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人、西周人的“事神”观念

何谓“事神”，或可理解为侍奉、敬奉。这实际上是人类最早的天命观：天有神，神降临人世而造人。于是，上古时代，不止中土地区，即便是西方世界也多有这种观念。

中国人的“事神”，相对较为成熟的体系大致开始出现在殷商时代。

《礼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人对神的尊奉，不是个体化的，更多的是全民化，是由殷商帝王率领全体臣民的尊奉。这里的“神”是天神，“鬼”是祖先，可见殷人已是把天神与祖先关联起来，这是天神走向人类化的第一步。

我们东方的天神，至高无上的那一位是没有约定俗成的。这个天神有点类似于虚无的道，就是老子所说的那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除此之外，我们的神仙体系，不止山川河岳，不止风雨雷电，还有天上的星辰，人间的器物等，皆可成神。

西方的神则不同，虽然他们的耶稣、阿訇等等的出现，也如老子的道那样，成于虚无，也归于虚无，但他们与人类的关系是隔离的，他们原本就是神，只是因为降临人间，才在人间有了名。东方的，就如印度和我们中国的神，是有过转化的，即是从山川河岳到神，或是从凡人修炼到神。我们的神是可通过修炼达成的，我们的神本质上不过是人类的更高级别的存在而已。

所以，我们的神是有人性的。有人性的神当然就要享受人间的供奉，这是理所当然的。于是，殷商人的“事神”，是从祖先到天神，一层一层往上的。人性之中，亦有私欲，既有了“事神”，也更有“请神”之说，武丁就曾举行祭祀仪式，向亡故的父母祷告，祈求自己的疾病可以痊愈，此时的武丁显然已经将亡故之父母当作神了。

因此，殷人“事神”，而且他们跟神是亲近的关系。所谓“君权神授”，帝君为天帝之子的说法大致应是源起于殷商。

西周人则有不同。周文王、周武王乃至其后的周公，这三位人物在史书中给人的最大印象，就是尊奉礼的。而且，周人由这三位所开启的西周时代，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管理体系，这套体系被后来的周公作为管理国家的基本准则，也即后来的“周礼”。

当然，最早的“周礼”这个说法是没有的，而是更多融合于各类昭告和训诫之中，这些内容后来都零散的出现在了各类青铜器上，被诸侯列国们放置于宗庙之内、朝堂之上。

周人“事神”，但不亲近神。周人是把“礼”放到更高的位置，至少是要比神的地位要高的。所谓“礼烦则乱，事神则难”，就是如果违背了礼，“事神”也是侍奉不好的。

殷人也讲“事神”以“保民”，但更多的还是“率民”，民的地位实际上是远远不能与神相比的。周人则把民的地位进行了提高，《左传》《国语》里提及的“事神保民”，神与民的关系成了相辅相成。

《礼记·表记》载：“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这是周人对“事神”规则的进化，也算是一种时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