典那一篇”。

05、“与非典有关的一切，都成了家里的敏感词”

非典治愈后不久，路梅就被确诊为股骨头坏死，她和丈夫商量好不要孩子。

2008年，路梅意外怀孕，但她却高兴不起来，她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会影响孩子的健康，计划打掉孩子，最后在家人的劝说下才打消念头。

幸运的是，路梅生下来的孩子很健康。只是喜悦没有持续多久，因为骨头坏死，路梅连抱孩子这样简单的动作也做不了，孩子只能由外婆来带。有一次在喂奶时，孩子动了一下，路梅的手没劲抱不住，孩子就直接滚到地上去了。

正在厨房做饭的外婆跑出来，看着哭泣的外孙和懊恼的路梅，极力压制自己的情绪，不敢在女儿面前流露出半点沮丧。在这个家里，那些与非典有关的一切，都成了家里的敏感词。

非典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尤其是那些“后遗症”的幸存者，活着对他们而言，是幸运也可能是不幸。非典后遗症患者大多数丧失工作和劳动能力，但却一直得不到妥善的社会救助，唯一能拿到的是每年几千块的救助补贴。但这对于他们而言，无疑是杯水车薪。

• 参考资料：
• [1]《广东“非典”10年：伤痛与重生》，三联生活周刊，2013-03-13
• [2]《非典十年后：那些活着的后遗症患者》，凤凰网，2013-03-06
• [3]《非典妈妈》，半月谈网，2013-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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