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为反腐谈谈企业与刑事律师的「双向奔赴」

前言.

提到华为任正非的反腐，是“铁血”、“军人风格”式的反腐。很多人在总结华为的成功时总是浓墨重彩地描述华为对于科技的攻坚精神，以及著名的“备胎”计划。但对于一个世界一流的科技企业的成长之路来说，背后成体系的合规管理才是企业最重要的软实力，正气反腐才是最好企业文化。

01.

领导层的坚定意志是反腐最重要风向标

1.持之以恒、毫不含糊

任正非是华为的旗帜，从他身上能看到华为对于腐败的态度。任正非曾经多次在各种内外部场合重申他对于反腐的态度。

公司绝不允许高层干部腐化，我们将持续地在高层干部中反贪污，反盗窃，反假公济私，反不道德行为。持续地反对怠惰，上至总裁下至各部门总经理无一例外。廉洁公司的行动将延伸到基层干部，每一位有上进心的干部，都要时时刻刻注意严格要求自己。

——摘自：《不前进就免职》（1995年）

“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很多企业下不了决心整治内部腐败问题，就是因为信奉“水至清则无鱼”的模糊信条。不可否认，很多企业在野蛮生长阶段，或多或少是在规则的边界外赚取到的第一桶金。在社会制度不健全的年代，“胆子大、敢越线”意味着可能吃到短期“红利”。但是在法制健全的年代如果仍然对旧的路径产生依赖，吃到的则可能是“刀子”。

近两年笔者在办理例如TR系列传销案以及上海某培训行业传销案时，在案发之前律师都数次向公司领导者表达了公司的运营模式，极可能存在极其严重的刑事风险的预警，应当立即进行刑事合规，但是很多人已经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并没有真正的醒悟和回头，直至案发，锒铛入狱。

2.“荷兰病”之于企业腐败——劣币驱逐良币

荷兰是发达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十大经济强国之一。曾经的荷兰工业发达，主要工业部门有食品加工、石油化工、冶金、机械制造、电子、钢铁、造船、印刷、钻石加工等。

1959年，在北海意外地发现了：格罗宁根气田（Groningen)，之后借着1970年代“石油危机”油价暴涨，着实发了一笔横财。钱如果挣得太容易了，就不会有人这么辛苦地去挣辛苦钱。随着石油业的兴起，原本是做厨师、卡车司机、警卫保安等等几乎所有行业的人，以及国家的所有资本、资源都倾注于油气行业了。但天上掉馅饼未必是好事，1959~1982这23年荷兰人享尽了清福、挥霍无度，但是萧条的祸根已经悄然埋下。

这个在经济学领域尽人皆知的“荷兰病”，对于华为这样追求科技前沿的公司尤其重要。“备胎”计划苦不苦？就像两弹一星元勋隐姓埋名地埋头苦干，不为人知。但是如果华为的高管、中层、采购商能够轻而易举地通过收“回扣”赚到大钱，谁会下大力气吃那么大的苦头带领队伍搞科研？

02.

华为反腐的六大机制——六脉神剑

媒体：您最敬重的公司或者最强大的对手是哪家公司？

任正非：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董事长讲了，在华为公司的前进中，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能够阻止我们的，就是内部腐败。最大的竞争者就是我们自己……

——摘自：2014年6月16日任正非首次接受中国媒体采访实录

华为历来对腐败问题实行极限高压势态，靠的是以下六大机制。

1.高层宣誓机制

早在2005年，华为就形成了《EMT自律宣言》，2007年进行了首次集体宣誓，内容包括“我们必须廉洁正气、奋发图强、励精图治，带领公司冲过未来征程上的暗礁险滩。我们绝不允许‘上梁不正下梁歪’，绝不允许‘堡垒从内部攻破’。我们将坚决履行承诺，并接受公司监事会和全体员工的监督。”

2. 三层防控机制

华为在防控内部腐败机制上设立了三道防线：

一是业务管理者负责做好员工BCG（商业行为准则）教育，做好典型高风险岗位权责适配，落实终端、交付、销售、企业业务等关键内控。

二是内控及风险监督部门负责针对销售合同等的稽查以及方法论的推广，对一道防线的业务主管进行内控赋能，帮助业务主管成熟地管理好业务，发现问题，改进问题，形成有效闭环。

三是内部审计部作为华为的“司法部队”，通过独立评估和事后调查建立“冷威慑”。

3. 内部特赦机制

华为曾经力推“特赦方案”，鼓励员工主动交代经济或账目问题，不要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结果在一个月时间内，选择“坦白从宽”的员工高达4000多人。

4. 外部豁免机制

对于与外单位合作中的历史问题，华为采取举报豁免机制。凡华为员工（包括已离职的）存在收受好处费等类似问题，如相关合作伙伴或经办人能主动向华为完整报备并积极配合相关调查的，华为将视具体情况对该合作伙伴或经办人不予追究民事责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不进行民事起诉，并酌情退还所追回的赃款（依法被司法机关没收的除外）。

对承诺以后不再发生类似问题的合作伙伴，不影响双方继续合作。

5. 失信查询机制

华为还推出了“除名查询”系统，将员工在华为工作期间的违规行为向社会公开，减少员工犯错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侥幸心理。

6. 反腐分钱机制

华为的反腐缴资不作为公司或反腐部门收入。任正非对审计部门说：“我不会给你们发很多奖金，因为如果按项目来发放奖金，可能会出现冤假错案。但我对人力资源委员会讲过，在任职资格个人级别方面，要关怀到你们！”华为罚奖分明，比如在2014年9月的反腐行动中，华为一共收缴问题资金3.7亿元，均作为奖金发给了遵纪守法的员工。

——发表于《企业管理》杂志2020年第9期

总结上述的机制，首先就是华为把业务管理者作为第一责任人。任正非曾经在多个场合表示，权力是腐败的基础，业务管理者通常具有实际权限，实际业务才是腐败的高发地带。其次，就是建立内控及风险监督部门作为第一道防线。最后，如果已经涉及刑事底线，则由最后一道底线——华为的内部审计部进行处理。内审部作为华为的“司法部队”坚持审计到底，纠察不休。

03.

华为业务暴增的时期正是华为反腐的高峰期

▲华为2012年—2021年营业收入

真正高明的领导决策并不是等问题出现了才亡羊补牢，而是未雨绸缪。2013年1月14日上午9时，华为中高层聚集在深圳坂田基地华为总部，召开“董事会自律宣言宣誓”大会。这次大会应当是华为内部反腐的一个分水岭性的事件，意味着从公司决策层的角度形成了统一意见搞反腐。

其原因是2012年4月18日，华为新手机Ascend P1正式发布，是华为首次在手机终端领域做出尝试，但这并不是浅尝辄止，这次在终端领域的尝试意味着华为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开始把企业的战略重心之一转向终端，营销等策略也随之产生重大改变。这样重要的战略转变关乎企业的生死，必须要肃清产品从企业到客户这条渠道上的任何阻碍。

▲ Ascend P1

随着华为荣耀等手机的畅销，华为的营收从2013年开始迎来了持续的高增长，是华为最黄金的几年。但是手机等终端产品的畅销，不出意外的经销商等渠道的腐败风险也随之大增。

2014年9月4日上午，华为培训基地主培训楼一楼会议室就聚集了来自全国的近200家企业业务部的经销商。在会上华为宣布了116名员工涉嫌腐败，其中4名员工移交司法处理，涉及69家经销商。在涉案资金处理上，华为更是别出心裁，董事会决定将3.7亿资金将用于奖励那些遵纪守法职工，每位华为员工将会获得数千元奖金。

04.

企业为什么要做反腐以及刑事合规的问题

总结华为的反腐之路，领导层从一开始就对内部腐败问题态度坚定，绝不含糊，不存在什么模棱两可的底线问题。2014年华为六名高管因泄密被批捕，其中包括吴彬。他曾任华为终端架构设计部部长，带领项目小组研发设计了P6，使之成为华为智能手机转型之作，因此他在华为内部一度有“华为P6之父”的美誉。2017年12月，华为消费者BG大中华区执行副总裁腾鸿飞因涉嫌费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带走调查……

▲截自滕鸿飞LinkedIn主页

也许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并没有像华为这么健全的制度以及抗风险的能力，对于他们来说只有“0-1-0”的循环。也就是说，要么不出现企业性的刑事风险，一旦出现刑事风险导致老板被抓，也意味着企业归“0”，这就是“0-1-0”的循环。刑事是关乎企业家人身自由和企业生死攸关的底线性问题。

很多企业想要建立像华为这样完整的两套防线，但现实也是残酷的。我们在办理刑事合规的相关案件中也发现，即使是很多大型的国企金融集团，也只有能力建立第一道民事内控及风险监督部门，他们可以对于合同的风险等民事问题进行审查、内控，但刑事合规和民事风控完全是两个概念。

阿里巴巴、华为、京东等头部企业建立自己内部审计机构的方法简单粗暴，就是高薪挖人，以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年薪从纪检监察、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部门招收有经验的人才。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具有多年刑事经验的人才能胜任刑事合规工作。

企业的发展对于企业来说是根本，企业的刑事合规对于企业来说是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不要出现刑事案件。企业可以选择未雨绸缪建立比较完整的刑事合规或者类似华为的司法审计部门，也可以在出现对应的刑事风险后，委托刑事律师开展专项刑事合规服务以化解刑事风险，选择并不是唯一的。

▲ 龚振中律师

“无论是企业合规、还是刑事合规或是专项合规的业务，重在实操、贵在落地，我们在这几年中，也陆续开展了部分的合规业务，也积累了一定的实操技能和落地经验，但经过「庭立方-企业合规业务研修营」系统的学习与培训，我能更好地为客户提供真实的、全面的、有效的合规服务。”

——摘自龚振中律师2023年3月18日在成都“庭立方-企业合规业务研修营”作《刑事合规业务的落地与实操》的主题分享。

▲ 成安律师

所以，刑事合规是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刑事律师是企业发展的安全阀门，这是企业与刑事律师的双向奔赴。

——摘自成安律师2023年3月18日在成都“庭立方-企业合规业务研修营”作《企业合规业务认知与落地》的主题分享。

作者丨龚振中 黄天源

编辑、排版丨不雨

校对 | 陆行舟

审核丨de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