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遇难后，陆小曼身无分文卖画度日，胡适主动上门：我养你

“……机降地时，徐（志摩）一耳无棉塞，坐第三排；正机师坐第二排，侧首向后如与徐谈话者，副机师只余半个头，正机师为机上转手等戳入腹中，徐头破一穴，肋断一骨，脚烧糊……”

1933年7月13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如是写道。

关于徐志摩之死，外界一直众说纷纭。尤其当时机舱内未装备黑匣子，缺乏重要物证，当时徐志摩遇难时的情形，只能通过残存机骸进行推测。

但在许多人心目中，徐志摩之所以出事，和陆小曼脱不了关系。

1、徐志摩死前的一年：为生计狼狈奔走

“明天我叫图南汇给你二百元家用（十一月份），但千万不可到手就宽，我们的穷运还没有到底；自己再不小心，更不堪设想。我如有不花钱飞机坐，立即回去。不管生意成否。我真是想你，想极了！”

1931年10月29日，徐志摩给陆小曼写信。

在离世的前一年，徐志摩前往北京就职，单身住在胡适家，整整一个夏天都只有一件白褂可穿。

当时的他正为一家老小的开销十分着恼，为了缩减生活开支，他多次在信中乞求陆小曼从上海搬到北平。

然而陆小曼忌讳北平有徐志摩的故人（林徽因），并且舍不得上海纸醉金迷的交际生活。于是，宁可与爱人分居两地，也不愿屈就前往北平。

徐志摩善解人意，如何不知陆小曼的这番小心思。如果是前些年，他自然是小意奉承，势必以顺着小曼为第一要领。

然而今时不同往日，他与陆小曼结婚（1926年10月）后，虽然他的年薪足足有几百大洋的收入（一块大洋约等于110块人民币，徐志摩基本工资至少有5到6万收入），在当时人均几大洋的年薪中，足以傲视群雄。

但徐志摩的经济情况依旧每况愈下，需要找几份兼职才能维系家庭。甚至当过“房产中介”，去为蒋百里、孙大雨卖房做中间人，以赚取佣金。

“……百里（蒋百里）那里，我未回信……竞武如果虚张声势，结果反使我们原有交易不得着落，他们两造，都无所谓；我这千载难逢的一次外快又遭打击，这我可不能甘休！竞武现在何处，你得把这情形老实告诉他才是……

大雨（孙大雨）家贝当路那块地立即要出卖，他要我们给他想法。他想要五万两，此事瑞午（翁瑞午）有去路否？请立即回信，如瑞午无甚把握，我即另函别人设法。事成我要二厘五的一半……”

原因之一，就是陆小曼消费能力太过惊人。陆小曼出身名门，花钱素来阔绰。再加上她交际花的身份，但凡出行、居家、表演，无一不需要顾及体面。而这体面的背后势必需要金山银海的堆砌，为此家中债台高筑。

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中写道：

“你送兴业五百元是哪一天？请即告我。因为我二十以前共送六百元付账，银行二十三来信，尚欠四百元，连本月房租共欠五百有余。如果你那五百元是在二十三以后，那便还好，否则我又该着急得不了了！请速告我。车怎样了？绝对不能再养得了！”

里面便提及了陆小曼的部分日常花销，譬如银行贷款、房租、黄包车和车夫的包养费用。

徐志摩也不是贫困出身，然而以他的学历职位、经济能力，养活自己和陆小曼其实绰绰有余。

但令他深恶痛绝的是，当时陆小曼受翁瑞午（徐志摩家中的按摩师）影响，竟然染上恶习，逐渐懒怠、失去灵气。除了在花销上越发勇猛，其状态与他初见时的陆小曼，却是越来越遥远了。

徐志摩在信中隐晦表达了自己的不快：

“上海的环境我实在不能再受……今天是九月十九日，你二十八年前出世的日子，我不在家中，不能与你对饮一杯蜜酒，为你庆祝安康……只有瑞午一人陪着你吞吐烟霞。”

当时坊间传言，陆小曼与翁瑞午来往密切，大概是有些旁人不知的私情。

徐志摩虽没有猜疑妻子的忠诚，却也觉得翁瑞午称不上“益友”，于是愈发频繁地恳求陆小曼搬来北平。

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陆小曼到了北平之后，到底会不会“改邪归正”？徐大才子并不确定。

但有一点，他是真的心疼路费。

1930年，徐志摩应好友胡适的邀请，辞去了上海的职位，奔赴北平，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

这次职位调整，大大缓解了徐志摩窘迫的经济情况。但于陆小曼的开销而言，依旧是杯水车薪。

尤其是陆小曼不愿随丈夫前往北平，但徐志摩却思念爱妻。于是常常往返北平、上海两地，光是1931年的上半年，徐志摩就至少在两地来返了8次。

除了舟车劳顿，真正让徐志摩心焦不已的，还是路费。

当时国内的海陆空交通系统远不如如今完善，当时的飞机也是个新鲜玩意儿，出事概率极高。比如出了名的间谍头子戴笠，便是死于飞机失事。

而徐志摩当时囊中羞涩，已然顾不得这概率极大的失事概率，在信中写道：

“我如有不花钱飞机坐，立即回去。”

谁知这一去，却是天人两隔了。

2、飞机失事原因：天灾还是人祸？

1933年11月19日早上八点，中国航空公司的济南号邮政飞机按时起飞，这架小型飞机只搭载了2000多封信件，徐志摩正是该航班中的唯一一员旅客。

上午10点10分，飞机抵达徐州机场。此时的徐志摩忽然心觉烦躁，于是给陆小曼写信：“头疼不想走了，准备返沪。”

不过徐志摩也知道，这只是一时情绪发言。他此行目的地和任务（参加林徽因的演讲会）都十分重要，没有轻易毁约的道理。

因此，短暂停歇后，他还是继续了北上的旅程。

而悲剧，就是这时发生了。

飞到济南附近党家庄时的时候，飞机前方忽然遇到雾障，顿时方向迷失……在一阵惊天巨响后，飞机撞上山头、坠落林间，坠落地点顿时冲起一团大火。（以上说法出自韩石山所著《徐志摩传》和中国青年报）

遗体被发现时，徐志摩的衣物有着火痕迹，皮肤部分灼伤，致命伤则在额头，颅骨裂开。

徐志摩去世之后，被停灵在济南城内一座小庙。

当时的亲朋好友无不感怀落泪。朱自清、沈从文一众好友更是纷纷写文凭吊，直至暮年也难以忘怀好友的离世悲剧。

79岁的沈从文在1981年发布的《友情》中，这样写徐志摩的入殓打扮，大概意思如下：

见到志摩时，他已换上了一套新衣，那装束在殡葬行业内已属于上等，但怎么看来都觉得别扭——一顶滑稽的瓜皮小帽子，衣装是一件浅蓝色的绸袍并马褂，脚下则是一双寿字鞋。

若他生前，是绝无可能穿上这样的衣饰。然而习俗如此，没有西装西裤与他更换。而尸身也等不得人，只能暂且扮成这模样了。唉……

其记忆历历在目，可见这段记忆的深刻且锥心刺骨。

关于徐志摩乘坐飞机罹难的原因，坊间素来众说纷纭，但大多是倾向以下两条。

一是出乎意料的天气状况。正午时分，竟然遭遇山区大雾，这确实令人难以预料。再加上当时的航班设施不够发达，飞机的机型、机载量与航班、航线都极其有限，而极其重要的飞行数据记录仪（黑匣子）也是1958年才发明的。

二是个人原因。在朱自清日记中，曾提到“正机师与徐（志摩）谈文学，令副司机开车，遂致出事。机本不载客，徐托保得此免票。”即当时徐志摩乘坐的飞机十分特殊，是中国航空公司从美国引进的SM-1F型单发6座上单翼飞机，机舱容量有限。

徐志摩得以免费乘坐，但这架飞机本来就不适合载客。因此他的临时位置十分贴近驾驶室，并且因为徐志摩身具才名，飞机机长十分倾慕，与他相谈甚欢，以至于使其驾驶分心。

虽然朱自清并未亲临现场，但事故发生后，必然有专业人员做过现场勘查和尸体检查，再通过专业测量、推测，向亲友解释罹难原因。所以有一定的可信度。

3、徐志摩死后：遗孀陆小曼何去何从

关于陆小曼，大多数人的印象大概都是：交际花，抑或是徐志摩的最后一任妻子。

但陆小曼也是出身书香门第，不可能真是一个空有其貌的草莽花瓶。她除了是徐志摩的遗孀，也是小有名气的画家，在文学方面也颇具水准。

陆家，是江苏常州的名门望族，父亲陆定是著名学者兼外交官。陆小曼自小深受熏陶，9岁随父来到北京，在此期间完成了法文、英语等课程，18岁时便已经蜚声北平社交界。

1919年，16岁的陆小曼便与王赓定亲，三年后便完成了结婚事宜。

1924年，徐志摩作为王赓的好友，与陆小曼相识并熟悉。当时三人都在北京，又都是正值青春的年轻男女，便常常相约去西山看红叶、“来今雨轩”喝茶，或者去舞厅跳舞。

而王赓虽然老成稳重，于陆小曼十分呵护，但显然没有博学多才的、情感细腻的徐志摩更加得人心。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陆、徐一见倾心，再加上两人都具备新式思想，也不忌讳世俗眼光，于是各自离婚再婚，来到上海定居。

而陆小曼的交际花属性在这时期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她十分关心公共活动，与上层社会人士交往密切。当时的《上海画报》大赞她：

“芳姿秀美，执都门交际界名媛牛耳。擅长中西文学，兼善京剧昆曲，清歌一曲，令人神往。”

而陆小曼这一做法，也并非为了炫耀。当时正值北伐战争，于是不少上流社会的名媛表演节目，以招募军资慰劳前线战士。

而陆小曼的积极表现和出色演出，也受到众人热烈欢迎，被《上海画报》赞颂为 “妇女慰劳会剧艺主干”。

这样几次活动下来，陆小曼俨然成了当时上海社交界的公众偶像。

1927年12月，陆小曼参与夏令配克戏院的义演节目《玉堂春》，从此与饰演王金龙的翁瑞午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徐志摩虽然也参与了演出，然而他只是“妇唱夫随”：一是他半路出家，并未系统学习过台上功夫，演出时的水平有限；二来，徐志摩高度近视已久，走起台步相对吃力。

而陆小曼却是个十足十的戏迷。不仅喜欢唱、喜欢戏，还喜欢捧角儿。

因此在徐志摩的“衬托下”，使得陆小曼对翁瑞午十分欣赏，有心向他学习戏曲；与此同时，陆小曼得知翁瑞午擅中医、会推拿，便想起自己常受昏厥症困扰，于是聘请翁瑞午作为自己的家庭推拿师。

那时，便有《福尔摩斯》的小报记者借此发挥，刊文《伍大姐按摩得腻友》，以文中虚拟人物映射陆小曼几人，用了诸多夸张的风月笔墨，凸显陆小曼与翁瑞午的关系不凡。最终徐志摩忍无可忍，将《福尔摩斯》告上法庭。

然而，徐志摩逝世7年后，当时给陆小曼做推拿的翁瑞午便登堂入室，与陆小曼光明正大地同居起来。两人虽没有正式登记结婚，流言蜚语却已经传遍文坛。

对于这件事，陆小曼的态度却是“我与他（翁瑞午）只有感情，没有爱情。”

徐志摩是陆小曼承认的最后一任丈夫。

徐志摩离世之后，陆小曼虽然与翁瑞午住在一起，但仍旧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当时徐志摩的好友胡适看不过去，主动上门表示：只要陆小曼愿意离开翁瑞午，就承担她所有开支。

面对胡适“我养你”的诺言，陆小曼婉拒了。她深知自己不愿再做他人的累赘，于是她痛定思痛，戒掉虚荣恶习，决定以卖画为生。

解放初期的某次画展上，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走到一幅画前，被深深吸引，于是决定买下。这时他才知道这是徐志摩遗孀的画作。

对此，他不禁感慨：“徐志摩曾是我的先生，陆小曼应是我的师母。”

因为他的关照，陆小曼进入上海文史馆成为馆员，专职绘画和翻译。如此，生活才渐渐好转起来。

可见，徐志摩即便死后，他对陆小曼的关照也以一种隐晦的方式继续着，从未有过停歇。陆小曼虽然不会为他守身如玉，但也对他难以忘怀。

为了不让徐志摩的心血默默无闻，她曾耗费数年，与赵家璧、陈从周等亲友一起整理、汇集徐志摩的著述文字。

诚然，徐志摩是最终的赢家。他赢得了陆小曼的爱情，也心甘情愿地为陆小曼奉献一切。

只是，这“爱情”的代价未免沉重了一些。

“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27岁的徐志摩曾在日记中这么写道。

这次诘问，既是对徐志摩自己，也是对“沉沉的宇宙”的一次扪心自问。

他这一生，用情至深，也为情所累。两段婚姻，三个女人，囊括了后世所有人对他的普遍印象。

一代国学大师，辞世前依旧为生计愁闷，以至于在英年意外身殒。而他是甘之如饴，还是悔不当初呢？已经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