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文革时期任北京公安局局长，被抓后说：我这辈子值了，后却自杀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向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毕竟北京是共和国首都，在刚建国的时候，还要负责肃清当时的国民党特务，这可不是其他普通地方公安局长能够有的权力。就连罗瑞卿都曾经担任过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这足以证明中央对这个位置的重视。

如果不是对党忠诚的老革命，是不会被提拔来当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所以历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大多都是非常有才能的元勋，比如第一任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再比如冯基平。只是在文革时期，却有一位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遭到万人唾弃......

谭政文

他在周总理去世后，曾经不允许群众上街哀悼，被免职逮捕后，甚至还向办案人员直接叫嚣称：这辈子都值了。那么他到底是谁呢？此人名叫刘传新，其实他原本并不是什么要紧人物，在革命时期也没有太多闪光点，只是碰巧在文革时期得到反革命分子的扶持。

在文革爆发后，全国社会秩序一度濒临崩溃，江青、林彪等人出现严重的政策执行错误，把方向转变为夺权的暴力运动。当时在反革命集团的影响下，很多原本不应该担任领导职务的人都被提拔上去，其中也包括刘传新。

当时反革命集团一直想要将政治影响力继续扩容下去，所以不可能会放过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这个重要职务。1966年5月，在反革命集团的运作下，担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带领一批造反派来到北京市公安局，表示：公安局里面隐藏有走资派和反动派。

后续经过谢富治等人的调查，他声称：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前任局长冯基平在内的老革命都是走资派。但谢富治等人的指责完全站不住脚。

谢富治

比如冯基平，他1931年加入中国共青团，并于当年顺利成为党员，再1966年他已经有整整35年党龄。而且冯基平在战争时期立下过不少战功，不仅在抗日战争中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四军的司令部秘书长，后来还担任过辽阳县委书记。

总之，冯基平对党的忠诚是毋庸置疑，他确实曾被国民党宪警方逮捕过，但在狱中却从来没有屈服于敌人的淫威下，一直坚持斗争，直到被同志救出来。被释放出狱后，冯基平又回到抗日前线，建国后历任北京市农委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像这样一位履历丰富的元勋怎么可能是走资派？

反革命集团把冯基平打成右派，其实无非是想要抢班夺权。只是当时时代性质实在过于特殊，还是让他们得逞了——他们把以冯基平为首，在北京市公安局担任过职务的，或者是现在在职的干部全部打倒。

1967年2月11日，谢富治宣布要对北京市公安局进行军事管制，从外面调来一批干部来填补职位，其中包括曾在南京军区担任过某军副政委的刘传新，他被谢富治任命为军管会副主任，因此当时对北京市公安局干部的审查工作，也是由刘传新负责。

刘传新与妻子

而他当时的审查结果也的确颇让人震惊，他竟然声称：北京市公安局10名正副局长和117名正副处长级别的干部全都是特务。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却没人敢反驳他。而刘传新这样做，无非是想要获得反革命集团青睐，而他也的确得到重用。

——他于1969年8月升任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在1973年得到正式任命，成为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他在近6年内牢牢地把握着对北京市公安局的控制权。

在这一时期，他为四人帮做过不少事，甚至毛主席、周总理得知刘传新的行为蹊跷后，多次让人去警告他，但刘传新却丝毫没有改变，他从来不关心作为一名党培养出来的高级干部应该做些什么，这也为他后来的结局埋下伏笔。

周恩来

周总理去世后，四人帮加紧抢班夺权的行动，当时他们甚至不允许群众上街悼念周总理，而执行这个命令的便是时任北京公安局局长的刘传新。他多次下令：要求阻拦群众上街吊唁周总理，可是刘传新的命令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毕竟周总理在无数国人心中地位是不可替代的，而他后续也必定会为自己罪行付出代价。

1976年，由江青等人为主导的反革命集团彻底被粉碎，有关部门也开始调查与四人帮有瓜葛的反革命分子，而刘传新这个四人帮死忠自然也被迫接受调查。1977年1月27日，刘传新被免除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官职，不过他在被逮捕时，却向工作人员叫嚣说：他这一辈子都值了。

只是在被撤职，并且接受隔离审查后时期，刘传新并不像自己说的那样硬气，他的神经似乎非常脆弱。后来于有关部门的深入调查下，他的罪行被公之于众，北京市公安局还打算为他专门召开批评大会。得知这个通知后，他一言不发，吓得脸色惨白，最终在批斗会召开前选择自杀，给自己罪恶的一生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