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蛋要和鸡蛋站在一起

周末的时候看了一部既有长度又有深度的英国纪录片《逍遥法外》（Getting Away With Murders）。从片子本身的内容到片子所能带给人的启迪都很好，强烈推荐大家得空看一下。看完之后，还会有揪心皱眉的压抑情绪。一部片子，能让人在情绪上沉浸，就是好片子吧。

这个纪录片提供了很多惊悚的历史照片和视频资料，还有很多很多令人心气难平的事实，它深刻的探究了二战时发生在欧洲的野蛮大屠杀，并发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为什么99%的犯罪加害者都逍遥法外，甚至，绝大多数人甚至都没被起诉审问过，而且这竟然源于当初受害者的“宽容”。

整个纪录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两篇社论，社论是有关对追捕纳粹加害者的看法（How 99% of Nazis got away with murder – The Forward）。

1987 年3 月4 日，英国的《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的社论，对17名被指控的前纳粹党人藏匿在英国的消息，以及该如何处理他们，表达了看法，该报认为“猎捕纳粹党人已经成为一种令人反感的血腥运动”、“在恐怖的事件过了近半个世纪后，人们对进一步审判战争罪非常反感，这并不是对反犹太主义或对过去暴行漠不关心的想法。”

而前一天3月3日的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的社论则表示，“事后审判纳粹党人违背了基督教的仁慈价值观”。

大屠杀发生在1942与1943年间，社论发出的时间是在1987年，也就是说不到45年，寻求法律途径追求公平正义，成了英国佬眼中的“血腥”与“不仁慈”。英国佬本身是纳粹分子所要摧毁的“鸡蛋”，可他们却选择了跟纳粹“石头”站在一起。

我们常说“正义可能迟到但从不缺席”；“世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在我们的认知逻辑以及是非对错观念下，时间是不能抹掉也无法清洗罪恶的，做了恶受到惩处天公地道。

所以，脱胎于传统文化的我个人觉得英国佬的社论不但扯淡也挺令人反感的。当然，很多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现代文明的社会，不能无休止的追偿一切罪恶，应该让罪恶有免于追究或逃逸的机会。

比如，现代社会有一个追诉时效，超过了特定的时间线，司法机关就不能再追究犯罪人的违法行为。这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文明以及宽容。

所以，“善恶到头终有报”还是“让它们随风”，永远都不会有能让所有人都认可的答案。

当然，英国佬的报纸上，能写出这样的社论也不是没有来由的。

早在1948年，英国外交部就发电报给许多国家的外交部门，电报的主旨就一个：劝说各国停止对有关纳粹加害者的审判。

1950年，英国再次发出外交照会，英国佬表示不但不要再有任何纳粹加害者的审判，他们还将抵制任何遣送纳粹加害者到任何国家的要求，英国一脸正气的表示“被通缉的人已在这个国家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并且持续了好多年，将他们遣送受惩怎么可能有利于公众利益？”

我们不能说英国佬是道德婊，喜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胡说八道。如前文所述，这确实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包容，也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共处。英国政府有这样的主张，怎么可能不影响整个社会对于追缉纳粹加害者的态度呢？

但你要天真的认为英国佬真的是道德模范，完全出于道德宽容就真的大错特错了！

我觉得，英国政府这么做，还真不是什么出于“仁慈”“文明”“宽容”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是因为“冷战”的序幕于1947年就拉开了，对英国、美国等国家而言，重建德国并让后者对抗东德苏联，比处理前纳粹问题更为重要！

英国纪录片《逍遥法外》（Getting Away With Murder(s)）剧照。

的确，新的世界产生了新的问题，英国、美国都面临下一步该怎么办的调整期。而历史也证明了，庞大的苏联帝国对人类世界的伤害与威胁，其实并不输给纳粹。也因此， 追究纳粹当然不如对抗强敌！更何况，当德国分成东德西德后，很多西德的官员都是前纳粹党人！自己人对付自己人么？！

2016年，德国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1949～1973年间，西德司法部的170名高阶官员（审判长和首席律师）中，有90名是前纳粹党党员。而这90人之中，有34人是纳粹党最初的准军事组织“冲锋队”（Sturmabteilung，SA）的成员，参加了血腥的“水晶之夜”（Night of Broken Glass），杀害了约91名犹太人（Most of post-war justice ministry were Nazis: report - The Local）。

研究还发现，在1957这一年，西德司法部有77%的高阶官员都是前纳粹党党员，这个比例竟然比纳粹执政期间（1933～45年）还高，所以这些前纳粹党党员可以相互掩护。1950、60年代，很多法官、律师、警察因为知道将被逮捕审判，就逃出国，躲掉了司法制裁，这就是为什么很少纳粹加害者被送进监狱。至于，为何那么多前纳粹党党员居于司法部重要职位呢，因为战后的第一批领导人需要有经验的律师来设立司法部，所以，不只司法部，连内政部都有很多前纳粹党党员！

另外，欠缺适用的法律也是德国难以起诉或无法将起诉的纳粹加害者定罪的原因之一，但因为国际局势（冷战），其实早在1947年就事实上制造了99%的大屠杀加害者可以逍遥法外的条件，也形成了一种不愿面对纳粹暴行的国际氛围，进而才有了扭曲是非的辩护。

2009年，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获颁两年一度的“耶路撒冷奖”（Jerusalem Prize for the Freedom of the Individual in Society），发表了著名的《鸡蛋与高墙》的演讲：“……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撞向它而破碎的鸡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我们都是人类，是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个体，是脆弱的鸡蛋，面对着一堵叫作国体的坚硬高墙。我们没有获胜的希望，这高墙太高，太强，也太冷。假如我们有任何赢的希望，那一定来自我们对于自身及他人灵魂绝对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任，来自于我们对于灵魂联合起来可获得温暖的信念。”

的确，如果鸡蛋不和鸡蛋站在一起，难道应该跟高墙？尤其“已经沦为纳粹工具的德国本应保护德国人，但当它变得不受控制，然后开始残杀德国人，并且命令我们无情、高效且系统性地杀害他人”，跟德国这样的高墙在一起，行吗？

不过，最重要的应该是“我们都拥有一个活生生的灵魂，国体却没有。我们不能让国体利用我们，不能让他们失去控制。不是国体创造了我们，是我们创造了国体”。

1949年，为了躲避纳粹迫害而逃亡的犹太裔德国法官佛列兹-鲍尔（Fritz Bauer）回到了德国，并重新进入了德国的司法系统工作。1957年，担任地方检察官的他，将纳粹高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藏匿在阿根廷的消息泄漏给了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Mossad），后者历经千辛万苦把艾希曼抓捕归案，于是就有了1961年深具历史性意义的艾希曼大审判。

有人认为鲍尔的行为是叛国，也有人认为他唤起了世人再次关注纳粹的暴行，起到了促使德国慢慢走向转型正义的道路。否则，在西德司法部有高达77%的高阶官员都是前纳粹党党员的1957年，西德又如何改变呢？

佛列兹-鲍尔无法左右国家的选择，但他内心深处一定有对纳粹分子逍遥法外的不解。所以，久久不能释怀的他，这个“鸡蛋”选择了撞向那堵高墙，而我则愿意与这样的鸡蛋站在一起。就像身为韭菜，从来不应该共情于专注收割的镰刀，哪怕镰刀有时候的收割很温柔一点都不疼，哪怕镰刀给了韭菜长大长高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