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949年4月29日，刘少奇在北京香山接见了一个特殊的人，他的名字叫李时雨。就在三天前，这个人从香港带来了一部用线装古书伪装起来的密写情报。
一见面，刘少奇就紧紧握着李时雨的手，感慨地说道：“你一个人顶三个师，在敌人心脏整整战斗了15年，今日得以凯旋，真是个奇迹。”
彼时国共之争大局已定，在敌营潜伏了多年的红色特工李时雨，终于脱下了国民党的制服，换上了解放军的军装。
潜伏生涯的开始
李时雨出生于1908年，黑龙江省巴彦县人。他的家境很不错，小时候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1926年，李时雨离开东北，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就读，并在这里初步接触到了马列主义。一年后，他又去了北京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上学。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沦陷，李时雨痛感家乡落入日寇之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立志救国救民、扫除日军。
当时国民党消极抗日，引发了全国上下的不满。就在这个危急关头，他被组织派往了黑龙江从事秘密抗日活动，组织抗日武装力量。
李时雨回到哈尔滨后，经过多日的奔波，联络了许多愿意起义的爱国人士。他将联络起来的人集中起来，在一个隐蔽的村庄里成立了黑龙江省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司令部。
这支队伍在人民群众内部进行了大力宣传，有许多父老乡们争相入伍，很快发展成了拥有3000余人的武装力量。
当时侵华日军活跃于黑龙江地区的县城和乡镇地区，经常欺压百姓，搞得当地民不聊生。
1932年8月初，李时雨得知将有一列日军军用列车路过泥河后，当即组织人手和日军展开了一次伏击战。
这次战斗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不仅歼灭了货车上的所有敌人，还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
在东北期间的优秀表现，为李时雨赢得了组织的信任和青睐。1934年，他被派往西安，进入西北“剿总”第四处工作，由此开始了地下潜伏生涯。
当时和李时雨接头的，是受周恩来直接领导的西安地下党负责人刘宇新。他交给李时雨一个主要任务——在张学良的手下宣传抗日救国思想，鼓励官兵打回东北老家去。
张学良公馆里的人基本都是东北人，因此看到老乡李时雨十分亲切，都赞同他的抗战主张。
打入汪伪政权
1936年12月12日，也就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上午，刘宇新找到了李时雨研究下一步的工作，他嘱咐李时雨进一步加强和东北军官兵的联系，必要时可以发动他们起义。
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然而张学良刚到南京就被扣押问罪，东北军一时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很快就在蒋介石的操作下分崩离析。李时雨和大部分东北军总部官员一样，成为了“失业人群”。他在组织的安排下去了天津，继续秘密情报工作。
1937年8月1日，日本人在天津成立了一个治安维持会，由李光弼担任总务科长。李时雨被组织安排打入日伪政权，利用“汉奸”的身份暗中搜集情报。
刚好当时治安维持会正在大肆招揽中国人，学历高、有文化的李时雨很快受到重用，当上了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
就这样，他在“汉奸”身份的掩护下，为我党完成了多次危险任务，其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当属营救被关押在天津监狱看守所的共产党员冯骥。
冯骥被关押后，李时雨心急如焚。他到处打听，得知冯骥的案子是由一名康姓法官经办，于是趁着康某法官外出之际，偷偷潜入对方的办公室销毁了卷宗。
等到康法官回来发现卷宗不见了，李时雨又在一旁给建议，说只要告诉上级卷宗在日军轰炸时被烧毁了就行。康法官依计而行，结果上级信以为真，没有怪罪下来。
销毁卷宗后，李时雨又想办法给监狱里的冯骥带话，告诉他证据已经没有了，只要后面坚持说自己被人诬陷的，就有一线生机。紧接着，他又利用自己的人脉到处打关系，请人关照冯骥。
不久之后，法院开庭审理冯骥一案。冯骥在庭上坚持自己是无罪的，此案最终因为证据不足不了了之。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控制的汪伪南京政府正式成立。
李时雨因为此前的“良好表现”，成为了汪伪南京政府的高官，同时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立法委员和法制委员会委员。他一边为南京伪政府做事，一边默默搜集情报。
一波三折的地下活动
在南京期间，李时雨和汪伪政权的核心人物之一陈公博往来密切。陈公博曾在广州法政专门学校学习过，对同是法学生背景的李时雨特别欣赏。
当时汪伪立法院的人眼见李时雨深受陈公博的重视，都主动跟他攀关系，他很快在立法院打开了局面，积累了不少人脉资源。
不久之后，党组织将李时雨的妻子孙静云也送到了南京与他团聚。孙静云也是一名地下党员，她不仅是李时雨的生活伴侣，也是最好的工作搭档，帮他处理机要和交通工作。
1940年，陈公博出任上海市长，把李时雨调到了上海担任保安司令部处长。
孙静云在发给组织的密电里这样说道：“我们已在敌营站稳了脚跟，可以步步深入敌人的心脏了。”
在上海期间，李时雨越来越受到日伪政府的重用，接触到的机密也越来越多。
1943年3月，中共北方局社会部派遣了一个名叫张友恒的同志来上海，帮助他从事情报接收工作，并在津浦路下关火车站建立了一个转运点传递情报。
当年8月，李时雨出任警察局司法处处长，一时间在上海滩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在上海滩推行禁烟、禁赌、禁毒，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实事，也提高了自己的威望。
然而好景不长，1944年4月，日本宪兵带人闯进了李时雨的家门，提出要逮捕孙静云。孙静云心里早有准备，因此顺从地配合这帮人走了。
李时雨连夜找到陈公博，表示自己在上海做了太多的事，得罪了太多人，有人故意要搞他。陈公博闻言大怒，宪兵队居然敢随随便便动政府高官，简直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他立刻让秘书打电话给市警察局特高处处长五岛茂，命他摆平此事。
不久之后，孙静云就被释放了。
直到此时，李时雨才知道妻子是因为一个名叫何松亭的地下党员身份暴露才受到连累的。
经过这件事后，惊魂未定的夫妻俩决定外出避避风头。刚好当时上海警察局决定派遣考察团到日本考察警政，李时雨便趁机向陈公博要了一个名额，带着妻子去了日本。
抵达日本后，他看到日本本国已经陷入了极端艰难的困境，物资供不应求，民众生活艰苦。这些景象让他更坚定了抗日战争必胜的决心。
回国后，李时雨将自己所闻所见整理成了文字，然后密报给了党中央。
恢复党员身份
1944年11月，陈公博接替汪精卫，成为汪伪政权的头号人物。本来他打算带着李时雨去南京，可是李时雨敏锐地感觉到日本人的末日即将来临，于是主动请求调到太湖地区任专员，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但是因为一些错综复杂的原因，他最终未能如愿，还是留在了上海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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