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鄂豫皖，张国焘如何站稳脚跟？处理2个人，鼓励喝稀饭种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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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5月12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在新集召开鄂豫皖边特委会议，宣布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决定。

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由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王平章、蔡申熙、舒传贤、旷继勋、周纯全、郭述申、高敬亭11名正式委员和甘元景等15名候补委员组成，张国焘任分局书记。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的同时，还改组了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张国焘、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郑行瑞、沈泽民、陈昌浩7人组成，张国焘兼任军委主席，曾中生、旷继勋任副主席；另设鄂豫皖军委会皖西分会，姜镜堂任主席(后为许继慎)。

张国焘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后，深知自己要真正起到第一把手的作用，有一呼百应之威信，就必须大刀阔斧地干好几件事。

于是，他首先抓了两件事：一是整顿党的组织，一是解决当时最急迫的粮食问题。

1、整顿党的组织

整顿党的组织是与推行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结合在一起的。

张国焘通过对鄂豫皖工作的考察，认为：

“自（曾）中生2同志等到后，虽然有了相当的转变，但仍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工作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转变，“当前的任务是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实际工作中彻底转变”。

为此，在张国焘主持下，6月28日至30日召开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在张国焘推动下，全面接受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

扩大会议批评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认为根据地的工作是在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进行的，故决定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党、政、军等领导机关进行“改造”，而改造的切入点则是打击原鄂豫皖的一些重要领导人。

舒传贤，这位鄂豫皖根据地老资格的领导人首当其冲，成为被打击的对象。

舒传贤，又名唯宁，安徽霍山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中共安徽省临委工委书记，安徽省总工会委员长。1929年任中共霍山县委书记，中共六安中心县委书记。

是年11月领导发动了六霍农民武装起义，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师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30年11月，舒传贤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并请示工作。此时，正是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上海中央的工作在王明等人咄咄逼人的气势下处于两难境地。

他到上海以后，在反立三路线斗争未正式开始以前就向中央指出立三路线的错误，并且承认皖西工作在立三路线下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不是（舒）传贤个人的错误。

但是，1931年春召开的中共皖西分区特委第一次扩大会上，在舒传贤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以“腐化的民主主义、妥协改组派、感情超过组织”等罪名，开除了舒传贤的党籍。

这一决定得到中共鄂豫皖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批准。这样，当舒传贤于1931年4月同沈泽民一道返回皖西苏区时，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

4月17日，中共皖西北特委成立，重新讨论了舒传贤的问题，决定恢复舒传贤的党籍，但给予书面警告。

此前，中共中央在3月10日通过的《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分局决议案》中，也已明文规定舒传贤为中央分局委员之一。

但由张国焘主持的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全会却未执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给舒传贤的结论是：

“（一）给唯宁（舒传贤）最后的严重警告。（二）开除唯宁的中央分局委员。（三）由分局支配唯宁到下层工作。”

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还作出对鄂豫皖根据地早期领导人徐朋人、余笃三的处分决定，曾中生、陈定侯、曹大骏等人则受到批评。

无疑，这次会议充分体现了六届四中全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过火斗争特色。

2、从粮食抓起

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制定了苏区党、政、军十大任务，包括：

扩大红军和苏区；武装农民；执行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纠正土地革命中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改善工人生活；加紧肃反；解决苏区粮食问题；在国际路线旗帜之下，实行党的改造，淘汰不坚定的分子，引进和教育工农干部，严密党的纪律等。

在这些任务中，解决苏区粮食问题可以说是最紧迫的问题。

（1）为何会缺粮?

在中央分局成立前，鄂豫皖苏区的粮食困难问题就已开始显露出来。

鄂豫皖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到1930年春夏之际已基本完成，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调动了起来，他们起早贪黑，辛勤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

但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土地改革完成后不久，又受到“左”倾土地政策的影响，使得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成效大打折扣。

1930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加紧反对富农”的指示，要求鄂豫皖边界特委加紧反富农，指出“肃清富家路线，坚决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是边特农运的中心任务。特委的富农与机会主义的路线非常的严重。”

鄂豫皖边特委根据这一指示，在莲花背召开会议，通过了《反富农问题决议案》。

9月18日，中共鄂豫边特委发布《通告第十六号——组织贫农委员会》，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及群众组织“加紧反对富农”。

这个文件使得“左”倾的反富农政策在鄂豫皖根据地得以贯彻，许多地方没收了富农的土地，或者给富农分一些坏地，还有的地方将富农驱赶上山开荒，更有甚者，索性将富农一杀了之。

在反富农过程中，还侵犯了一部分中农甚至贫农的利益，引起了农民群众的极大恐慌。

在“左”的路线影响下，鄂豫皖边特委在1930年秋决定办农场，将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使得“农民除吃饭外就没有足够其他的需要，其余的土地都拿来做农场”，“深怕多要了土地或财产就是富农”。办农场的实际结果是劳民伤财。

再加之战争时期无法正常生产，至1931年春，鄂豫皖根据地的粮食问题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曾中生来鄂豫皖纠正立三路线时，由于季节关系，只能以开源节流、调剂平衡来缓和粮食不足的局面，无法增加粮食收入。

（2）张国焘如何解决粮食问题？

张国焘到鄂豫皖根据地后，在七里坪同区苏维埃主席和区委书记座谈时，了解到粮食问题的急迫性，便动开了脑筋。

他建议以增加生产的办法来解决粮食困难问题，并提出能否先种植一些早熟作物，这一提议立即引起了很大反响。

由于张国焘是鄂豫皖根据地的最高首长，他提出增加生产的办法，无异于踢破了立三路线时期有剩余者即为富农的框框，为广大农民群众尽可能多生产粮食开了绿灯。

当张国焘在皖西考察结束时，已得出结论：粮食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决心一下，他立即行动起来。

5月16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中央分局通知第一号、第二号。

第一号内容是宣布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二号通知即是《为节约粮食各机关每日吃一顿稀饭的决定》。

决定说：

“现在敌人正在加紧其封锁经济的手段，加以数万红军在前线的需要，跑反群众的经济和青黄不接，都要我们进行正确的粮食政策，尤必须尽量节省，减去糜费。现特决定无论什么机关，每天吃稀饭一次，希即执行。”

5月17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又发出通知第三号，决定将每日吃一顿稀饭改为吃两顿稀饭。

为了动员根据地军民节省粮食，5月29日，中央分局发布《通告第二号——关于举行粮食运动周的事》。

该通告要求每个党、团员至少必须种五棵瓜藤（最好是南瓜）或等量其他杂粮。种了以后必须负责照料直到收获，如果因事他往，必须托旁人代为照料。而且还要劝老婆婆、小孩子每人至少种一棵瓜藤。

6月4日，中央分局又发出通告，提出“开展春耕运动”，要求“务必要做到使苏区内的每亩耕地都能栽上秧。”

在中央分局号召下，各地纷纷行动起来，掀起了春耕生产大运动。

张国焘对粮食问题的重视程度还反映在鄂豫皖苏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粮食问题决议案》上。

这个决议案是彻底否定了立三路线“左”倾的粮食政策，提出解决根据地粮荒问题的8项措施，包括奖励生产、节约粮食、粮食互济、放开粮食价格、储蓄粮食等。

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张国焘的一系列有关粮食问题的举措和带头作用，与立三路线时期“左”的经济政策形成了鲜明对照。

“民以食为天”，张国焘为首的鄂豫皖分局以解决粮食开始执政，立即受到广大军民的欢迎和拥护，使得张国焘的威信陡然提高。

张国焘在抓根据地的粮食生产上面取得了巨大成绩。1931年，是中国历史上水灾记录最为严重的年份之一，沿长江中下游许多地区都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鄂豫皖根据地的许多地区也被洪水淹没，受灾严重。

但是，也正是在这一年，鄂豫皖根据地人民群众在中央分局和张国焘领导下，通过努力增加生产，不仅度过了春夏之交的极度粮荒，而且在水灾之年取得农业生产巨大丰收。

不过，张国焘和鄂豫皖中央分局在解决根据地粮食问题的过程中，也推行了一些“左”的政策。

例如，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布的关于举行粮食运动周的通知中提出，对种五棵瓜藤或等量其他杂粮的态度问题“是一个斗争的任务，不论哪个负责同志，如果对于这一工作存玩忽的态度，他就不了解粮食问题对于我们目前斗争的重大意义，就是间接帮助了敌人”。

从正面意义来理解，这种说法无非是要求每个党员、负责同志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来重视这个事情。但在战争年代，在斗争情况极为复杂的情况下，“间接帮助了敌人”就不是个简单的态度问题，而是要掉脑袋的问题。

除此之外，张国焘在指导解决粮食问题的过程中，还不断在人们头顶上挥舞着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帽子，也给一些干部群众带来思想上的压力。

3、东进南下之争

通过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张国焘站稳了脚跟，但他同时也发现根据地的一些领导人对六届四中全会和中央分局不满。

张国焘所说的不满，是指与曾中生等之间发生的“东进南下之争”。

（1）“东进南下之争”的背景

事情还要从鄂豫皖根据地红军粉碎敌人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之后说起。

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被打破后，便调整兵力，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而对鄂豫皖根据地则暂取守势。

曾中生等红四军领导人鉴于外线敌暂处守势，根据地内粮食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乃向中央分局建议：

“留一部分兵力结合地方武装扫清商南亲区等地的反动武装，集中主力南下蕲黄广地区，恢复根据地，解决粮食问题，并牵制敌人，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张国焘根据中央5月6日指示精神，不主张红军主力向外发展，同时鉴于横亘于皖西与鄂豫边两块苏区之间的商城亲区和麻城黄土岗、木子店的反动武装还没有肃清，故主张红军主力集中亲区，解决顾敬之反动民团。

红四军在执行解决顾敬之反动民团任务时，发现反动民团裹挟群众坚壁清野，使单纯的军事打击难以奏效。同时，大军云集方圆数十里的山区，粮食供应极为困难，于是红四军领导人再向中央分局、军委建议，“以两个团的兵力留在亲区，以主力南下打英山，直取蕲水，巩固阵地和向前发展，以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为了抓住有利时机，红四军领导人在等待上级批准的同时，即加紧政治动员，并开始移动部队。

然而，这个建议遭到中央反对。

5月31日，中央给曾中生、旷继勋报告的复信指出：红军大部到长江行动，占领武穴，截断长江，炮击敌人兵舰等是立三路线的残余观点。

张国焘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对红四军领导人提出的军事行动计划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这一计划是错的。

6月28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时，红四军出席会议的曾中生、余笃三、许继慎等再次提议红军主力南下。张国焘为执行中央要求援助中央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任务，才表示赞同。

但这次扩大会议对红四军南下的具体方向和兵力使用并没有作出具体决定。

因此，7月上旬，鄂豫皖中央分局、军事委员会又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一问题。

会上，在关于红军出击的方向问题上又发生了分歧。

张国焘认为，要援助中央根据地，必须威胁或攻占敌人的大城市，从而提出了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威胁南京的计划，并限期一个月完成。

红四军领导人认为，红军应当巩固阵地向外发展，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主要的不在于攻击敌人的重要城市，而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巩固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人兵力。

因此，仍然主张打下英山后出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恢复这一地区的革命根据地，并使之与鄂豫皖边区连成一片，同时相机出击武穴，牵制敌人。经过争论，会议还是同意了张国焘的意见。

中央分局为使红四军能够顺利地执行“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威胁南京的计划”，对红四军的领导进行了改组：

原红四军军长旷继勋调任红十三师师长，徐向前调任红四军军长，曾中生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

（2）东进为何成了南下？

7月中旬，红四军第十、十一、十二师的5个团在徐向前、曾中生等率领下，由商城郊区出发，冒着酷暑行军，直取英山。当时，英山守敌为第五十七师一六九旅的1个团以及地主武装300余人。

8月1日拂晓前，红军开始发动进攻。战斗十分激烈，战至午后，红军只打下了城南、城西的几个要点。

徐向前、曾中生当即调整兵力：

以一部佯攻城北鸡鸣尖；集中主力从城西北角攻城。

下午4时，红军再次发起猛攻，一举突破城西北角船形山、凤形山敌阵地，迅即登城，经两小时的激烈巷战，全歼守敌1800余人，缴步枪1000余支、重机枪18挺、迫击炮4门，以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红四军南下首战告捷。

根据中央分局、军事委员会的指示，打下英山后是要出安庆的。但是曾中生和徐向前等人通过对敌情的估计，并考虑群众的革命基础和及时配合中央苏区行动的要求，认为不如出蕲、黄、广直捣武穴为好。

所以，曾中生最后决定，红军趁势进据蕲、黄、广，一面行动，一面将这一决定报告分局。红四军决定留第十二师在英山地区掩护后方，开辟工作，军部率第十、十一师4个团向南进击。

不料当部队行至武穴境内时，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据徐向前、曾中生、刘士奇给中央的报告称：

事前我们不知武穴沿江尽成泽国，迄抵武穴百数十里之地，始知无法达到这一任务，由此而进据蕲水，发动了此地群众工作，解决红军物资问题，和诱致敌军来攻而扑灭之，地方工作与群众武装都是有极大的进展的，经济问题除得到二十余斤金子，千八百斤银子，数万现洋外，并相当地解决衣服问题。
惟各路进攻的敌人徘徊不敢进，不是深沟高垒的死守，就是随时准备逃遁，因此我们不能不以飘忽行动迅速突溃敌之一路。

红四军在消灭敌人一部后，乘胜进占广济，并派倪志亮率一部兵力去打黄梅，但因城壕水深，没有打成。

红四军南下1个月来，以5个多团的兵力，取得了连克英山、蕲水、罗田、广济4城，歼灭敌人7个多团的重大胜利，俘敌5000余人，缴获长短枪4000余支、迫击炮28门、机枪26挺、电台1部和大批子弹、药品，牵制了敌原拟派往江西的部分兵力，有效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尽管如此，红四军改东进为南下的行动，显然违背了中央分局和军委东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的决定。

（3）被清算的曾中生

曾中生、徐向前、刘士奇等人估计到改变行动方向会招来麻烦，于是，由曾中生起草，由他们3人联名，向中央写信，特别申明南下的必要性。

张国焘得知红四军攻克英山后，其领导人没有按照中央分局、军委会的决定东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大为恼怒，连续3次写信给予严厉批评。

接到张国焘信后，红四军领导人从字里行间异常严厉的批评语气中，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当即命令撤除叶家湾之围，率军北进至英山以南的鸡鸣河。

9月4日，在曾中生主持下，红四军召开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张国焘的来信。会上，绝大多数人认为，红四军南下中已取得了重大胜利，应继续留下，恢复原蕲、黄、广根据地，并在长江北岸积极活动，牵制敌人，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行动。

而且，鄂豫皖根据地周围的敌人尚无发起新的“围剿”的迹象，老区粮食和物资供应又相当困难，中央分局调四军北上是不适宜的。

会议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不仅同意了上述意见，而且还通过了给中央分局的“申明书”，并决定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回新集，向中央分局面陈意见。

红四军给中央分局的申明书，实际上是对中央分局指责的反驳。

红四军领导人在申明书中对张国焘及中央分局的反驳和毫不客气的批评，引起了张国焘极大反感。

他认为，这是曾中生向中央分局送来的一个“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夸大了渡过长江和切断长江交通的重要性，表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于是，张国焘要求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在会上，张国焘提出，现在曾中生等人“竟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那是他们的执迷不悟，除了撤换以外，别无其他办法”。

由此，中央分局、军委会决定由陈昌浩接替曾中生任红四军政治委员。

10月上旬，张国焘在泼陂河召集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出《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四军的决议—改造红四军路线上的错误的具体方针》，对红四军的南下行动进行了严厉指责，对部队的军事、政治等各方面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批评，并且对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曾中生予以重点打击。

曾中生从此厄运连连。

先被张国焘以“反抗中央分局”、“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的罪名，调离部队接受考察。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建立根据地后，又被张国焘罗织了“五大罪状”，遭到逮捕、关押，严刑拷打；并被强迫写“自首书”。

1935年8月，被张国焘指使人杀害于川西北的卓克基附近。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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