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政策放不放开，二胎生不生，对我而言，都不是件简单的事。
作者：潘海峰
1
女儿出生的时节，正是那年最炎热的夏季，按照我们浙南的习俗，丈母娘给我们运来了两箩纱面，两缸黄酒，两筐鸡蛋，将饭厅挤得半只脚也伸不进去。
那个夏季正逢频繁的拉闸限电，早上八点钟，整个小区就没电了，一直要捱到晚上六点。丈母娘与我妈二人挨着坐在沙发上，呼呼地扇着各自的蒲扇，就讨论着一件事：
“兄弟姐妹终归得要有的，等他们长大了，遇到什么事，也能有人商量。”
“是啊，两个总是起码的。”
“好事成双，第二胎要是生个儿子，不就正好凑成个‘好’字嘛。”
“说得太对了，我们这辈人的想法都是这样的，这个‘好’字……”
没电不能用空调和电风扇，让妻子的月子坐得燥热难耐，我将冰箱制冰室里的冰一块块搬出来，放到妻子与女儿旁边。
“听见了吗？你妈跟我妈在商量着二胎呢。”我戳戳妻子。
“谁要谁生，我才不生！”
女儿的到来，让我们家兵荒马乱的同时，也让我们满心欢悦，只觉得整个世界温馨而美好，再无任何缺憾。而我和妻子都觉得，两位母亲的想法，已是跟不上时代了——丈母娘一共生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为此，老丈人义无反顾地从体制内辞职。
女儿渐渐地长大，在亲朋好友中，她有着一堆同龄玩伴，家长们也时常组织各类活动，聚餐，郊游，露营，热闹而开心。但作为独生子女，在更多时间里，她不可避免地总是一个人独自玩耍。每每看到她坐在一堆玩具当中，自言自语，自娱自乐，我也会一阵莫名揪心，感觉亏欠了她点什么。
这时候，我会想，如果她有个兄弟姐妹的话，他们一定会形影不离地一起玩耍，一起吃饭，一起睡觉，就不会有这样的孤单场景了。
女儿上幼儿园后，我很少下班时间能赶得上去接她，这使她对我有了“很大很大的意见”。于是，一天下午，我特意早早去幼儿园接她。
女儿见我，蹦跳着牵着我的手，叽叽喳喳地说着乐事。一大一小两个男孩，兴奋地呐喊着，从我们身边跑过。女儿突然双手拉住我，问：
“爸爸，我有哥哥吗？”
“没有噢。”
“哪我有弟弟吗？”女儿长长的睫毛扑闪着。
“也没有噢，”我蹲了下去，“你想有个弟弟吗？”
“想啊，很想很想的。”
“为什么呢？”
“他们都有哥哥、弟弟的，就我没有。”
“你不是有李子哥哥吗？”
“可李子哥哥不住我们家，我要住我们家里的哥哥。”
“那——你，想不想有个妹妹呢？”
“我……我最想最想有个哥哥，第二想有个弟弟，第三想才是有个妹妹。”
——这次跟女儿对话的情景，如3D电影般时常会在我脑海中回放。在温州，人们普遍认为生育二胎是必须的，没有两个子女的人生简直“不能接受”。
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只是约束住了在体制内工作的人，我周边的人，但凡不在体制内的，都是二胎起，三胎、四胎也是常有的事，搞得温州历年来的计划生育工作，在浙江省常常是倒数第一。
当天晚上，我跟妻子说了女儿的“要求”，还有我内心开始萌动的二胎梦想，妻子没有否定我，只是说了下我们的处境：“我们都是公职人员，怎么可能呢？”
是啊，怎么可能呢？二胎与公职，只能二选一。
按照当时的政策，公职人员如果生育二胎，面临的处罚只有一种：开除公职。直接、简单、粗暴，没有任何余地。所以，对我们而言，“二胎”是毫无意义的，它只存在于偶尔的遐想或者父母的唠叨之中。
但我清楚，心底的某个坚硬外壳剥开了，意识中的某道闸门也已经打开。自此以后，在我与妻子的日常话题中，二胎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个高频、重要的内容，我俩时常探讨着：要不要生二胎？怎样生二胎？
对第一个问题，我俩在第一次探讨中就迅速地取得一致，并在以后的讨论中一次次地强化：二胎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无论从孩子、父母、家庭，还是从社会、国家而言，二胎都是合情合理的。这种认识的转变，也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人生经验的重要与不可替代——就连父母们恰似闲聊中透露的关于二胎的真知灼见，在我们看来，都是在验证他们吃过的盐比我们吃过的饭还多。
而第二个问题，却如一面竖立在我们面前的铜墙铁壁——开除公职，这代价，我们难以承受。
2
有了想要二胎的想法后，我慢慢发现，其实身边很多体制内的人，竟然都生了二胎。
我对他们如何在保住公职的情况下，还能要第二个孩子的方法与途径，产生了极大兴趣。经过耐心、深入地了解，我发现大致有这么四种可行的方案：
A方案：把第一胎鉴定为“病残者”，以此特批生育二胎。我粗略算算，身边有十来个这么操作成功的。病残鉴定，真真假假，谁能辨认？我的老同事李主任，多年前就成功地证明了女儿的“智力低下”，然后特批了二胎。现如今，听说他女儿刚在全市奥数比赛中获奖，让那些智力正常同学的家长们仰慕不已。
B方案：妻子需不在体制内工作，夫妻俩办理离婚手续，然后远离众人视线，“悄悄地进村，悄悄地打枪”，十个月一过，悄悄地生下来，不到非用不可的时候不登户口，即使要登户口，也登在亲戚朋友名下。如此，在两道防火墙的隔离下，即便万一有知情者举报，惩罚的大棒无法打在体制内的丈夫头上。
这个方案成功实施者或许比上一个还要多，在了解了这种操作手法后，一天，我听说体制内的一个朋友与恩爱的体制外妻子关系破裂，离了婚，我心里便明白：他们终究是勇敢地迈出要二胎这一步了。几个月后，我试探着问他，二胎大业进行得是否顺利，着实把他吓一大跳。
C方案：直接生双胞胎。操作成功者，我仅知道一例——我的同学李铁军，虽然结婚比大家都迟，但这家伙一结婚，就拿着不孕不育的医疗诊断书，做了试管婴儿，一胎双胞，一劳永逸、一次性解决问题。根据他的自述，这都是他那老谋深算的父亲未雨绸缪的结果，要不然，以他的心无城府与精力旺盛，既想不到“妙计”，也早就自然怀孕了。
D方案则是以更复杂的手法，来钻政策的漏洞，创新力度有点大，操作成功者，我只有耳闻，无缘亲见。此方案可分为“三人组合”与“四人组合”两种办法：“三人组合”是夫妻离婚，然后妻子与事先用钱谈好的某单身男子办个结婚证，再以新夫妻的名义合法审批生育二胎。“四人组合”是于千万人中寻觅到另一对想要二胎的夫妻，然后，两对夫妻分别假离婚，重新办理结婚证，换妻换夫，以两对新夫妻的名义，各自合法审批生育二胎，之后再经过一次离婚、复婚，把人“调换”回来——这需要双方精诚合作，才能团结共赢。
在了解这些要二胎的方案之后，我与妻子对先驱者们大开的脑洞惊叹不已。同时，也不停地比对自身实际情况，反复研讨复制这些方案的可行性：于我们而言，夫妻都在体制内工作，已生育，首先方案B和C已无操作可能；A方案看似风险最低，但问题在于，怎能忍心给健康聪明的女儿无辜地安上一顶“病残”的帽子呢？这给女儿造成的影响将是伴随终身、无法估料的。
那么，对我们而言，具有可能性的只有D方案了。考虑到“三人组合”涉及到钱和第三方男子，即使最后能合法地生育二胎，也在该男子处留了把柄，人心叵测，我们无法预料以后人家会不会以此再来要挟。倒是“四人组合”，若实施成功，大家都是同一根绳上的蚂蚱，没有后患之忧，难度只在于找到一对有相同愿望的夫妇。
于是，自此以后，我和妻子的生活中多了一件事：在所接触的人中暗暗探询，如同谍战片中被打散的潜伏者寻找接头人一样，希望能寻觅到志同道合的另一对夫妇。
我们很快就跟一对教师伉俪接上了头。男方姓孙，我们四人时不时地在一起喝茶吃饭，热烈讨论所有生二胎的事，为财产问题、户口登记及迁移问题而反复推敲、认真研讨，感觉已是万事俱备，只待付诸实施。
2011年年中，就在我们四人准备勇敢而坚定地迈出第一步的时候，突然风传国家会放开二胎生育，并且会先在浙江省试点。这让我们心潮澎湃，赶紧就把钻政策漏洞的小心思收敛了起来。
但等啊等，望眼欲穿，一直到年尾，啥新政策也没有。
我又找孙老师喝茶，但他们两口子见风转舵，已可耻地背叛了革命事业——孙老师的妻子年方三十，且是独生子女，他们开始相信“单独”夫妇将会更早地享受到生育二胎的机会。
而我和妻子都不是“单独”夫妇，这一年，我俩都三十几岁了，人的生育年龄是有限的，可没几年时间虚耗了。
3
我开始琢磨其他的生二胎的办法。
首先我想，能不能让妻子离开体制，然后采用B方案来生育二胎，这样付出的代价相对少点。但这个提议遭到妻子的否决，她对体制内的工作充满感情，况且，她年龄还没超过四十，可以再等个三五年看看。
接着，我又想，既然不允许生育，那去福利院领养一个咋样？我跑到民政局咨询，发现法规早就预料到我这一手，“凡已生育者，都不符合领养条件”。
最后，热心的丈母娘给我指了一条打擦边球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