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还原“苏州医生收红包事件”，医患双方的“红包焦虑”

随着医疗改革深入和社会环境发生改变，医生收受红包的比例已明显下降，但患者送红包的需求仍然存在，讨论“红包”背后的行为动机和心理因素仍不过时。

撰文 |燕小六、汪航

今日，苏州市立医院产科医师栾雪峰收受并主动索要红包一事引发社会关注。

事件源于一组实名举报视频。据《钱江晚报》“潮新闻”报道，一名苏州市民表示，她曾因生产需要找到栾雪峰，先后给其转账4000元。令她没想到是，即便给了“红包”，自己产后仍出现大出血，被送进ICU抢救，至今需服药。

“我和家属都认为手术中存在人为失误，希望栾雪峰及医院能有合理解释，但没有结果，所以才对栾雪峰收红包的行为做出举报。”该名女士称，至少有数十位网友在得知她的遭遇后，愿意作证栾雪峰曾收受红包转账。

举报事件发生后，苏州市立医院本部曾对媒体表示，栾雪峰已于2022年第四季度调离产科。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介绍，针对前述事件已经展开调查，“关于此事，我们接到过很多起投诉，也已经将情况汇报至相关领导，目前指派了专人进行调查。”

举报人还原事情经过

今日，“医学界”联系上了举报事件当事人。她介绍，中间人曾明确表示要给栾雪峰红包，顺产是3000元，剖腹产是4000元，一部分钱要给麻醉医师。

2022年3月产检后，该名当事人给了栾雪峰第一个红包。同年8月20日，她因耳鸣晕眩就医，一系列检查正常，被收治产科病房。当天，她给出第二个红包。

截图显示，前后两个红包共计4000元，都是通过微信转账。目前，栾雪峰已注销收取红包的相关微信账号。当事人推测，很多孕产妇及家属都是将红包转至该微信号，注销或是为销毁证据。

2022年8月23日，当事人接受剖宫产。当天午后，她出现大出血，多次接受输血，总量超过1000cc。次日早晨，栾雪峰查房称，考虑为非典型羊水栓塞，并表示“没问题了，过两天就可以出院”。几个小时后，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诊断其出现急性心衰、急性肺水肿。她被转入ICU抢救。“我妈妈吓得都瘫在了地上。栾雪峰还骂我妈妈。这是我不能容忍的。”当事人表示。

当年9月，在其快要出院之际，栾雪峰给她的住院账户充值3000元。当事人认为，这与手术事故有关。“发生事故后，他不敢再收了，怕闹出事情。”

此后，当事人和家属多次联系医院、苏州市卫健委了解情况，希望能有合理解释，但始终没有结果，所以才举报。当事人表示，至少有数十位网友在得知她的遭遇后，愿意作证栾雪峰收受红包转账。《钱江晚报》“潮新闻”联系多位给过红包的产妇及家属，获悉栾雪峰在查房时，曾暗示家属给红包，事后没有退还、也没有充当住院费。

有受访者称，栾雪峰收受红包前后，态度有明显变化。“在产检时态度很差，微信问她相关问题，也是爱答不理。”一名匿名受访者表示，自己在2017年6月通过微信转账形式，给了栾雪峰2000元，此后对方态度极大转变，在微信上会耐心解答问题。

3月23日下午，“医学界”联系苏州市立医院未果，该院官网的“产科”介绍页、“预约挂号”服务中，已经无法检索到栾雪峰相关信息。“潮新闻”曾多次拨打栾雪峰本人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在前述事件的相关讨论中，有网友现身说法，主动艾特@苏州发布、@苏州日报、@苏州新闻等官方媒体，称给医生送红包的风气大有人在，不止是在妇产科，“各个科室都有，建议严查。”

红包缓解患者焦虑，但不能改变手术结果

前述事件当事人表示，给红包的初衷是为求安心。其亲属曾出现生产医疗事故，亲朋好友认为和“没给红包”有关。但“红包”真的能决定手术结果吗？

早在2011年，为了揭示红包现象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社会原因及其影响因素，大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者们对全国10所城市的4000名住院患者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在当时的环境下，有54.4％的患者“在住院或手术时，给医生送红包”，而有过手术经历的患者几乎都在手术时送了红包。

具体而言，在省级医院、市级医院、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的“住院送红包者”占住院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69.7％、56％、53.3％和 47.4％。在不同科室的住院患者中，送红包的人数比例没有显著差别，除神经科为48.8％外，其他科室均超过52％。

此外，该调查结论显示，从患者视角看，城乡患者给医生送红包的主要动机是“希望医生特别照顾”，这一比例达到了40.1%。其他原因依次有“能安排好医生手术”、“尽快安排手术”、“心理感觉放心一点”、“节省医疗费用”和“表示感谢”。

随着医疗改革深入和社会环境发生改变，现阶段，医生收受红包的比例已发生明显下降，但患者送红包的需求仍然存在。前述案例和上述论文均表明，讨论“红包”背后的行为动机和心理因素仍不过时。

杨震超 （化名） 是一名社交平台上的博主，拥有近50万粉丝，他习惯在网络中分享一些职场体验和生活感受，但即便是这样一位在外界看来充满阅历的人，也在是否给医生送红包这一问题上犯了难。

2022年，他在个人社交平台中介绍，自己的父亲和岳父在北京两家大医院住院，手术前，杨震超家人开始思考“要不要送红包，如果送，送多少”。据他回忆，这是因为，母亲曾在10年前住院时有过被暗示红包的经历。

但这一次，杨震超父亲和岳父从住院到出院，他都没有机会见到主刀医生，住院医生与家属的手术谈话也是在医院走廊里公开进行，他感叹“根本没有机会送”，“医院谈话时，更是叫来了医院有关部门进行录相见证。包括为什么要用进口自费材料，医院的见证领导都会问得清清楚楚。绝对没有医生索要或暗示红包的情况发生。”

在手术室外，杨震超还与其他患者家属进行交流，对方也表示，“没有机会送，不知道送给谁。”即便没给红包，杨震超家属的手术也取得了满意效果，这一经历让他觉得，近些年的医德建设取得了成果，自己一开始的担心是多余的。

在社交平台上，像他这样的“担心”还有很多，其中一位患者家属向“医学界”表达了她的两难处境，“我家孩子是早产儿，还有脑积水并发症，主治医生是从外院来的，当时妈妈和我老公商量着私底下请那位医生吃饭，再塞5000元红包”。

据她透露，自己并不是富裕家庭，早产儿的每日花销也很大，但还是决定拿出这笔钱给医生，理由和本文开篇的苏州市民一样，“想买份安心”。不过，医生在拒绝红包的情况下，依然为患儿顺利开展了手术。

事实上，红包与手术效果之间毫无关系，也不会改变麻醉师、主刀、助手、护士的任何术中行为，更多的只是缓解家属的焦虑。2020年，“健康时报”曾发起过一项一二线医院手术红包与患者满意度之间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送红包不能提高手术质量和满意度，送了红包的手术满意度更低可能与较高的心理预期有关系。

上海一名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向“医学界”分析指出，患者及家属误以为给“红包”后，医师会更尽心，治疗效果会更佳。但这决不会影响诊疗质量和结果，“最多就是医师查房时，冲你笑一笑、多看两眼。如果医生索要红包，给红包前后的诊疗态度不同，说明其品质有问题。这种情况很少见。”

如何杜绝红包现象？

上述举报事件发酵后，前述主任医师告诉“医学界”，他认为这和科室属性、医院风气等都有关系。“生育是一件喜事。多数产妇及家属会找熟人、托关系，也会主动给红包。慢慢的，这可能养成相关医生、科室的不良习惯。不光是医生要，涉及生产环节的其他人也可能主动索要。”

他表示，近年来，国家各级主管部门、医院纪委和医德医风办会严管医生收受红包等腐败行为。医院会定期通报医生或科室收受红包、是否返还等情况。

然而，目前“红包”现象仍是医疗系统的顽疾之一。患者给红包、部分医生收受红包的行为依然屡禁不止，甚至成为部分医患间默认的“潜规则”。

“医学界”从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官网处获悉，该院2020年有377人退还患者红包，总数高达314946元，其中骨科退还金额数最高，为115300元。除了现金之外，退还的红包内容还包括购物卡、香烟、油画、玉器。

对于红包所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北航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曾在接受“健康时报”采访时表示，红包问题是否能破除，最终还是取决于医院诊疗体系、就诊规则，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医疗生态。

他建议，要让公开的医疗资源分配程序和规则告诉患者，送红包没用且没有必要，目的达不到，“如果一旦发现送红包的话，还会因行贿，干扰破坏医疗卫生的正常服务秩序被调查。同样，收受红包的医护人员同样要被惩戒。”

在任建明看来，医疗服务中之所以会出现收受红包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医疗机构所掌握的医疗资源的分配程序、规则是否合理、公平、公开。如果医疗资源可以通过关系、红包等秘密的方式获得，医院没有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约束和激励机制，就不可避免的会诱发收受红包的问题。

事实上，国家曾专门出台相关文件整治“红包”问题。2021年，国家卫健委印发《全国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行动计划（2021-2024年）》 （下称《计划》） ，对“红包”和“回扣”内容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并提出在未来三年建议长效机制，进一步提升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廉洁从业水平。

《计划》对“红包”进行了明确定义，包括患者及其亲友的礼品、礼金、消费卡和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其安排、组织或者支付费用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均应认定为红包。

《计划》还要求清除“红包”产生空间，同时要求医疗机构建立完善社会监督员制度，采取明查暗访、聘请第三方机构评估、媒体监督等办法加大对本单位医务人员收受“红包”线索的发现力度。

“医学界”梳理发现，在监督不断加强的趋势下，一大批“无红包医院”建设而成。2022年，福建省卫健委下发《关于深化“整治医务人员收受‘红包’问题，创建无‘红包’医院”工作的通知》要求在首批189家公立医院创建无“红包”医院的基础上，启动第二批无“红包”医院创建工作，实现省内所有二级以上公立医院100%覆盖。

该通知公布了多项举措，包括发挥群众监督，查处红包线索，完善红包退回机制，完善行风建设评价体系等。并要求把无“红包”医院创建评价融入医院绩效考核、医院评价等整体考核评价体系，细化各考核项目权重和评价标准。

医生收受红包、回扣的案件一经证实，将在系统内进行通报，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将责令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执业活动，甚至直接给予解职待聘、解聘、党纪、政纪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此外，“红包”也被称为是医患关系恶化和医患信任危机的主要成因之一，越来越多的医生将患者送红包视为烦恼，已有多篇关于“医生假装收下，之后再将红包以住院费形式返还给患者”的报道。据“医学界”了解，这样的做法在医生群体中也十分普遍。

来源：医学界

责编：田栋梁

编辑：赵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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