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轻人“曲线上岸”后：有了编制，没了生活

国考笔试成绩终于出炉。有人离“上岸”近了一步，有人则继续被搁浅。

“到体制内去”成了当下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对“上岸”的执念迫使其中一部分人在考公、考编失败后选择了“曲线上岸”的方式，比如成为特岗教师。这意味着，要到偏远乡村任教至少三年，期满后，如果还留在当地任教的话才能定编。对在城里长大的年轻人来说，这更意味着，需要熬过几年艰苦、乏味，与家人长期分离的生活。

但为了最终“上岸”，他们决定再忍忍。

还有两年多就能“上岸”了。坐在乡下小学的教室里，夏禾算着日子。

那是他梦寐以求的“铁饭碗”。他觉得，只要有一天吃不上这碗饭，就意味着自己又多当了一天失败者。为了这个铁饭碗，2020年本科毕业后，夏禾先后考过公务员、部队文职、事业单位，成绩统统一塌糊涂，始终无法“上岸”。

沉寂了一段时间后，他去考研。再次失败。

渐渐地，夏禾打消了“上岸”的念头，他在一家教育培训公司找了份工作。当这个行业愈发不景气后，“编制”二字，再一次成了他的信仰。2022年夏天，原本对编制不抱任何希望的夏禾，找到了曲线入编的方式——特岗教师。

乡村学校里的孩子。摄影：林樾

这是中央实施的一项对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特殊政策。简言之，就是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到偏远乡村学校任教，以此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特岗教师服务期为3年，期满后，如果还留在当地任教的话能直接定编。

一些网上流传的“上岸攻略”中，特岗教师往往被列入其中。

观察近7年的数据可见，早在201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的数量为7万人，之后连续5年间数量都在上涨。到2020年时，该岗位计划招聘数达到了10.5万人。2021年，这个数字变成8.4万；2022年6.7万。

虽然招聘人数暂时减少了，但仍有不少人报考。“我去年报考时，我们省招了5000多名特岗教师。”夏禾猜测，其中不乏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曲线上岸”的年轻人。

但真的成为特岗教师后，问题来了——对于在城市生活惯了的年轻人来说，枯燥乏味的乡村生活，很快将他们带入另一种焦虑。“主要是经常见不到家人和外人。”夏禾说，如果要谈恋爱或结婚，更是得长期面临异地苦恼。

但在编制面前，很多人选择了隐忍。

来自父辈的执念

是堂哥夏林将夏禾引向特岗教师之路的。但前者至今还没能“上岸”。

夏林28岁，看起来孔武有力，但单看脸的话，比实际年龄大了许多。他学的是商务英语。2018年本科毕业后，考研失败，和几个同学到省城找工作。很快，几个小伙子找到了销售、公司行政和家庭教师等工作，月收入勉强负担房租和吃饭，很多时候还得求助父母。

夏林在华北平原一个地级市长大，父母长期做烟酒生意，家里条件不错。

但家人不想让独生子继承父业经商或去私企上班，他们做梦都想让儿子有个“铁饭碗”。曾经有算命先生告诉过夏林的父亲，“你家娃娃有吃皇粮的命”。

高考报志愿时，父亲想让夏林报考行政管理、工商管理、经济管理之类的专业，但夏林对这些实在没兴趣，挑选再三报了商务英语。入学不久，父亲又开始催夏林入党。入了党，他又时不时给儿子灌输当公务员的好处。在电话里，一个劲地夸别人家在单位上班的孩子。

“后来有段时间，又说让我必须报公检法单位。”夏林每次反驳，父亲总说，“你以后就知道我的苦衷了。”

夏林对编制没有很深的执念，一切都是为了满足父母。为了圆父亲的梦，他报考过公务员，失败了。后来又考过一个央企的省级分公司，成绩也很差。他把失败原因归结为“没时间学习”——他把太多时间用来找工作了。他上班的地方都是些小公司，有时干一两个月辞职，有时候公司自己倒闭，夏林只能不停换工作。

唯一的安慰是，他考取了初中英语的教师资格证。这为他以后从教，提供了便利。

眼看夏林折腾半天还是进不了体制，2019年底，父亲说服儿子，让他去考个教师编。在老一辈的认知里，很多领导之前都是当老师的，“那是一种曲线从政的方法”。

工作总不稳定的夏林动摇了。他辞去了当时从事的翻译工作，放弃了4500元的月薪，回到老家专心复习，并报了培训班。2020年3月，夏林参加了当地的教师编考试，半个多月后成绩下来，又失败了。

夏林的父亲记得，那段时间儿子很沮丧，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他也一度怀疑是不是算命先生算错了。就在父子二人彻底对编制失去信心时，培训班的老师建议，让夏林“试试特岗教师吧”。

“我们一家子要献给乡村教育事业了”

夏林上网查询得知，我国从2006年起实施的“特岗教师”计划，主要是为贫困、边远、条件艰苦的农村学校补充师资。按照相关政策，特岗教师3年服务期结束，经过教育部门考核合格之后，就可拿到“铁饭碗”。但也有条件——如果服务期结束，不继续在当地继续教学的话，是不给编制的。虽然不给编制，可如果3年内考研，初试加10分；并且每年的各级公务员招考中，有关部门会面向满足条件的特岗教师设置些专门岗位。

乡村学校一角。摄影：林樾

这些信息像是给夏林的父亲打开了一扇窗。他丝毫不担心儿子要在乡下生活很久，他甚至认为，到基层做特岗教师，可以为以后从政刷履历。

做特岗教师也得考试，报名条件非常简单——本省户籍、年龄不超过30周岁、学历达标就可以。夏林满足这些条件，他在2020年6月份报了本省一个县里的特岗教师。

夏林报考的2020年，他所在省份，招聘特岗教师的规模为8000多人。

和考公、考研相比，特岗教师考试要容易得多。夏林记得，就一张卷子，涉及教育法律法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基本要求、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新课程理念等，认真复习的话，很容易考过。“我们省当时满分150分，90分及格。”夏林有过考教编的基础，复习起来很轻松。最终，他拿到105分，通过了笔试。

面试则主要考查学科知识、教育教学能力、教师基本素养、语言表达能力、仪表举止等，形式有课堂试讲和答辩。100分的总分，夏林得了89分。接下来就是体检、岗前培训。2020年8月底，夏林报考特岗教师所在县的县政府，与他签了聘用协议书。

夏林离“上岸”终于近了一步。

“一共3年，试用期6个月，那期间辞职的话要交违约金。”2020年秋季开学前，夏林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乡村教初中英语，距家150公里。一直在城市长大的夏林突然紧张起来，他担心自己受不了山里“苦行僧”式的生活。但周围的朋友都劝他，“现在找工作太难了，还是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一名乡村教师正给学生上课。摄影：林樾

直到站在讲台那一刻，夏林都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否正确。他承认自己最初的动机不纯粹——“不是为乡村教育，就是为编制”。可反过来，他又宽慰自己，不管初衷怎样，自己投身乡村教育是事实，“给个编制，也是应该的”。

和县里同期的特岗教师聊过后，夏林发现，自己的情况算不错了。因为他所在的是中学，规模不小，有几百个学生。而有的老师被分到了更偏远的乡村小学，整个学校才几十人。

他努力使自己适应乡下的生活。偶尔有打退堂鼓的想法，在父亲的不停劝阻下，也还是坚持下来了。“就是那种，待着无趣放弃可惜的心态。”夏林说，如果没有意外，今年秋季，他的服务期就满3年了。届时，他会得到编制，成功上岸。

去年，他把这个机会，介绍给正为前途迷茫的堂弟夏禾。

夏林、夏禾的父亲是亲兄弟。想到两个孩子再过几年就能拿到编制，他们觉得生活也有了盼头。兄弟俩跟别人喝酒时忍不住“炫耀”，“我们一家子要献给乡村教育事业了”。

“等拿到编制，我想办法给你弄回去”

和堂哥夏林一样，夏禾也在城里长大。只不过他更瘦弱一些，加上高度近视，远远看去，更像是出入写字楼的程序员。夏禾的同学大多都留在城里工作，想到自己为了编制要跑到乡下，这个26岁的男人心里多少有些复杂。

2022年秋季开学前，母亲早早为夏禾收拾了行李，父亲开车将他送往学校。他任教的地方与夏林同属一个县，但不在一个乡，离家170多公里。这段从家到学校的路，夏禾要先走一段高速，再走省道、县道、乡道，最后还得经过一段弯弯曲曲的小路。离学校越近，村庄和人烟越稀少。

一群乡村的孩子，正在去学校的路上。摄影：林樾

学校是九年制，从小学到初中都涵盖了，全校大概300多个学生，每个年级一个班。学生们来自周边村落，中午在学校吃一顿午餐，晚上不能寄宿。学校里有30名老师，除夏禾外，另外3名特岗老师，都是2021年到岗的。

到学校的第一天，夏禾就分到了住处。住处在教研室，他既要在里面办公，又要休息。睡觉的床摆在两个铁皮柜子后面，如果挪开柜子，就一点隐私都没有了。

算上夏禾在内，这个教研室住了4名男老师，女老师则有单独宿舍。吃饭可以选择在食堂，或是去镇上买一些食材自己回来做。如果用电磁炉做饭，学校每月会免费提供一些电，超出部分得交电费。

安顿好夏禾后，父亲回家了。临走前他安慰儿子，“等拿到编制，我想办法给你弄回去。”

由于夏禾考了初中物理的教师资格证，他自然成了物理老师。

物理课从初二开始上，夏禾以为从零开始，教起来会很轻松。可实际开课后，很多孩子完全听不懂，几乎是讲一节课，忘一节课。起初夏禾以为是讲课方法有问题，他找其他老师交流经验，同时安慰他，“能让他们初中毕业就可以了，不要在意那么多。”

教了一段时间课后，夏禾发现，这里的学生有80%是长期留守儿童，很多孩子自小就没养成好的学习习惯。他有时急了，会把调皮的学生叫到办公室，问他们脑袋里整天在想什么。得到的答案五花八门——有人说想着地里的农活，有人想着怎样混社会，还有人想着在学校找老婆……

另一个问题来自智能手机。去乡下教学前，夏禾以为这里的学生不玩智能手机，到学校后才发现，在外地打工的家长们，都为留守在老家的孩子买了手机。这个原本用来和父母联系的手机，成了很多学生的“命根子”，他们用它社交、打游戏，或是拍摄“乡村精神小伙”的短视频。尽管学校不让将手机带入课堂，但没人在意。

夏禾逐渐意识到，乡村教育问题太过复杂，不是他这个特岗教师能解决的。

乡村学校的操场。摄影：林樾

夏禾的耐心逐渐消失。他几乎每周都会看到个别学生打群架、抽烟、早恋，并故意影响很多想主动学习的孩子。“还有好几次，我正上课，门口突然来个老人，将孩子叫回去干活了。”每每如此，夏禾都会制止，但没一次能成功。

他把这种情况反映给校长，校长没有答话。后来有一次上课，班里男生集体迟到，夏禾一打听才知道，这些孩子被校长叫到自家帮忙干农活了。那之后，夏禾变得“自私”起来，偶尔也会让学生们帮自己干点儿活。

乡村花钱的地方不多，可挣得更少。夏禾每月只有2000多块钱工资，还不能准时发。他第一次拿到工资，是在上班3个月后。他所在的一几百人的特岗微信群里，来自全省各地的特岗教师们经常抱怨不能准时发工资，甚至有人说“上班前半年都没发工资”。

微信群里，特岗教师们更多的抱怨是有关五险一金。

按照相关规定，特岗教师在三年服务期内，在工资津贴、绩效奖励、各类补贴补助、社会保障、公积金缴存、职称评聘、评先评优、年度考核、参加培训等各方面享受当地公办学校在编教师同等待遇。但群里不时有人抱怨没缴社保，还有老师将这种情况投诉到人民网的领导留言板。

该平台充斥着多条特岗教师社保被拖欠的举报，涉事单位处理的结果也不一样，有的马上解决，有的正在解决，有的没有理会。对于拖欠社保的解释，大多是财政紧张。

当了半年多特岗教师，夏禾的社保也还没上。但校长明确说会缴纳，“到时候欠多久，补多久。”有了这个承诺，夏禾暂时放心了。最近几天，他又有了新的任务——教数学的同事（在编教师）调到城里了，有个年级少了数学老师。

校长找到夏禾说：“数理化不分家，以后数学你来教。”对于这个安排，夏禾没有任何反驳余地，只能接受，“我以后转正时，校长对我的评价很重要。”

为了编制，他决定再忍忍。

“上岸”后

已经“上岸”的冯凯，却始终开心不起来。他在一个县里的乡村中学教语文，离家——也就是他所在省的省会城市——300多公里。

一名乡村教师。摄影：林樾

2018年离开家当特岗教师的时候，父母也说过“找机会调回来”类似的话。后来冯凯发现，这根本不可能。做了特岗教师后，他甚至很少有时间回家。

由于和在省城工作、生活的女朋友聚少离多，两人的婚事一直拖到2020年才办。

孩子出生后，冯凯的心理压力更大了——照顾孩子的所有负担，都落到了妻子身上。经济上他也帮不上什么忙，毕竟他每月的薪水还不到3000元。因为离家太远，冯凯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每次回去，年幼的孩子都要重新认识爸爸。妻子时有抱怨，但也无济于事。

冯凯非常清楚，家里所有的事都在为他让步。

2021年，冯凯3年服务期结束时，有关部门考核了他的工作业绩、教学能力、日常表现后，准备让他入编。“考核就是走个程序。”冯凯说，只要还留在本校，都能顺利入编。

入编程序办完后，教育局还与他单独签了份合同，“六年内不能辞职或离开本县，否则要承担相应罚款，并纳入黑名单。”

那一刻，冯凯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了。

父母也想尽了办法，但折腾一圈后发现，别说跨市调动了，就是跨县、跨乡都难上加难。

“不是我不热爱乡村教育，这里的孩子也确实不该被遗忘，但现实的确有两难的事情，主要还是家庭吧。”这个28岁的男人身材有些微胖，说起话来慢悠悠的。他说妻子起初还算支持自己，时间久了，两人开始在电话里争吵。

很长一段时间里，冯凯一直被“调动”的事情折磨着——老婆一提，他就“胸闷气短”。最后是妻子选择了让步，她称这种情况为，“有了编制，没了生活”。

转正后，除有编制外，冯凯的待遇也提高了一些。他现在每月工资5000多元，每年还有8000多元绩效，再加上取暖费、精神文明奖等等之类的补贴，一年能发10万元左右。除了每月几百块的零花钱，他把剩下的全部转给妻子。在他看来，这是自己为家庭做的最大贡献了。但他也还是想回家，并反复打听回去的办法。

后来冯凯得知，有些地方出了个名为“归雁计划”的政策，即让身在他乡的教师回家乡教学。但这个政策不固定，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也不是每年都有。“首先有名额限制，其次，这边也得放人。”冯凯的家在省会，几乎不太可能搞“归雁计划”。他也就死了心。

他不是没想过辞职，但迫于6年合约，他做不到那么勇敢。

其他人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冯凯在的一个特岗教师微信群里，60多个成员，都是转了正的。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在市区长大，只有少量老师，本身就是乡里的。“离家近一点的老师会很满意现状，远一点的情绪就不太好。”冯凯注意到，女老师想离开的少一些，男老师则要多一些。群里偶尔也会有人调走，冯凯私信对方打听，得知他们走的是借调程序——人在新单位上班，工资原单位发，编制也在原单位。

正在上课的孩子们。摄影：林樾

社交网络上，充斥着更多特岗教师们的吐槽，太多人被异地生活折磨着。冯凯印象最深的是，不久前一个河北籍男子说，老婆是2009年的特岗教师，当年从河北师范大学毕业后，就被安排到下面的乡镇教学，已经在乡下待了14年。这14年来，他的妻子只能在各种假期期间往返于家和几百公里外的学校之间，“（妻子）一直一人在那边，老人和孩子一直跟随着我。”

还有吉林的老师发帖称，自己和丈夫都是特岗老师入编的：“结婚多年一直两地分居，孩子5岁。这又二胎了，不知道能否有相关政策，让我老公调回来。”

看到类似帖子，冯凯知道了自己一时半会儿很难回去了。有时候，他也挺矛盾，既想合同到期后，辞职不要编制了；又舍不得乡下的孩子。和孩子们相处时间久了，他也会想，如果每个乡村教师都想回到城市，这群孩子怎么办？

冯凯非常清楚，很多乡村老师是有教育情怀的，敢于留在乡村讲台。他也想做这样的人，但又被家庭困扰。“想致力于乡村教育的年轻人，是可以选择特岗教师的。”冯凯说，可如果单粹抱着“曲线入编”的心态，还是要三思，“毕竟教育是一辈子的事，不能半途而废。”

的确不是谁都能在山里熬得住的。

还有两年多才能入编的夏禾，现在最害怕的是学生放学——孩子们一回家，校园里空荡荡的，同事们之间也没有什么走动。乡村的夜晚无比安静，备完课，他有时会给曾经的朋友们打电话。电话那头，朋友们在聚会、喝酒。酒杯碰到一起的声音，在夏禾听起来无比悲凉。

因为异地，他和女朋友分手了。家人给他介绍对象，他经常被问的就是，“啥时候能调回城里？”

“不知道，可能需要很久吧！”夏禾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