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如何评价邓小平？1973年直言：是个好人，有人怕他但我喜欢

为了您更好的阅读互动体验，为了您及时看到更多内容，点个“关注”，我们每天为您更新精彩故事、分享不一样的历史瞬间！

毛泽东、邓小平分别是中国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各自开创一个时代。

作为名垂青史的伟人，二人之间的关系微妙而复杂。

他们是革命中的战友、生活中的知己，也是工作上的上下级、革命建设事业中的接力者。

他们曾经历过无数并肩战斗的岁月、曾共同登上天安门城楼见证新中国的诞生。

当然，他们也出现过矛盾和分歧，邓公的三起三落与毛主席不无关系，但这并不妨碍毛主席对邓公的欣赏和栽培。

在1973年底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破例将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带到现场，并直言不讳的说道：“他是个好人，你们有人怕他，但我喜欢他。”

那么，毛主席这番话背后究竟有何深意？

毛主席对邓公的喜欢又表现在何处？

最满意的接班人

新中国诞生之初，毛主席最关注的事情莫过于国内经济建设和外部国际局势。

不过随着1953年斯大林的逝去，选择和培养继承人之事忽然间闯入了主席的脑海。

毛主席唯恐祖国建设事业有失，因此早早的便开始观察和选择中国下一阶段的领导人选。

在一开始的选择中，进入主席视野的接班人共有6个，如刘少奇、华国锋、邓小平等等。

刘少奇一度被认为是接替毛主席的首位人选，这一点广为人知。

自从1945年开始，刘少奇就已经成为党中央二号人物，毛主席更是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刘少奇是我的接班人。”

1961年毛主席在湖北会见蒙哥马利时被问及继承人是谁，毛主席仍然不加犹豫的表示：“很清楚，是刘少奇。”

可惜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刘少奇并未能成功接过大旗。

其实不管是刘少奇还是后来的林彪、华国锋，邓小平与之相比地位并不算突出，毛主席也没有明确的直接宣布邓小平接班人。

但在实际考量中，邓公却是主席最满意、最欣赏的一位接班人。

这一点，从毛主席对邓公的多次不吝赞美就能看出。

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不止一次公开表示过对邓小平的欣赏。

主席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当着一众党内核心同志的面说：“邓小平同志说事情要按照辩证法去办，我赞成！”

称赞党内同志按照辩证法办事，主席从不轻易说出口，这是对中共高级干部思想方法和工作能力的一种极高评价。

建国后，邓公主政西南地区。

除了军事上的过人才华，邓小平在这一时期还展现出了极强的政治素养。

四川因为国民党以及军阀等历史原因，原本是一个十分复杂、混乱的地区，但解放后短短两年便彻底安稳下来，这背后与邓小平的主政有方脱不开干系。

1951年夏天，民主人士梁漱溟在四川参加完四个月的土地改革后，回到北京大肆赞扬邓小平，称他年轻、能干、深得民心。

主席听到后很高兴，评价说：“梁漱溟看的很准，邓小平是个能文能武的好手。”

于是在1956年9月七中全会上，在毛主席力荐下，邓小平出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一职。

此时毛主席已经在有意培养邓公作为接班人了。

所以在七中全会上，毛主席不吝赞扬邓小平能干、顾全大局、公道，主席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邓公日后的上位铺路。

在第二年出访苏联时，毛主席再次与赫鲁晓夫谈到邓公，称赞他：“既有原则，又不失灵活，柔中带刚。”

从主席的话里话外不难听出，他对邓小平寄予了厚望。

可惜的是，在接下来的那段特殊历史时期中，邓小平被迫离开了中央，但毛主席始终未曾放弃过邓公。

上世纪70年代初期，邓小平三次致信毛主席，希望复出工作。

1972年8月14日，毛主席正式批准了邓小平的复出，并对他做出三点评价：邓小平是立下过赫赫战功之人；他没有历史问题；建国之后他做过不少好事。

毛主席的一番评价，充分肯定了邓公过往的历史功绩，最重要的是明确了邓小平的正确立场，这为邓公后来重新上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次年年底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将非政治委员邓小平请来现场，并对他发表了一番意义重大的言论：“我请了邓小平过来，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怕他，但我喜欢他，他是个好人...”

那么，毛主席为何会说“有些人怕邓小平”呢？

令人“惧怕”的邓小平

实际上，毛主席这样评价邓小平，是对他的表扬。

邓公之所以有时候令人望而生畏，是因为他在工作中的原则性非常强，做起事来坚定执着、是非分明。

毛主席曾评价他：“柔中有刚，表面看起来和和气气，实则内心是钢铁。”

纵观邓公的一生，工作中最常挂在嘴边的就是“不行”二字。

他口中的“不行”，是对工作的一丝不苟、是对原则界限的不可逾越。

每当工作人员帮他起草发言稿时，最担心的就是从他口中听到“不行”这个词。

但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情况又是无可避免的。

在和一众中央领导讨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草稿时，邓公一上来就开门见山的表示：“我看了一遍，不行。”

在重大原则性问题上，邓公更是非常勇于说“不”字。

1986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是否要废除死刑”一事进行了商讨。

在大多数人都主张废除的情况下，邓公仍然强调：“不能废除。”

紧接着，邓公列举了1952年刘青山、张子善的例子，认为死刑仍是一种重要教育手段，最后说服了众人。

在外交场合中，邓公也经常用“不行”来表达自己坚定的原则和立场。

1982年9月24日，邓公与撒切尔夫人展开了一场直接对话。

“如果无法收回香港，我无法向所有国人交代！”

邓公一上来就鲜明而强硬的表达了自己的立场，面对撒切尔夫人的延缓归还、共治香港请求，邓公予以了明确的否认：不行！

向来以作风强硬著称的撒切尔，在邓公面前没有讨到半分便宜。

经此一战，邓公的威名远播全世界。

邓公这种敢于说“不”的原则态度与勇气，是值得人学习和敬佩的。

但他近乎“不近人情”般的行事原则，不可避免的招惹了些许非议，以及他人的望而生畏。

而毛主席也正是看中了他这点，所以才会让邓公出席政治局会议，毕竟这场会议将要讨论的事情，邓公是最合适的监管人选。

其实早在这场会议之前，二人就曾有过一段对话。

在一次工作汇报中，毛主席问起了邓公对当下全国各大军区局势的看法。

彼时，林彪的叛逃对军队建设造成了严重破坏，不少单位的问题积重难返。

另一方面，各军区司令员长时间在各自辖区内工作，时间一久保不准会出现懈怠情况。

毛主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问了邓公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各大军区司令员许久没有调动，你觉得怎么办？”

邓公沉思片刻，没有言语，随后将自己与主席的茶杯调换了一下。

毛主席会心一笑：“英雄所见略同。”

军区司令员调动一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往大了说，这关乎整个中国的军事战略布局；往小了说，不过是一小拨军事将领的调动。

但具体到十一个军区将领的头上，调离任职了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工作岗位，恐怕谁心里都会有些不是滋味。

说到底，军区司令调动一事是一件苦差事，而向来铁面无私、原则至上的邓小平，无疑是处理这件事的最合适人选。

毛主席前不久的发问，就是对邓公的一次考验。

显然，邓小平没有让毛主席失望。

实际上，毛主席早就开始考虑军区司令调动一事。

在得到周总理、叶剑英等人的统一意见后，毛主席便开始着手实施。

1973年底的这场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首先为邓小平打了前站。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不太行。我知道现在有好几个军区，大小事务都是司令员自己说了算。”

听到主席的批评，台下的人顿时心头一震。

紧接着，毛主席宣布了邀请邓公出任中央军委委员的通知：“我请来了一个参谋长，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怕他，但他做事比较果断。”

12月2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书房接见了43位军委会议成员，邓公作为新官上任的军委委员，紧挨着主席而坐，这是主席有意为邓小平撑腰。

散会后，邓公开始着手统筹军区司令互调一事。

彼时全国共有十一个军区，经过仔细考量和商议，邓公决定对其中八个军区的司令员进行互调换防。

没有变动的三位司令员分别是新疆军区司令杨勇、昆明军区司令王必成、成都军区司令秦基伟。

这三人之所以没有进行换防，一是因为其统率军区位置至关重要，担负着边境防卫重任，尤其是杨勇、王必成二人，要时刻提防来自境外势力的威胁。

二是因为他们调任军区司令员的时间很短，杨勇1973年刚刚赶赴新疆上任，秦基伟也是在1973年重新恢复在军方的工作，工作时间最长的王必成，来到昆明也不过一年多光景。

所以，这三人根本没有调动的必要。

至于其他八位司令员，在本职岗位任职最短的也有两年多，其他人平均10年没有调动过。

八大军区司令调动

八位将军该如何换防？这个问题值得深究。

而从调动后的效果来看，邓公的安排显然十分合理，他制定的基本换防方法是两两对调。

首先是北京军区司令李德生与沈阳军区陈锡联之间的互换。

李德生将军是军中有名的童子军，12岁那年便担任起了为红军放哨、送信等任务，16岁便早早的加入共产党。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后来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李德生将军没有落下任何一场战斗。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李德生已经是陆军12军的军长。

1971年，李德生被委任为北京军区司令员，担负起守卫京畿重地的任务。

陈锡联将军同样是年少从军，14岁便加入了红军11军。

几十年战场浴血奋战，陈锡联从一个小小的红军战士，一路摸爬滚打到了兵团司令员的位置。

1950年，陈锡联被委任为炮兵司令员要职，为新中国炮军力量的组建做出了突出贡献。

1959到1973年，陈锡联一直任职沈阳军区司令员。

陈、李两位将军的换防工作进行的很顺利，因为沈阳、北京本就临近，两大军区交往密切。

而陈锡联、李德生早在二野时期就是知根知底的老战友，平日里往来频繁，工作交接的也十分顺利。

接着是武汉军区曾思玉和济南军区杨得志的换防。

杨得志将军是新中国开国上将，历经平型关、石家庄、平津等知名战役，一身赫赫战功。

建国后，杨将军先是任职于陕西军区，抗美援朝结束后来到济南军区担任司令员一职。

而巧合的是，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早年间还是杨得志将军麾下的一员虎将。

抗战期间，曾思玉被编入115师685团，负责后勤运输工作，而杨得志则是685团团长，二人是直属上下级。

两位老相识交接起工作，自然得心应手。

在武汉机场，两位老战友亲切合影留念，随即各自奔向新岗位。

第三组调动是兰州司令皮定钧、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

皮定钧将军在军中是出了名的能打硬仗，中原突围战、孟良崮围歼张灵甫、渡江战役，都有皮定钧的身影。

新中国成立后，皮定钧担任24军军长一职，朝鲜枪声打响后率领第九兵团入朝。

回国后的皮定钧，曾在福州军区工作过一段时间，不久后又调任兰州军区。

韩先楚将军则是于1957年走马上任福州军区，之所以调韩先楚来福州，是因为中央军委看中了韩将军“好战”的个性，且有着指挥解放海南的海战经验。

彼时台海局势微妙，需要韩先楚这样一位善战将军坐镇。

邓公对皮定钧、韩先楚的换防，同样经过了深思熟虑。

韩先楚在福州操劳多年，精神时刻紧绷，早已落下一身病痛，是时候回到大后方调养生息。

而皮定钧曾在福州工作过，再次接手福州军区工作难度也不大。

最后是南京军区许世友、广州军区丁盛的换防。

许将军在南京坐镇长达17年之久，是军界老大哥一般的人物，丁盛将军接手广州却仅仅四五年时间，在资历、军衔上都无法与许世友媲美。

而且南京与广州距离颇远，两大军区之间鲜有来往。

但巧就巧在许世友与丁盛均是雷厉风行之人，做起事来从不拖泥带水，这就导致两大军区在军风军貌上颇为相似。

所以二人的调动工作同样进行的很流畅。

1973年12月22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军事调动的命令，邓公要求各位司令轻装简行，10日内必须走马上任。

一次军界重大变革，就这样在邓公的安排下迅速完成。

结语

同为引领和开创了中国新时代的领袖，毛主席和邓公一直是后人敬仰和缅怀的对象。

同时，二人之间的情谊和故事也一直为世人所讨论。

或许，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二人曾出现过分歧，但这并不耽误他们成为最亲密的战友与工作伙伴。

毛主席始终对邓公抱有期许，将其视作接班人培养，而邓公也没有辜负主席的殷殷期盼，将中国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参考资料

1. 马宁.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纪实[J].党史文苑,2022,No.537(07):61-63.
2. 邓小平和毛主席的关系[J].支部建设,1996(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