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只被告知了关于自己国家的美好事物 | 回响书单·九月

回响书单2022.9

尽管爱乡之情与生俱来，但民族主义确乎是一项晚近的发明，民族主义似乎已经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归根结底，人的所有其他忠诚都必须从属于对民族国家的忠诚，亦即对民族国家爱国主义的忠诚。”现在已经难以想象，在法国大革命的创世纪中，民族主义曾经和民主血脉相连。

若民主曾为民族主义之福，那日益膨胀的军国主义则是民族主义之祸。正是民族主义将自己民族的经济利益和尊严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把其他的民族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或亡我之心不死的祸患，从而开启了让许多人为之狂热的、高烈度的全面战争。他们只被告知了关于自己国家的美好事物，却对他国事物懵然无知。在日益增长的狭隘和狂热中，在海陆空的制服中，在对爆炸的炸弹和呼啸的子弹的想象中，他们寻求着民族的自豪感，向战争的深渊一路狂奔。

本期回响书单的主题除了#民族主义：情感与利剑之外，还包括关于宗教史与哲学经典的导读系列推荐#经典与正典，探讨爱欲与法律关系的#性、罪与爱，审视现今有关教育方方面面的#教育中的黑暗与光明，揭示商业社会现状、运作与理念的#消费自由的背后，剖析古今各国制度与社会建构的#秩序与颠覆，以及聚焦各类病患群体的#静默之身。

1 #经典与正典

宗教因何而生？

何为正统/异端两分思维下“正统”打压“异端”的本质？

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身处其中，人们心中的恐惧感与日俱增。科技发达时代的现代人尚且如此，尚在蒙昧时代的古人的恐慌感可想而知。由此，宗教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起来。在《永恒回归的神话》（［美］米尔恰·伊利亚德，上海书店出版社，晏可佳 译）和《探寻：宗教的历史和意义》（［美］米尔恰·伊利亚德，上海书店出版社，晏可佳 译）中，伊利亚德探讨了宗教的发生发展机制。其中，前者聚焦于原始宗教背后追求永恒的哲学诉求，后者更注重宗教的各种转折、变化，亦即宗教史。在伊利亚德笔下，宗教诞生和进化的逻辑清晰可见。

当宗教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可能出现正统与异端之争，《何为灵知派》（［美］凯伦·L.金，上海书店出版社，张湛 译）通过为灵知派下定义的尝试，揭示了其背后正统/异端两分思维下“正统”打压“异端”的本质。金指出，名为灵知派的宗教事实上并不存在，这一为界定正统基督教而发明的名词，最终异化为基督教异端甚至某种宗教的名称。

自古至今，宗教在人类社会中始终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以宗教为主题的各类文化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出世：从吉尔伽美什到爱因斯坦的幽冥之旅》（［美］约安·P.库里亚诺，上海书店出版社，张湛 译）借助世界各国文艺作品，探讨了全球范围内古往今来的各种彼岸信仰。全书在方法论上杂糅多门学科，在素材上囊括从古代经典到现代小说等各种作品，在对象上包含从民间信仰到高度发展并规范化的世界级大宗教，包罗万象，精彩纷呈。

宗教作为人类文化底色，即使是哲学家也难免受其影响，或者说，宗教构成了许多哲学家的思考主题。克尔凯郭尔即是一例。在《恐惧与颤栗》中，他通过《圣经·创世纪》中亚伯拉罕奉谕献祭自己千辛万苦才盼来的独生嫡子的故事，论述了何为信仰。尽管克尔凯郭尔文风晦涩，导致该书并不易读，但好在有《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栗〉》（［英］约翰·利皮特，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郝苑 译）这样的导读。该书开篇即概述了克尔凯郭尔的生平及思想，介绍其方法论；而后依照原著的写作顺序，对其主要思想进行逐一的阐释；最后围绕学界历来对《恐惧与颤栗》这一文本的多元化阐释展开讨论，梳理其接受史，并记述其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影响。本书以文本细读的方式与清晰易懂的阐释，使其成为专业学习者阅读克尔凯郭尔的理想导读。

同属劳特利奇哲学经典导读丛书且已出版的还有《胡塞尔与〈笛卡尔式的沉思〉》（［英］A.D.史密斯，赵玉兰 译）《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英］罗伯特·斯特恩，丁三东 译）和《维特根斯坦与〈逻辑哲学论〉》（[英]迈克尔•莫里斯，李国山 译），该套丛书不仅深入地探讨了艰深的哲学著作所包含的论点、思想和持久意义，还总括了这些哲学家的生平及主要思想，并整合了其他相关研究文献，为读者通往大师之路提供辅助，扫除障碍。

2#性、罪与爱

一个人为什么会对另一个人产生痴迷和爱恋？

正是由于这永活的愿望，强烈的欲求和爱欲才伴随着每一生命。

爱是古老的命题。一个人为什么会对另一个人产生痴迷和爱恋？人为什么会产生爱欲这样的情感冲动？

在柏拉图看来，因为靠生育，生命才会绵延，会死的才会成为不死的。苏格拉底因此说，“正是由于这永活的愿望，强烈的欲求和爱欲才伴随着每一生命”，“爱欲就是欲求不死”。异性之间的身体创造了身体生命的不死，同性之间的灵魂创造了灵魂生命的不死。从美的东西开始，为了美的身体，再到美的操持，接着上升到美的种种学问，最终认识美本身。一步步攀爬爱的阶梯，爱欲带领着人们最终引向了真理这一目标。对基督教而言，追求不朽是借助上帝之爱来完成的，通过爱上帝，上帝让人复活进入上帝之城，从而完成不朽。等到了彼得拉克，爱的对象、方向和目的又都发生了变化：活着是为了爱，爱的意义就在于爱本身……在《论爱欲》（南京大学出版社）中，汪民安梳理了从柏拉图、苏格拉底、奥古斯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构建的“爱欲的谱系”，从真理之爱、神圣之爱、尘世之爱这三个维度。回顾爱欲的谱系，希望突破时代的局限性，追求纯粹的爱、至高无上的爱、在工具理性下几无可能的爱，重新唤起人之高贵性。

正因为对基督教而言，上帝之爱与尘世之爱是绝对对立的，所以性这一在古希腊是正面的带来欢娱的部分，被认为是具有内在的不道德、罪和羞耻。这些早期的基督教信仰，又极大地塑造了美国人对性的态度。《性与法律：从古希腊到二十一世纪》（［美］杰弗里. R. 斯通，麦读MyRead，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何远 译）以古代性观念、性风俗为起点，又从美国建国之初的立宪理念，讲到 19—21世纪美国性道德和性观念的演化，再到美国最高法院在格列斯伍德诉康涅狄格州案（避孕）、罗伊诉韦德案（堕胎）、奥贝格费尔诉侯吉斯案（同性婚姻）等一系列涉性判决中扣人心弦的观点以及判决背后生动的时代背景，讲述了性与法律相互碰撞的精彩历程。《谎报：一件发生在美国的真实性侵案》（［美］T.克里斯汀・米勒 ［美］肯・阿姆斯特朗，上海译文出版社，邓南君 译）讲述的是发生在美国的真实性侵案件，事件的背后，折射出的普遍存在于社会大众认知中的性别歧视和对性侵受害者的苛刻要求，与此不无关系。

无独有偶，The Sewing Girl's Tale: A Story of Crime and Consequences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裁缝少女：革命美国的犯罪与后果》，John Wood Sweet，Henry Holt and Co.）同样讲述了发生在美国的真实性侵案件，那个200多年前的受害少女Lanah Sawyer不像其他人一样保持沉默，而是站出来指控侵害她的绅士，从而引发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的强奸审判。尽管她本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正是这次审判，揭露了美国社会的种种双标，并永久改变了美国的法律。通过重新梳理性行为从古至今的社会观念与法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美国宪法正在经历的变革。

而《爱的法则：100个婚恋中常用的民法典常识》（杜志红，智元微库OPEN MIND，人民邮电出版社）则将目光收回到了我们自己身边，通过100个常见的法律问题，80 个恋爱婚姻案例，给具体的爱的实践提供一定程度上的法律保护。

3#民族主义：情感与利剑

现在已经难以想象，民族主义曾经和民主如此血脉相连。

他们只被告知了关于自己国家的美好事物，却对他国事物懵然无知，在日益增长的狭隘和狂热中，向战争的深渊一路狂奔。

狂热者的“迷之自信”从何而来？

《世界历史的教训：民族国家信仰及其祸福》（［美］卡尔顿·海斯，中华书局，秦传安 译）是一本讨论民族主义的经典之作。尽管爱乡之情与生俱来，但民族主义确乎是一项晚近的发明，民族主义似乎已经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归根结底，人的所有其他忠诚都必须从属于对民族国家的忠诚，亦即对民族国家爱国主义的忠诚。”

现在已经难以想象，在法国大革命的创世纪中，民族主义曾经和民主如此血脉相连。正是民主的现实需求，淬炼出一个说法语的民族。“政治民主，在一个语言统一或者至少绝大多数人使用相同语言的国家，远比它在一个多语言帝国更加有效。如果人民要统治自己，他们就必须互相理解，能够说和读一门共同的语言。民族群体因此提供了民主统治的实践基础……”民主政治创造了公立学校、媒体、军事系统，这些机构也正是19和20世纪宣扬民族主义的主力。

若民主曾为民族主义之福，那日益膨胀的军国主义则是民族主义之祸。正是民族主义将自己民族的经济利益和尊严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把其他的民族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或亡我之心不死的祸患，从而开启了让许多人为之狂热的、高烈度的全面战争。在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学会阅读却没有学会思考的人成为民族主义宣传的受骗者，他们只被告知了关于自己国家的美好事物，却对他国事物懵然无知。在日益增长的狭隘和狂热中，在海陆空的制服中，在对爆炸的炸弹和呼啸的子弹的想象中，他们寻求着民族的自豪感，向战争的深渊一路狂奔。

那么，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具体是如何危及民主的？The Flag and the Cross: White Christian Nationalism and the Threat to American Democracy（《旗帜与十字架：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与美国民主的威胁》，Philip S. Gorski , Samuel L. Per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从2021年美国国会山骚乱开始，解释了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含义、发展变化史及其对民主的威胁。从而，本书指出，正是由于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激起了反民主、专制、暴力的倾向，要捍卫美国的自由民主，必须各方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

对于个体来说，对民族和自身的盲目自信，往往也来自于人与生俱来的盲点。在《为什么越无知的人越自信：从认知偏差到自我洞察》（中译出版社，刘嘉欢 译）这本书中，心理学家大卫·邓宁揭示了一些十分有趣的自我认知现象，比如：在一项任务中，表现差劲的人会倾向于认为自己比实际情况更加优秀，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比实际更具独特性、对自己的道德品质倾向于做出不切实际的乐观判断。邓宁教授全面总结了关于自我认知的研究成果，分析了为何我们在个人能力和品性两个方面会倾向于形成认知偏差，并揭示了避免这些认知偏差的途径。

与民族主义相伴相生的，则是全球化。在《想象的全球化》（［阿根廷］内斯托尔·加西亚·坎克里尼，守望者，南京大学出版社，陈金梅 译）一书中，作者用“麦当劳”来指代全球化，用《百年孤独》中的地名“马孔多”来指代本土元素，两者之间充满了张力。全球化对不同的人来说，意味着不同的希望与绝望。但当今的“全球化”，却非常狭隘地被理解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而在《想象的全球化》中，作者试图从文化与艺术的角度来讨论全球化，寻找新的方式来开拓全球化的意蕴，在经济交流中接受政治、社会的多元化。

《阿拉伯人的梦想宫殿：民族主义、世俗化与现代中东的困境》（［美］福阿德·阿贾米，理想国，当代世界出版社，钟鹰翔 译）同样讲述了一个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故事。黎巴嫩裔学者福阿德·阿贾米透过一双来自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眼睛，从政治、文化、文学的角度回顾了20世纪以来的阿拉伯历史。阿拉伯世界丰富而驳杂，因而半个多世纪以来，包括哈维、阿多尼斯在内的无数阿拉伯人曾为他们的世界构想过一座团结、进步、现代化的梦想宫殿。然而，传统派与改革派的争吵、世俗主义与神权政治的对抗、本土对西方的仇视，以及日趋狭隘的民族主义，最终耗尽了阿拉伯人心中的希望。

4#教育中的黑暗与光明

成人如何看待儿童，决定了成人如何为他们创作和挑选书籍，以及如何理解儿童文学。

欺凌者是生而喜欢欺负人吗？

或许对孩子来说，抗疫中一些人对权力的滥用，也形塑了他们对规则的理解。

当曾经受过伤害的孩子成为一个大人时，“欺凌”就有了教育的名义。

尽管人类文明的历史已有几千年，但把儿童视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历史，仅有百年。在此之前，儿童是父母的私有财产，是上帝的奴仆，是缩小版的成人，需要对其严厉管教。儿童口耳相传的那些故事里总是蕴含着成人对其道德的规训。直到受浪漫主义影响的维多利亚时期，儿童才进入到成人世界的关注中，被赋予自然、纯真的品格。这也是我们熟知的大多儿童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儿童形象：梦游仙境的爱丽丝、水孩子汤姆。可以说，儿童文学的底层是儿童观。成人如何看待儿童，决定了成人如何为他们创作和挑选书籍，以及如何理解儿童文学。《欢欣岁月》（［加］李利安·H.史密斯，乐府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梅思繁 译）像我们展示了儿童文学并不像我们一般理解的那样“幼稚”“肤浅”。经典的文学作品是儿童选择的结果，甚至它们起初并非为儿童而创作。因此，探讨这些优秀作品中的基本特质，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儿童。

理解儿童的过程也是人自我认识的过程。因为儿童的行为表现是其认知能力和所处环境共同作用之下的结果。儿童的成长环境则是由成人创设的。我们经常会对新闻中未成年人的欺凌致死事件感到气愤和难过，而对于那些欺凌者和冷漠的旁观者来说，他们生而喜欢欺负人吗？《欺负别的孩子时，他们在想什么：从发展心理学看校园欺凌》（［英］格雷厄姆·拉姆斯登，阳光博客，北京日报出版社，一言 译）这本书从儿童健康成长的各种关键因素，如依恋关系、安全感、情商、心理健康等，分析了孩子的欺凌现象是如何产生的。那些小恶霸为何喜欢通过欺凌的方式来建立关系？欺凌事件的背后，欺凌者、被欺凌者和旁观者都是一定程度上的受害者。理解欺凌可以让成人更深刻地检视自己的言行和周遭的社会环境。或许对孩子来说，抗疫中一些人对权力的滥用，也形塑了他们对规则的理解。

成人希望通过教育来培养孩子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有种理所当然的傲慢。只要一个成人拥有教育者的身份，我们便很少会质疑其是否具备教育资格和成熟的榜样。在《沉默的校园》（［英］亚历克斯·伦顿，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何非 译）中，作者揭示了英国教育体系背后的等级、歧视、性虐、体罚。在精英教育光环的保护下，那些私立寄宿学校用军事化管理的方式，肆无忌惮地凌辱着学生。更多情况下，欺凌发生在成人和儿童之间。当曾经受过伤害的孩子成为一个大人时，“欺凌”就有了教育的名义。We Carry Their Bones: The Search for Justice at the Dozier School for Boys（《我们为他们收尸：在多齐尔男校寻求正义》，Erin Kimmerle，William Morrow & Company）讲述的就是这样一起大量孩子因“教育”而死的真实事件，普利策奖得奖作品《镍男孩》的原型就来自于此。法医人类学家Kimmerle及其同伴历尽艰险，克服重重阻挠，才终于让这群埋葬在多齐尔男校的幼小冤骨重见天日，并回到家人身边。

虽然这种可见的暴力管教方式受到越来越多质疑，但我们对教育的理解进步了吗？2015年，日本国内传出文部科学省要“废除大学文科学部”的消息，引发了社会对重理轻文问题的争论。前东京大学副校长吉见俊哉用《“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日］吉见俊哉，上海译文出版社，王京、史歌 译）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应试教育的选拔制度、对人才的工具理性化……吉见俊哉书中的这些日本教育问题对于我们而言也耳熟能详。除了从宏观理论层面否定“文科无用”的看法之外，作者还为大学教育改革提出了一些实操性的建议。

有人认为，成人通过教育孩子改变了自己。因此从客观层面讲，教育是成人和孩子互动的过程，从而可以产生不同角度的理解。《何谓教育（上）：光明中的黑暗》和《何谓教育（下）：黑暗中的光明》（［日］斋藤茂男，潮汐Tides，浙江人民出版社，王天然 张叶秋晓 译）记录了记者斋藤茂男对各种教育现场和教育者的采访，以及其采访过程中的手记。从黑暗到光明，读者能从中感受到同为东亚教育体系下的希望与绝望，从而反思真正的教育本质、目的与意义究竟为何。

5#消费自由的背后

对消费者自由的赞美其实是对生产的视而不见。

限制消费的程度定义了他们是怎样的人。

计划经济的本质是从制度上否定企业家精神。

商业会使一个社会更讲究规则，似乎也能带来更多自由，但又让人变得贪婪、焦虑和困惑，令人爱恨交织。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我们不可能脱离商业谈论现代世界，也不能摆脱现代商业去实现某种乌托邦。身为商业社会中的一名消费者，要怎样看待这重身份呢？《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法]安东尼·加卢佐，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马雅 译）是一部简明易读的消费主义史，为我们认清现代消费者的角色提供了必要且广泛的知识背景。作者提醒道，在一小部分精英通过消费自由来“发明”自我身份的同时，还有许多为上层人群生产过剩和低成本商品的人在生存边缘挣扎，因此“对消费者自由的赞美其实是对生产的视而不见”。《被放大的欲望》（[美]玛克辛•贝达特，中信出版社，杨静娴 译）就追溯了一条牛仔裤从生产、消费到成为废品的全过程，审视资本主义全球化生产链背后的环境污染、劳工权益、过度消费等问题带来的隐性成本。

那么另一头，那些实现“消费自由”的精英们又怎样看待消费？《不安之街 : 财富的焦虑》（[美]瑞秋·谢尔曼，薄荷实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黄炎宁 译）提到，他们不仅在意自己的消费选择，也很困惑怎样限制自己的消费，对于他们而言，限制消费的程度定义了他们是怎样的人。作者采访了50位生活在纽约的富裕家长，包括对冲基金金融家、公司律师、教授和艺术家以及全职太太，以了解富人的消费选择和生活方式。最终她发现，在贫富差距日益加剧的当下，他们在消费问题上的挣扎，实质是如何做一个既富有又有道德感的人。

除有关消费者的观察和审视外，以下几本书从生产面揭示了商业社会的基本理念、运作机制及现存问题。《合同自由的兴起与衰落 : 一部合同思想史》（[英] P. S. 阿蒂亚，中国法制出版社，范雪飞 译）聚焦的是商业基础要素之一：合同，是世界上少有的合同法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它围绕“合同自由”的理念，从政治、思想、经济、法律和道德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认为合同自由理念、合同性和允诺性债务理论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返祖”或者“原始回归”的现象，并对此现象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解释。

《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张维迎，理想国，海南出版社）一书关注的是真实世界中的企业家在市场经济领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作者主张“软知识”于企业家的重要性，指出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不是给定约束条件下的求解，这些要素正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所谓的大数据不可能替代企业家决策，而计划经济的本质更是从制度上否定企业家精神。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避开难懂的经济学术语，以生动的案例和亲切的笔调系统论述了其有关企业家的研究成果。不过，一家企业或许有在企业家领导下呈现出的理想主义的一面，但也不乏贪婪阴暗的一面。《吸血企业 : 吃垮日本的妖怪》（[日] 今野晴贵，上海译文出版社，王晓夏 译）揭露了那些残酷压榨员工、向社会转嫁成本、威胁消费者和市场安全的无良企业，它不仅为个人识别“吸血企业”提供指南，也剖析了催生这类企业的社会环境，并提供了基于社会共识的应对方式。

而从全球角度看，The End of the World Is Just the Beginning: Mapping the Collapse of Globalization（《世界末日只是开始：描绘全球化的崩溃》，Peter Zeihan，Harper Business）描绘了经济全球化衰退的现状，作者认为由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是暂时性的，在下一个时代，无论是能源、粮食还是商品，更多国家只能靠自给自足来完成整个经济循环。作者对这一去全球化的过程进行了详细阐释，并对全球化崩溃的未来做出了个人的预判。

6#秩序与颠覆

最好的历史学，应当是一门最具颠覆力的学科。它可以告诉我们，那些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要理解当今的诸多政党，必须将其置于政党政治的发展史中。

由贪婪精神开辟的进取道路走入死胡同之后该如何？

就像鱼意识不到水的存在一样，人们也总是将日常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因此，著名的政治学、人类学学者詹姆斯·斯科特说：“最好的历史学，应当是一门最具颠覆力的学科，因为它可以告诉我们，那些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斯科特的《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美］詹姆斯·C.斯科特，雅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田雷 译）一书就对早期人类如何建立国家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作者颠覆性地反驳了传统的进步主义观点，认为是农业，尤其是谷物，促成了人类早期国家的兴起。人类对动植物的驯化，恰恰也成为了自身命运的终极隐喻：国家是人类驯化自然以及自我的最高阶段。

离开了早期国家，让我们再来看看古希腊城邦。《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演说术、意识意态和人民权力》（[美]约西亚·奥博，汉唐阳光，郑州大学出版社，何典 译）一书阐释了一个古代城邦政治体系的社会根基和内部运转。书中通过对演说辞令的话语分析，论证了雅典的民主政治文化是如何形成、维持，并且又是如何通过规则（法律和政治制度）和话语（尤其是公共演说）的生成来繁殖的，雅典城邦的精英与大众的互动关系在书中也得以生动展现。

再看施行政党政治的现代。《政治家才能与政党政府：柏克和博林布鲁克研究》（[美]哈维·曼斯菲尔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朱欣 译）通过考察埃德蒙·柏克与博林布鲁克追随者之间的小册子之战，本书讲述了政党政府在英国被逐渐接受的历程。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政党政府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政党现在被认为是值得尊重的。在柏克的时代，政党在最坏的情况下被视作自由政体中的毒瘤，而在最好的情况下，则被视为艰难环境中审慎的政治家加以利用的危险工具。作者表明，要理解当今的诸多政党，必须将其置于政党政治的发展史中。

政治建构复杂多变，社会建构更是如此。《秩序、失序与战争：社会适应与社会信任》（［英］罗伯特·莱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魏澜 纳日碧力戈 译 ）一书通过研究市民社会、社会关系的演变以及社会秩序的崩溃，重新审视了暴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角色。作者对当前“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提出了根本性的批判，认为理性行动是所有人类社会的特征，而不是启蒙运动后的欧洲所独有。而近年来关于暴力之进化价值的主张，误解了人类策略的复杂性，以及实施这些策略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本书为理解人类社会的稳定与不稳定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方法。

社会能够被大规模改造吗？结果又如何？《再造国家：埃及在19世纪》（［英］蒂莫西·米切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张一哲 译）通过19世纪埃及殖民计划的日常细节，在形而上学范畴内对殖民权力进行了剖析。作者化用海德格尔、福柯和德里达等人的学说，从军队重组、乡村建设、城市规划和学校教育等殖民工程入手，细致呈现了殖民权力渗透埃及社会的内在过程和逻辑。

《贪婪已死：个人主义之后的政治》（［英］保罗·科利尔［英］约翰·凯，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魏华 译）则从社群主义的角度审视了国家与社会建构。曾经，对知识、财富、繁荣等各种形式的贪婪，被认为是人类奋发向上的源动力。“经济人”能获得理解世界所需的一切知识；合理运用这些知识，国家就能达到善治，人民就能获得幸福。如今，金融风暴和病毒大流行却让人们认识到，人类掌握的知识并不足以应对巨大的不确定性。随着不平等日益加深、个人主义走向极端，社会陷入了严重撕裂。由贪婪精神开辟的进取道路走入了死胡同。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与约翰·凯从社群主义的角度，围绕极端不确定性和社会凝聚力这两个相互交织的主题展开探索。他们认为，人类需要明确国家、市场与社群的角色和关系，重拾人类的社会属性，恢复社群功能，方能共渡难关。

The Great Experiment: Why Diverse Democracies Fall Apart and How They Can Endure（《伟大的实验：多元民主为何分崩离析，及它们如何持续》，Yascha Mounk，Penguin Press）同样关注国家与社会面临的新挑战：民主政治在进入人口与文化多元化时代之后所面临的分崩离析的危机。本书指出，过去民主制之所以运转良好，是以人口与文化高度同质化为前提条件的，多元政治体则非民主制国家。但随着民主化与多元化两股浪潮交汇，如何让民众欣然同异质群体分享决策权？Mounk提供了自己的处方。

7#静默之身

“常人”与“蒙受污名者”之间只是一个连续体的两端。

残障被社会定义，并被文化赋予意义。

以往人们总是将“付出更多”作为爱的定义，但或许有朝一日，提倡“少做”的价值将成为最有爱的事。

生而为人，就无法摆脱疾病的纠缠，疾病也常伴随着无知、误解、恐惧，甚至污名，但正如《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修订译本）》（[美] 欧文·戈夫曼，商务印书馆，宋立宏 译）一书带来的启示：“常人”与“蒙受污名者”之间只是一个连续体的两端。正视并了解一种疾病，或许也是理解自身的一种途径。《偷走心智的贼：阿尔茨海默症》（于涵，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高天羽 译）讲述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现与研究历程，澄清围绕该种病症的各种传言，对这一“绝症”的前沿研究也做了介绍，不失为一部严谨又好读的科普著作。《亲爱的斯嘉丽：我的产后抑郁经历》（[加] 伍婉儿，拜德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两进一 译）和《万事大“急”：我与强迫症的故事》（[美]杰森·亚当·卡赞斯坦，拜德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张仲宇）是两本相关疾病的图像回忆录。前者坦诚且细腻地讲述了一位患有产后抑郁的母亲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说出了妈妈们的心声：成为一个母亲不是一件自然而然或易如反掌的事情；后者则展示了强迫症这一人们时常挂在嘴边却不甚了解的精神疾病，呈现了作者在与病情的反复斗争中学习与其相处的艰难过程。

Blood Orange Night: My Journey to the Edge of Madness（《血橙之夜：我的疯狂边缘之旅》，Melissa Bond ，Gallery Books）的作者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同时还要抚养患有先天疾病的孩子，但自从医生给她开了大量苯二氮卓类的药物后，情况却愈发糟糕，她不得不逐渐减少用药。这类药物常用于失眠、焦虑和抑郁，但其成瘾性及其他副作用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患者究竟因此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本书展现的便是一名女性在疾病与药物的撕扯中自救的历程。

《静默之身：残障人士的不平凡世界》（[美]罗伯特·墨菲，上海教育出版社，邢海燕 译）同样是一部病患视角的作品。作者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却不幸遭受脊髓肿瘤的侵扰，逐渐瘫痪，成了一名残障人士。面对残酷的现实，他让自己成为残障世界中的一位人类学“线人”，讲述身为残障人士的不易，也揭示残障的社会属性，“残障被社会定义，并被文化赋予意义”。《伪善的医疗：医疗的限度与更好的告别》（凯蒂·巴特勒，理想国，海南出版社，王以勤 译）以病人家属的视角，记录并反思其父亲患病后所接受的过度治疗，通过调查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医疗、科技与商业的关系，指出医疗的极限，揭示过度医疗的诱因。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一种新观念：以往人们总是将“付出更多”作为爱的定义，但或许有朝一日，提倡“少做”的价值将成为最有爱的事。《急诊科里的一千零一夜》（［法］巴普蒂斯特·博利厄，潮汐Tides，浙江人民出版社，马向阳 译）的作者是一名实习医生，他白天在急诊科工作，但“每天晚上我会对打动我的人进行盘点，就像守财奴清点他的财产，或是珠宝商为他的珍珠抛光。我在脑袋里收集人性……”。他以一种新奇有趣的文学形式记录下急诊室见闻，其幽默的文字如同一把犀利的刀，对病患与医生间的互动作出真实呈现与剖析。

以上著作分别从研究者、病人、家属和医生的角度记录下疾病带给人们的困扰，在加深对于疾病与医疗的认知的同时，也减轻人们对某些疾病或群体的误解与污名化。而“污名”这一现象能受到社会科学的重视，则要归功于开头提到的《污名》一书的作者欧文·戈夫曼。他指出，污名一般与身体、性格、集团有关，该书的分析聚焦于蒙受污名者如何管理让自己丢脸的信息，也大量探讨了不为社会充分接受之人的困境，如残疾人、口吃者、瘾君子、精神病患者等等。正如前所述，他人的困境也是所有人的困境，区别或许只在程度高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