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身负特殊使命的“战线”
1930年，周恩来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干部和交通员，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建立了一条红色秘密交通线。
这条交通线沿途设立了大大小小多个交通站，蜿蜒曲折，长达数千里，源源不断地将需要转移的人运送至中央苏区去。
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的迫害，确保人员能够安全转移，中央交通局制定了专门的《秘密工作条例》。
根据这一条例规定，线路上的交通员必须严格守护秘密，不该问的事情不问，不该看的文件不看，不该说的事情打死也不能开口。
此外，根据相关资料记载，被选拔的交通员除了“能文能武”、“能够胜任长途跋涉”外，还有一个特别的要求，那就是“不能说梦话”。
因为交通员经常长途跋涉，干的都是苦力活，有时候还要伪装成农民、小贩，住在旅店的大通铺里。如果在睡梦里说梦话不小心泄露了什么机密，那就会危及整个组织的安全。
周恩来就是这样用一支铁打的团队，铸造了一条钢铁一样的生命运输线。
广东大埔县党史研究室主任黄佳清曾如此评价道：“它不仅传递文件情报、运输物资款项，还承担了将党中央由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的重要任务。没有它，中央苏区历史就可能要重写。”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领导顾顺章被捕后叛变，给本就处于危机中的党组织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由于顾的叛变，当时上海到苏区的几条秘密交通线几乎都被破坏殆尽，只剩下周恩来在1930年创立的这条的“中央红色交通线”还能维持运转。
正在上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转移大批领导干部，撤离上海，途径香港、汕头、大埔等地然后到达中央苏区。
在大部分人顺利转移后，周恩来才动身前往中央苏区。
汕头的秘密交通站
为了保险起见，周恩来在1930年9月份正式启程前，先在上海英租界约见了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详细了解了交通线沿途情况，并商定了撤退线路。
这次会面后，卢伟良先带两位交通员返回苏区，为周恩来探路。
1931年12月的一个深夜，周恩来乔装打扮一个普通工人，在一位工作人员的护送下，从上海出发，辗转抵达了汕头。
汕头水运交通便利，且华洋杂处、易于往来，是设立绝密交通站的绝佳地点。
周恩来别出心裁地在汕头设立了两个交通站，一个是“中法药房汕头分号”，另一个是“华富电料行”。
这两个交通站相互独立，职责不同、任务不同，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存在。
其中“华富电料行”是周恩来在1931年初命令陈彭年、顾玉良、罗昆贵三名同志设立的，主要任务就是掩护、护送党的高级干部，知道其存在的人极少。
“华富电料行”的地点在汕头一家三层楼房里，是一家专营批发代销、不做零售的电料公司。
电料行成立后，一边利用商业名义购买苏区急需的电器材料，向苏区提供急缺的印刷机、电台、制鞋机、缝纫机等器材，一边用赚到的钱疏通关系，给党组织提供部分活动经费。
而三位负责人陈彭年、顾玉良、罗昆贵也都非等闲之辈，个个身经百战，优秀出色。
总经理陈彭年是山东济宁人，早年留学海外时入党，回国后一直在中央特科工作，在租界做过长期的秘密工作，是个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
得益于留洋经历，他看起来像个风度翩翩的华侨商人，穿西装、打领带，派头十足，从外表看不出一点儿地下党员的影子，十足的“资本家”模样。
“二把手”顾玉良是上海郊区人，曾担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他擅长经商，头脑灵活，因此组织上安排他担任电料行会计，并且负责和东江特委联系。
由于陈彭年和顾玉良都不是潮汕本地人，听不懂当地方言，因此组织上又特地找了广东梅县人罗昆贵负责他们的日常联络和翻译工作。
陈彭年、顾玉良、罗昆贵三个人互相配合，将小小的“华富电料行”经营得如铜墙铁壁一般。
正因为如此，这个秘密交通站建立后从未暴露，在顾顺章叛变后的关键时刻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张照片引发的危机
1931年，周恩来启程前往汕头时，中央交通局就提前通知陈彭年等人，要他按约定的暗号到码头接“客人”。
平时党的普通干部到汕头，只要一般的交通员出面迎接就可以了。这次却需要陈彭年亲自出马，他心里很清楚这次来的人肯定是一位重要干部。
因此，他接到通知后，早早就到码头等候。等到轮船靠岸时，旅客们蜂拥而出。陈彭年一眼就在人群中认出了气度不凡的周恩来同志。
他立刻将周恩来一行人带到了“华富电料行”，并详细汇报了汕头交通站这一段时间以来的工作情况。
周恩来对汕头这座城市很有感情。早在1925年3月的时候，他就来过汕头参与领导国民革命军的军事行动；后来南昌起义爆发，他又率领起义军挺进汕头，建立了红色政权。
在听完汇报后，周恩来以商人的身份住进了当地最大的旅社“金陵旅社”。安顿完行李后，他带着陈彭年下楼观察四周的环境。
当周恩来走下楼梯时，挂在墙上的一张照片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这张照片是1925年汕头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合影，正中间正是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
尽管那已经是6年前的事情了，可是照片中的人和如今的周恩来一模一样，一眼就能辨认出来。
当时国内正被铺天盖地的白色恐怖笼罩着，这张照片无异于一张带肖像的“通缉令”，一旦被人注意到，周恩来很可能立刻遭到反动派逮捕。
陈彭年立刻发动一切资源，将周恩来转移到棉安街的另一家旅店内。
这家旅店虽然不如金陵旅社豪华，但来头不小。它的幕后老板，正是潮汕国民党驻军最高长官、独立第二师师长张瑞贵。
张瑞贵绝非良善之辈，曾经在潮汕各地发动过针对革命志士的镇压行动，不少共产党员殒命在这个恶魔的手里。
也正因如此，他开的旅店反而成了最安全的地方。因为谁也想不到，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住进张瑞贵的地盘。
就这样，周恩来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有惊无险度过了第一夜。
为避免夜长梦多，陈彭年第二天一早就将周恩来等人送到汕头火车站，周恩来顺利回到了苏区。
永远的纪念
1934年，红军长征前，圆满完成使命的“华富电料行”奉命撤离，转移到了中央苏区。
电料行“老板”陈彭年进入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
在此期间，他冒着生命危险，多次从中央苏区携带黄金秘密护送至上海，为党中央的活动提供了大批经费。
1934年8月下旬开始，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经过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完成了万里长征的壮举。但是陈彭年却在过草地时陷入沼泽当中，英年早逝，未能迎来革命胜利的时刻。
当时正处于红军最低谷时期，很多牺牲同志的家人大多生活在白区，再加上很多秘密战线的工作者都是隐姓埋名的，因此陈彭年牺牲后很长一段时间，家人都不知道他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迟迟没有等到父亲消息的女儿陈德芳怀着忐忑的心情给政府写了一封信，询问当年“华富电料行”老板的下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