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宁理：一个巨大的矛盾体

宁理近照。｜图源：受访者

倘若人生真的有分界线，演员宁理的那条应该画在11岁。

那天是周三，宁理正在家中和姐姐、弟弟玩象棋，突然，堂姐神色慌张地跑来，告诉他们，妈妈被车撞了，去世了。年幼的宁理大脑一片空白，甚至还在想“那妈妈晚上还能回来给我们做饭吃吗？”，他不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

“那天以后，我变得很没安全感，挺无助的。在我还没能理解生命是什么的时候，就率先认识到了生命的无常，所以我不敢有太多的喜悦，生怕快乐稍纵即逝。当然了，我还是希望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但不敢抱太多期望，我一直在试图努力调整心态，但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本能，从幼时便嵌入了我的DNA。”宁理说。

安全感倏忽而逝，此后，生活以一种无序又无常的面貌呈现在宁理面前，和安全感一同离去的，还有少年人肆无忌惮的快乐，“如果把那段时间想象成电影，色彩都被抽掉了，连闪回的镜头都是黑白的，想起来都觉得晦暗”。

母亲走后，不安与悲伤就像一层密不透风的网，笼罩在这个不幸家庭的上方。压力最大的是宁理的父亲，他不仅要靠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三个孩子，还要学着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没再笑过。

一年之后，下班回家的父亲，拎回来一个手摇留声机。晚饭结束后，父亲将一张唱片放入留声机，悠扬的歌声飘了出来，一家人围在一起，听李谷一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听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宁理说：“母亲走后，家人交流变得非常少，每个人都很沉默，但从那天起，家中慢慢恢复了欢笑。”

实际上，父亲并没有足够的钱买一台新的留声机，他只是花钱买了一个旧机芯，再挑选一块合适的木头，在外面刷上一层油漆，自制了一台手摇的留声机。黑胶唱片太贵，父亲就买那种一眼望去完全透明的塑料唱片。即便如此，这样一台简陋的留声机、这样一张廉价透明的唱片，仍给这个阴云密布的家庭，带来了莫大的安慰和鼓舞。

宁理自此爱上了音乐，他什么都听，流行乐、爵士乐、古典乐，最爱的是摇滚乐。摇滚乐成为他发泄情绪的绝佳途径，“我喜欢甲壳虫、枪炮与玫瑰、老鹰、崔健，等等，摇滚让我有一种被点燃的感觉，突然一下，每一寸毛孔都张开了，整个人血脉偾张”。

多年之后，宁理在《你好，旧时光》中扮演一名班主任，对着学生弹唱甲壳虫乐队的Yesterday，他弹得十分动情，娓娓唱着—— “Oh，yesterday came suddenly. Why she had to go ? I don't know.”（转眼间我就回到昨日，为何她一定要离去？）

一个爱哭的父亲

作为演员，宁理免不了要参加各类活动。穿西服、走红毯，积极社交，从容应对媒体，这些本应习以为常的事情，却时常令他感到局促不安，“其实我挺怕见人的，人一多就紧张，特别拘束”，比起光鲜亮丽的名利场，宁理更喜欢躲进角色里。

“我是一个矛盾的人，内心有荒凉悲观的一面，也有躁动热烈的一面。有时也想拿出点热情来，又担心完全表现出来会吓到别人，只好极力克制，中和得太猛了，就显得有距离感。曾有人跟我说，‘你怎么总是这么客气啊’，其实我是拿捏不好交往的尺度。”

“矛盾”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一个楚国商人在大街上兜售自己的矛与盾，认为他的矛锋利到能刺破任何一样东西，他的盾坚固到能抵御所有的锐器。周围有一个看热闹的人，他反驳商人：“嘿，用你的矛来刺你的盾会怎么样？”

对宁理而言，这种矛与盾互搏的场面，在内心经常上演，经年累月，无休无止。多年下来，矛与盾似乎早已在他体内达成某种平衡，偶尔牵制，不时切磋。

“矛盾不全是坏处，它使我的内心变得丰富，能站在不同角度思考问题，知晓不同情形下的不同反应，学着更客观地看待问题、看待自己。我所呈现的表演，几乎全是矛盾留下的印迹，我在接受矛盾带来的所有好处和坏处。”

宁理参演了电影《流浪地球2》。｜图源：受访者

内里极致的反差，反哺到角色创作上，使得宁理犹如一条变色龙，无比自然地游走在各种角色之间。

回望2017年的影视作品，宁理在《无证之罪》中饰演的杀手李丰田，绝对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狠戾角色，甚至称得上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怖记忆，有网友评价：“这个男人，让哈尔滨的冬天更冷了。”

在角色当中过足了瘾，回归到日常生活，宁理会呈现出一种截然相反的面貌—— 工作中，他为人谦逊有礼，生怕自己在不经意间怠慢、辜负了别人的热情；生活中，他热爱文艺，喜欢读书和音乐，涉猎面相当广泛，还喜欢养各种小动物；而当他转身面对家庭，又会变得格外柔软、小心翼翼。宁理是一个爱哭的父亲。

多年前，在产房门前焦急等待的宁理，第一次成为父亲。此前，他对婴儿的全部了解，均来自影视作品——“仿佛自带一道圣光，如同天使一般降临人间。”可当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女儿，他却惊讶到完全讲不出话——“皱巴巴的，像一个绿色小青蛙，跟可爱完全不沾边，我当时就想，影视作品里看到婴儿流下激动泪水的父母，是不是都是被吓哭的？”

宁理的父亲在此时打来电话，询问孙女的情况：“健康吗？漂不漂亮？”看着眼前皱巴巴的小婴儿，宁理一时语塞。后来，他才知道，羊水中泡过的婴儿就是这样的，“一周之后，我总算长舒一口气，哈哈，看着女儿的小脸，我觉得世界都变美好了，我愿意为她付出一切”。

有一次在外地拍戏，宁理看到一位年轻母亲正在跟她三四岁的女儿发脾气，她往外用力拖拽孩子，孩子却一个劲儿往妈妈身上靠。宁理赶忙上前劝说：“你不要这样对孩子，她不明白什么意思，只会觉得害怕，你这样会吓到她的。”

“不管妈妈如何往外推搡孩子，孩子仍想紧紧贴着妈妈的身体，妈妈对她意味着安全感，那是一种莫大的依靠。那一瞬间，我心里特别难受，仿佛感受到了孩子的那种无助。回到酒店，我哭了好半天。”宁理说。

宁理也曾对女儿发过脾气。见女儿不好好写作业，咔嚓几下，他就把作文本撕了，随后板起脸，对女儿说：“重写！”女儿愣住了，没有哭，只是呆呆地看着宁理。

“那一刻我特别心疼，赶紧跟她说，哎呀，今天太晚了，先睡觉吧，明天再写。”等女儿睡着，宁理找来透明胶带，把作文本粘好，珍藏起来。“我告诫自己，以后一定要注意言行，不能乱发脾气，不要让孩子陷入无助，一颗心可以和一颗心讲道理，但绝对不能伤害它。”

前段时间，宁理跟小女儿视频，发现她脸上长了青春痘，正在为此感到苦恼，宁理便安慰女儿：“没关系啊，这是青春期的标志，是人生必经的阶段。”

挂掉视频，宁理又难过了，“作为一个父亲，即便再爱自己的孩子，用尽各种办法保护她，希望她的未来能够稍微轻松一些，结果呢，仿佛一切都是徒劳的，人生所有的阶段、所有的痛苦，她都得靠自己去面对。唉，我给的爱其实很空洞，没什么帮助”。

有一次，宁理对女儿说：“宝贝，谢谢你，谢谢你愿意当我的女儿，下辈子还当我女儿行吗？”没想到女儿一脸天真反问道：“下辈子你要是狗呢？”可爱之余，更令宁理心生感慨：“我还是活在当下吧，万一下辈子真是狗的话，凭什么要拉上女儿啊，哈哈。”

宁理时常担心自己在外拍戏时间太久，女儿会因此跟自己疏远，女儿却表现得十分成熟，她告诉爸爸：“不会的，我有自己的生活。其实你是每天都会跟我们通话，我有很多同学，他们的爸爸天天在家，但他们从不交流，最起码我的爸爸很关心我。”

“我讨厌‘飙戏’这种说法”

宁理喜欢李小龙，视其为偶像。李小龙早年间的一段采访令他受益匪浅，李小龙说：“一个好的武术家就像水一样，为什么？因为水是无形的，你抓不住它，也无法用拳击伤它，所以像水一样柔软灵活吧。”这段话，后来被刻在李小龙的墓碑上—— “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

宁理在表演上追求的效果，便如水一般，灵活、柔软、没有定式。他从不让自己陷入程式化的表演，更不会拘泥于某一类角色。演杀手出圈之后，一下子递来很多关于杀手的剧本，宁理并没有顺势强化这一标签，而是更为审慎地挑选剧本，“每次都想演点不一样的，必须得有变化”。

同样地，在演完一个角色后，宁理也会迅速抽身，不会让角色在身上残留太久，“作为演员，我也不知道这样是好是坏，但我几乎每次刚演完就忘了，有时接受采访，让我回忆表演细节，都记不太清楚。我在角色上的新陈代谢比较快”。

对宁理而言，表演技巧是他作为演员所拥有的一门独特的“语言”，分析角色时产生的诸多想法，便通过这些“语言”得以呈现——“表达可以简练，可以繁复，最重要的是准确，要让观众清楚知道你的表演意图是什么，引领他们进入角色的世界。而不是像老师一样，居高临下地告诉他们，快看，我演的是一个杀手，我演的是一个警察，这样的表演是流于表面的。”

拍摄《无证之罪》时，宁理一直在想，怎样才能把人物的外在行为和内心活动结合在一起。思前想后，最终他跟导演建议，让李丰田反向抽烟：抽出一根烟，掐掉烟的过滤棉，点燃滤纸部分，在一片黑暗中，燃着的火苗，映出杀手的轮廓——紧锁的眉头、耷拉的眼角、凌厉如刀割的鼻梁，以及一张看不出任何情绪的脸。

影评人毛尖曾在《凛冬将至》中写道：“李丰田在出场时一点也不起眼，但锋戾之气就在他的眼神和手势里。这个李丰田，简直冰血暴。让他去角逐2017年影视剧的年度罪人，我觉得那是稳稳的。”

实际上，宁理在生活中并不抽烟。拍摄《无证之罪》时，为了角色需要，他开始成包成包地抽，甚至一场戏就能抽掉一包烟，然而等拍完这个角色，他就立刻戒掉了烟，“拍完再抽烟，就觉得没味了”。

演到“用烟灰缸砸人”这一桥段时，宁理早已完全沉浸在角色之中，甚至都没意识到自己嘴角泛起的微笑，看回放才发现，“李丰田身上有着十足的动物性，他完全不尊重生命，甚至对自己的肉身都没有半点怜悯，杀人对他而言仅仅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所以他才会在打完人之后露出笑容，随手抄起附近的锦旗擦手，在处理尸体的时候啃食鸡腿。生命对他而言，没有丝毫意义”。

剧中，李丰田随身携带的草莓形状的购物袋，是宁理在京客隆超市购物时附带的赠品，他觉得草莓购物袋很有意思，便在演戏时将这一细节加入。“李丰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完全不在意形象，什么顺手就用什么。”

宁理很感谢李丰田这个角色。在《鲁豫有约》采访中被问到“你觉得人生中最特别的一年是哪一年？”时，宁理毫不犹疑地回答：“2017年。”

扮演李丰田火了之后，宁理有些不知所措，心里一直犯嘀咕：“真有这么好吗？是不是过誉了？”其实，宁理花在每一个角色上的时间是一样的。从《无证之罪》的李丰田到《沉默的真相》的张超，再到《爱情神话》的小皮匠和《警察荣誉》的陈新城，角色可大可小，人物亦正亦邪，宁理却总能动用自己的想象力，让角色变得更加丰富。

即便剧本只有一句话，宁理也会加上自己的设计，他从来不会因为戏份的多少，放弃对人物的打磨，一拿到剧本，就开始琢磨如何进入角色，并且总能在灵光乍现的一刻，寻得赋予角色灵魂的抓手。

宁理在《扫黑风暴》中饰演马帅，为了演出马帅身上那种没文化的感觉，他故意将“斯洛文尼亚”念成“斯洛加利福尼亚”，充满喜感的同时，角色个性呼之欲出。

在《爱情神话》中饰演小皮匠，虽只有寥寥几句台词，他依然设计了一个操着“洋泾浜英语”、喜欢喝手磨咖啡的形象。

在宁理看来，唯有如此，当小皮匠念出那句“每个女人这辈子都要有一双Jimmy Choo”，才会显得毫不违和。

不过，宁理从来不认为这些灵感依托于自己，在他看来，是编剧构建了蓝本、导演设计了风格，演员则是在此基础上，为角色注入一些鲜活的想象力，这是一项互相成就的工作。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作为一名演员，享受了太多剧作家才华的红利，所以我很不喜欢‘飙戏’这种说法，每个人都是戏剧创作的一部分，最大的成功应该是建立一种和谐，成为和谐中的一部分。”

宁理参加《见字如面》节目录制。｜图源：受访者

“爸，您儿子不幸考中了！”

宁理从小就喜欢表演，只不过那时年纪小，没有意识到那是表演。“小时候我爸总揍我，我一挨打，就龇牙咧嘴地叫，我爸一听我喊这么大声，下手就会稍微轻点，哈哈，这些都是对我演技的磨炼。除此之外，我还喜欢角色扮演，玩打仗的游戏，一会儿演八路军，一会儿演翻译官，一会儿演伪军，一会儿演狗特务，一个人恨不得演八个角色。”

高三复读时，宁理突然得知有大学专门教人表演，顿时来了兴致，却不想遭周围人奚落——“哎呀，你别考了，眼睛那么小，人家都浓眉大眼的，你这样怎么当演员？”父亲也不同意，觉得做演员不稳定，希望宁理学一门靠谱的手艺。

宁理没理会这些，拼命补习了几个月，最终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考上之后，他跟父亲开玩笑：“爸，您儿子不幸考中了！”

很多人以为宁理凭借“李丰田”这一角色出圈，是中年演员大器晚成的典型。实则不然，发生在宁理身上的，其实是一个“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故事，用宁理自己的话来讲，“我几乎是在事业顶峰时选择离开的”。

从上戏毕业，宁理被分配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当即成为男一号，跟众多知名导演合作。彼时的宁理，正值青春年少，一路顺风顺水，却在心中隐隐担心遭遇瓶颈，“我进剧院没跑过龙套，直接开始演主角，演着演着就迷茫了，经常产生一些不着边际的宽泛想法。这些想法早已超出演员的范畴，让我觉得困扰，我迫切地想要了解更多未知。再加上当时出国热，我就出去了”。

在国外生活的十年里，宁理的生活品质和社会地位大不如前。他穿二手衣服，吃最便宜的罐头，打很多份工 ——送过报纸、当过房屋中介、干过珠宝鉴定、学过翻译和金融，最后差点在邮局成为正式工。

“我想我干什么来了？跑来美国就是为了过一眼看得到头的日子吗？”宁理不甘心，拒绝掉邮局的工作，随后，他考入明尼苏达大学，学习电影制作。兜兜转转一大圈，宁理终于确定了真正热爱的事情——表演。

谈及是否后悔出国，宁理显得很坦然：“可能人总认为得不到的是最好的吧，甚至会在想象中不断美化没得到的事情。其实无论做出何种选择，快乐和痛苦都是交织在一起的。选择不同的路径，自然也会在沿途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没什么好后悔的，全都是宝贵的经历。”

在明尼苏达大学学电影那段时间，宁理学会一个道理——“永远保持好奇，对人、对事不要做太多预设。”他说：“只有你试图靠近对方，了解他的内心世界，才会为他的经历感到唏嘘。你永远不会在乎任何一个人，直到你了解他背后的故事。”

懂得这些道理后，宁理终于真正理解了父亲。母亲离世后，曾经温和的父亲，脾气变得越发暴躁，对他动辄打骂。这些曾一度令宁理感到恐惧，“后来想想，父亲只是压力太大了。母亲去世前，父亲常下了班，去剧场看北京人艺的表演，还喜欢吹口琴、研究各种小玩意。他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拿了工资之后买的第一个礼物就是口琴”。

“父亲本来有一颗特别文艺的心，母亲离世后，他就把这些统统藏了起来。我爷爷离世很早，父亲没有可以效仿的人，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妻子又走了，他总是担心自己变成一个失职的父亲。”宁理说。

小时候，有一次半夜醒来，宁理看见父亲坐在油灯下给他缝书包，一边缝，一边悄悄抹眼泪。父亲心里应该有很多委屈和难过，这些辛酸，父亲只敢在深夜里掏出来，悄悄地脆弱片刻。

每当回忆起与父亲相处的点滴，宁理总是觉得很心疼。他在小学四年级失去母亲，直到他读大二，父亲才选择再婚。那一年，父亲小心翼翼地给宁理写了一封信，“那封信写得特别肉麻，我能感觉到他的难以启齿，其实我特别理解他，作为一个男人，完全不知如何跟子女讲述自己的情感生活”。

如今，宁理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生活的惯性还在。生活中，宁理仍会时不时冒出“欸，这事儿得问问我爸”，转念一想，父亲走了。每当重阳节，宁理仍会给父亲发送一条祝福——“爸，节日快乐！”

受父亲影响，宁理学了很多乐器，他说：“我会吹口琴、吹箫，还会吹单簧管，会弹吉他，最近还想学架子鼓。等我老了，干脆找一帮老头组乐队得了，那多带劲啊。我啊，以后一定会是一个快乐的小老头儿。”

很多年前，每月工资只有150块的宁理，就曾拿出100块，在上海一家高档酒店，买了张摇滚乐队的门票。在摇滚现场，宁理越听越激动，后来，索性冲到台上，跟乐队成员一起唱。

彼时正是春寒料峭，宁理却手舞足蹈到满身大汗，开始一件件脱上衣、外套，最后只剩一件白背心。酒店经理见状，赶忙派人把宁理从台上往下赶。结果，乐队主唱和他一起跳下了台，并将话筒递到他手上。宁理顿觉热血沸腾，接过话筒，大声唱了起来。

“如果有机会能潇洒走一回，为什么不呢？”宁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