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法世纪之争：职业打假的明与暗

职业打假到底该不该支持？支持，怎么支持？反对，为什么反对？

这些问题，法学界一提起来就吵得鸡飞狗跳。趁着315热度没过，我们也来说一说。

先上结论：

我们旗帜鲜明地支持职业打假，原因很简单，有职业打假人的世界并不完美，但没有他们的世界只会更糟。

01 职业打假的突起

事情还要从1971年的美国说起。

那年，福特公司旗下的一款汽车，发生追尾事故后油箱爆炸，司机当场死亡，一名小男孩全身90%烧伤。

事后，律师调查发现，其实福特公司早就知道这批汽车的油箱存在漏油和爆炸的安全隐患，但经过计算，全部加装安全装置，要耗费1.38亿美元成本。而按事故概率和赔偿金额算，最多只用赔0.5亿美元。

权衡之下，福特公司决定：出事儿你尽管索赔，赔不起算我输。

这种蔑视消费者生命的做法，深深激怒了陪审团。

一名陪审员说，既然你是为了节省一亿美元的成本，那我就在这个数字上再多加2500万，给你一个资本主义铁拳的震撼教育。

最终，福特公司被判1.25亿美元的天价赔偿。

这是每个法学生必学的经典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惩罚性赔偿的初衷，就是惩罚那些利用强势地位明知故犯的黑心企业，同时给消费者提供激励，鼓励大家一起和侵权行为作斗争。

93年我们立法时，就借鉴了这个思路，规定消费欺诈行为，消费者可获双倍赔偿。

据说当时在场的127名委员全票通过。

两年后的95年，山东小伙王海在北京一家商场里，买到了两幅假的索尼耳机。

作为一个法学生，他很清楚双倍赔偿的规则，于是又去加购了10副，然后找商场索赔。

说白了，他就想试试这个规定灵不灵。

结果大家都知道——灵，非常灵。

王海顺利获得大额赔偿，一战成名。

这之后，王海又在50天内横扫北京10家商场，索赔近万元，把一批批知名商家送上法庭，创造了以他命名的“王海现象”。越战越勇的他还成立了4个专门的维权公司，斥巨资组建了自己的实验室，往后近30年间，瞄准诸如美图、耐克、辛巴、罗永浩、小杨哥等巨头硬刚。

有人估测，这些年他靠着打假索赔年入千万。

他说，他如果能年入千万，那一定是因为有些不法商贩靠制假售假年入亿万。

总之，王海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也确实打击了不法商家的嚣张气焰。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敢于搬出消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2职业打假的异化

王海声名鹊起的背后，质疑声其实一直都没停下。

不少人觉得，知假买假并非维权，而是纯粹的谋利行为，谋的还是不义之财，不该鼓励。

这种批评也有道理。

在王海的示范作用下，这30年间，我国成长起一批以打假索赔为生的职业打假人。

跟王海专磕大企业不同，他们专挑那些农副土特产品经营者下手。

原因很简单。

首先，这些人法律意识淡薄，最容易找漏洞；其次，这些人老实淳朴，最容易要到钱。

大家应该都听过重庆卖扣肉的农村大妈的案子。

因为不清楚法律规定，大妈在网上卖的扣肉没有标注产地、原料、生产日期等信息。一个职业打假人发现后，专门买了150分，然后以卖“三无产品”为由要求赔偿。最终，大妈被判赔了5万块，难过得对着镜头痛哭不止。

她想不明白，自己就是卖了几碗亲手做的扣肉，干净可口，自己也吃，怎么就犯了法，而且一赔就是5万，这得卖多少份扣肉才能攒下来。

这种案例还有很多，情节大同小异，卖蜂蜜的、卖牛羊肉的、卖腌酸菜的……大家一搜便是。

现在大家明白了吧？

如今的一些职业打假人，早就背离了整顿市场、打击假货的初衷。

面对要付出昂贵成本才能打假的名牌商家，他们唯唯诺诺；

面对小本经营、过失犯错的小商小贩，他们重拳出击。

表面上，是维护权益；背地里，全是生意。

正因如此啊，这些年，职业打假人的名声也来越臭，不少法律人都出面批判这种行为。

他们认为，消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指的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职业打假人买东西是为了索赔谋利而非生活消费，不能援引消法维权。

同时呢，消法的立法目的之一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而这些职业打假人拿着放大镜四处出警的行为，干扰守法商家正常经营不说，还徒增司法成本、浪费司法资源，自身已经成了社会经济秩序的祸患，应当予以制止。

03 职业打假的世纪之争

怎么样？听到这里头疼了吗？

头疼是正常的，法学家的头已经疼了快三十年了。

当年王海现象横空出世的时候，有人说这种做法背离消法初衷。

然而我们的消法起草者、惩罚性赔偿首倡人河山教授当年就曾撰文表示：如果亿万消费者都像王海这样，假货就无处藏身，市场就会净化，消费者的权益就能得到充分的保护。

发完文章，老先生为表支持，还身体力行地去买了两幅徐悲鸿的假画索赔，漂亮地贡献了我国支持知假买假的首份判决书。

对于职业打假背离消法初衷的说法，老先生针锋相对地回答：这些人没有参加过消法的制定，却信口说别人没想到……

近些年，面对那些层出不穷的职业打假诉讼，各地法院也是各持己见，酌情自判。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有的还把那些恶意特别明显的以敲诈勒索为由抓了。

刚结束的两会也能嗅到双方抬杠的味道。

这边有代表提议要完善食药安全领域惩罚性赔偿机制，让违法者痛到不敢再犯；那边又有代表提议要遏制职业打假人的恶意索赔，建议对知假买假不赔偿只退货退款。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连最高法也不敢给一个一锤定音的结论。

法度君当然没有能力给这场世纪之争画上句号，但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角度。

首先大家想，我们之所以反对某些职业打假，是不是因为，他们专挑一些小本经营的弱势群体下手？

这些人因无知而违法，主观恶性不大，职业打假人却像苍蝇一样一拥而上，向他们索取天价赔偿。

断人生路，其心可诛。

但大家换个思路——如果，他们针对的是一家店大欺客的上市公司或地头蛇般的龙头企业，是不是又大快人心了？

主体一变，结论全改。

可见，大家对这种打假的不适感，其实并非针对打假行为本身，而是针对他们所打击的对象。

那咱们进一步往下推，是不是只要穷、弱、不懂法，就能法外开恩，拥有不承担惩罚性赔偿的特权呢？

可一旦开了这种先例，善良淳朴的商贩是受到保护了，谁又能保证这种宽容不会被有心之人利用，再次发展出泥坑里脚踩酸菜的丑闻？

别说以后了，就说现在，大部分小作坊里生产的农副土特产品都质量堪忧。认真追究起来，卫生操作流程、单位菌落数量大部分都过不了关。

这种情况，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是血泪教训。食品安全法的每一个字背后，都是生命的代价。

法律的意义就在这里。它并不溯及既往，可一经颁布就必须被遵守，否则就只能说“勿谓言之不预”。

所以啊，弱势商贩不是吃了恶意打假的亏，而是吃了不懂法的亏。我们可以对他们抱以同情，但绝不是以放松质量要求的方式。

进行普法宣传，加强执法监督，让他们知法守法、合规经营，才是可持续的发展正道。

而职业打假虽说发心不正，某种意义上也算歪打正着。

至于说增加司法成本、浪费司法资源，青岛中院的这段话便是回答：

给法院增加工作量的人不是打假者，而是制假售假者。就好像给派出所增添工作量的是犯罪分子而不是抓人者。

至于那些性质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一听就是纯纯找茬欺负人的，我们还有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和敲诈勒索罪，再不济，还有寻衅滋事罪兜着。

法律有自身局限性，它不能针对每一种特殊情况量身定做一部法律，只能取一个对社会整体利益最有利的最大公约数。

我们对职业打假人的态度也是如此，不能既指望他们整顿市场、打击假货，又期待他们劫富济贫、看人下菜。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最高法虽然表态不支持职业打假这种以恶惩恶的行为，却始终没有明确禁止。

毕竟，有职业打假人的世界并不完美，而没有职业打假人的世界只会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