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钧：科尔沁的灯影与塞纳河的桨声 （《巴黎背影》创作谈）

科尔沁的灯影与塞纳河的桨声

文 I 剑钧

剑钧，本名刘建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北京从事文学创作，曾入选新浪读书超强阅读人气榜作家，多部长篇小说入选过当当、亚马逊和新华书店网上书店图书排行榜。迄今结集出版长篇小说、长篇纪实文学、散文（诗）26部，600余万字，其中长篇小说9部:《蓝梦》《古宅》《情人规则》《爱情距离》《心房的那把钥匙丢了》《天祚文妃萧瑟瑟》《敖包相会》《巴黎背影》《神秘古丝帛》。

创作谈：

科尔沁的灯影与塞纳河的桨声

一

2005年9月5日，我作为中国内蒙古作家艺术家考察团的一员，来到了浪漫之都巴黎。记得那天，我慕名走进塞纳河左岸普罗科佩咖啡馆，在靠窗的一个角落里，寻找到那张椅背镶嵌有海明威铜牌的坐椅。我久久凝视，又把目光投向窗外：塞纳河左岸，一个在万里之遥的科尔沁草原，我曾魂牵梦萦的地方。今天，我来了。

也就在那一刻，我一闪念：是不是该为巴黎写一点东西了？转而一想，又有点可笑，半个多月的旅欧行程，在巴黎仅待短短四天，连走马观花都谈不上，还能写什么？此时，我脑海里浮现出在巴黎奥斯曼大道40号老佛爷百货商场看到的一幕：几个中国留学生在商场门前兜售埃菲尔铁塔钥匙链、打火机等小物件，其神色紧张的样子，像是做贼了似的，心里不禁想，在国人眼里，出国留学很风光，但谁又知晓这其中的甘苦呢？

稍后，我沿着香榭丽舍大道行走，看到团里好多人都在附近逛时装店、香水店、食品店。我毫无兴趣，我的兴趣点是流淌在这条大街上的文化。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名著中，像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小仲马的《茶花女》、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等都以香榭丽舍大道为背景做了精到的描写，岂止“奢华”二字所能囊括的。

我信步来到大街东侧的协和广场。来巴黎前，我从雨果的长篇小说《九三年》里看到过充满血腥味的描写。当年法国民众愤怒地砸碎了路易十五的骑像，还在此搭起了断头台，从1793年投入使用，短短一年间，先后砍下四千多颗人头，最快的记录是在三十八分钟里，砍下了二十一颗头颅。巴黎流传过一个传说：当时广场的上空飘荡着让人窒息的腥味道，以至有牛群途经此地都嘎然止步，转头改道而行了。上述种种场景，都在我日后的游记和小说中有所涉猎。

在协和广场，我看到团里有位女士正在和巴黎的老乡相聚。她让我给他们照相，并说小伙子是她在巴黎留学的亲戚，学的是艺术类。我没有深问，但从蒙古族汉子那颇具艺术范儿的长发间，读到了里边的故事。我倏然察觉到，这就是文化，流淌在巴黎的文化，像塞纳河一样源远流长。巴黎文化是欧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西方文化与草原文化、华夏文化，乃至东方文化是截然不同的。这也正是诱惑我写这部长篇小说的初衷。我灵光一闪地想，若将草原文化与巴黎文化捏到一起来写，一定会挺有趣的。

即便在此时，我仍然没想到用一部长篇小说来表现东西方文化在巴黎这个浪漫之都所产生的碰撞。我只想以游记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有了最初的长篇旅欧游记《浪漫之都录梦》，这部书稿在游历几个出版社后，2011年11月在知识出版社出版。兴许这部书还算有市场，几年后，这家出版社略作改动，又以《寻梦塞纳河》书名（2016年3月版）再版。我从中得到了鼓舞，便开始酝酿再写一部长篇小说了。与写长篇游记迥然不同的想法是：我欲从游牧文化与西洋文化的碰撞中去寻找创作灵感，写一部在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不同年代里，中国留学生在巴黎的爱情故事。

二

写作之初，我便先入为主地构思了两个主人公“草原的我”和“巴黎的我”。双线结构布局，这是我从未尝试过的长篇小说结构方式，我深知以这种方式写长篇小说的难度，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这么大，若写不好，就形成了浮在文字上的两层皮。若写好了，这恰恰又会成为这部小说的一个靓点。

“草原的我”，一个身在科尔沁的大学教师霍日查，像只草原蓝天的鸿雁，掠过蒙古包，飞向滋生爱情的地方，却感到了失恋的滋味，连做梦都在寻觅失去草香的情丝。

“巴黎的我”，一个走出草原的流浪诗人巴音孟和，凭着一股激情闯荡世界，将浪漫的巴黎当成了梦幻的草原，在浪漫之都放牧带着伤痛的遥远恋情。

一个偶尔的机会，两个从草原走来的蒙古族男人，邂逅在巴黎。“草原的我”没想到，来巴黎之前，草原敖包旁那个穿黑蒙古袍的老额吉，竟然是享誉塞纳河左岸的旅法女诗人；“巴黎的我”也没想到，巴黎咖啡馆那个留下浪漫诗句的奶奶，竟然魂牵梦萦远方那片绿色的草原。

他们都没想到的是，两人的灵感居然都连着那个穿黑色蒙古袍的落魄女诗人蓝萌萌，两人的初恋居然都源于同一个让人心动的漂亮女孩萨日娜。于是，他们拾起了逝去的岁月，破解了半个世纪前那段令人伤感的爱情童话，演绎了半个世纪后那段刻骨铭心的凄美恋情……

这就是《巴黎背影》的简要情节。我意识到若想把握好这部小说的节奏就要把握好写作中的“三个反差”。一是草原与巴黎的反差，将草原的“土”和巴黎的“洋”充分表现出来。二是中西方文化的反差，将传统的中华文化与传统的西欧文化充分体现出来。三是将华夏文明与欧洲文明充分展现出来。这三种反差并非只表现在小说中的描写和文字的外延上，更多的是表现在小说中的思想和文化的内涵上。小说用散文诗的语言描绘了大美的科尔沁草原和迷人的巴黎风光，一个粗犷，一个浪漫，在这种反差中出现的不同人物，自然也折射出不同的特色。旅法女诗人蓝萌萌以草原少女特有的真诚来经营爱情，却遭遇英格兰小伙子贝尔蒙多的轻率而负心的抛弃。这种悲剧在半个多世纪后，又在贝尔蒙多孙子大卫与杭州女孩柳玲玲身上重演。反之，两个蒙古族男人，带着各自无疾而终的初恋，来到草原之外的浪漫之都，却都无法割舍那份如泣如诉的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方文化在爱情观上的不同取向。发人深思的是：他们美丽的初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间，在游牧文化与西洋文化的撞击下死灰复燃，两种文明的撞击就像是乱石崩云，惊涛裂岸，让久违的情感呼之欲出。这部小说虽说是一部爱情小说，但实际上，更多是写了人性，写了爱情观。就像最近《新华书目报》在编辑荐书专栏上，责编全秋生荐文的标题所言，这部书是“一个真爱的文学标本”。

三

带着情感写作是我基本的创作思维。我在科尔沁草原生活了几十年，我深爱着这片土地。尽管离开草原十二年了，但我的文字从来也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我迄今出版过九部长篇小说，其中有四部是以科尔沁草原为背景创作的，且都是我在北京创作的。《巴黎背影》虽不能算是完全的草原题材小说，但书中的大背景和书中的主人公都来自科尔沁草原。所不同的是，我在“科尔沁大草原与浪漫巴黎之间搭建了一座爱之桥，只是走在桥上的主人公都是一群为爱而生为爱而哭为爱而远走天涯的青年才俊与知性美女，他们善良执着背后的坎坷与悲摧遭遇却只能独自吞咽，在繁华都市里起伏浮沉，在无边草原上飘荡东西，读来令人唏嘘不已。”（全秋生语）。

我写《巴黎背影》，是在经历十年酝酿之后才动笔创作的。之前，对这部书的结构和细节都有过反复而精心构思。在情节设置上，这部小说设置了诸多看点，譬如巴音孟和与柳玲玲邂逅于巴黎警察所，就此而展开的一系列扑朔迷离的故事；譬如柳玲玲一个越洋电话证实了巴音孟和有关大卫的爷爷确是奶奶当年的恋人贝尔蒙多的预感，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譬如霍日查在那个悲情的草原夜晚为心爱的女人萨日娜殉情的情节都引出了一系列扣人心弦的故事。这些都为小说的可读性增添了元素。

由于书中的人物和情节，其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都很大，因而书中文字的跳跃性也很大，往往一个转折就回到了半个多世纪前。尤其是最后的结局：那个负心的贝尔蒙多，在得知昔日恋人蓝萌萌病逝了，竟良心发现，与蓝萌萌的亲生儿子库佩不远万里，飞到了科尔沁草原，前来参加她的葬礼。这虽令许多读者颇感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其实，人性的光芒有时也许只是灵光一闪，也会让人感动的。

在我看来，双线结构的布局所产生的叙事方式，应当既是一个并行的结构，但又会在叙事中相互交叉缠绕，叙事无论是向前，还是向后，最终都将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开阖之间完成一个完整情节的书写。这一双线结构布局引出人物设置的双线结构和双重悬念。两个男主人公，一个是北大毕业，在巴黎流浪的诗人巴音孟和，一个是为爱疗伤来到巴黎的大学教师霍日查，两人素昧平生，又惺惺相惜，为了一个共同的恋人，又争先恐后地去惩罚那个良心泯灭的爱情杀手，从而揭开了一开始就让读者悬疑的故事谜底：原来他们两人爱上的都是同一个漂亮的女孩萨日娜，原来破坏他们爱情的共同黑手竟是同一个熟悉的朋友宝泉。

《巴黎背影》是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度重点图书，也是“中国当代作家长篇小说文库”入选作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全秋生为这部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心血和精力。他在本书的推荐语中写道：“审读了剑钧先生最新长篇小说《巴黎背影》后，我才恍然大悟起来：真爱其实就是一种莫可名状的疼，疼入骨髓，疼入四肢百骸，疼得你忘了自己，忘了周边人的指指点点，评头品足。你虽已转身离去，我却在爱情的天空里涕泪纵横。”

《巴黎背影》问世以来，在有2亿用户，全球有影响力的《微摄》平台上，一篇《巴黎背影》的节选获得了318万的阅读量，还一度上了当当网的新书热销榜，中宣部《学习强国》《作家文摘》《新华书目报》《图书馆报》《国际出版周报》等报刊和媒体也先后刊载了这部书的节选、访谈和书评，也是令我感到欣慰了。

我写这部小说的初衷是想告诉读者：无论时空流逝的长短，无论距离相隔的远近，真爱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小说的主人公在时空交错间，穿越过逝去的浪漫岁月，破解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那段令人伤感的爱情童话。他们寻梦塞纳河，他们在浪漫之都演绎了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那段刻骨铭心的凄美恋情。这种真爱是用行动来诠释过往的一种承诺，有一帘幽雨后的伤感，也有烟花散尽的孤寂，但既然选择了爱情，就不会在乎真爱这条路是平坦，还是曲折，只因为爱，一切都可以承受，幸福也会伴着你，直到永远。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博览群书》2021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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