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邓小平重要论述，我们是不是也该把“反封”提上日程了？

近些年来，我们一直把反对资本主义思想放在首位，轻视和忽略了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

邓小平曾多次提出反封建主义重要论述。

目前有资料可查的，最早是在1952年3月8日，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六十五次行政会议上讨论宣传《婚姻法》、反对封建思想时就明确指出，“目前在西南来说，所有一切斗争都必须服从反封建。”

邓小平如是说：

反封建是一个长期的斗争，比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困难得多。所以，单凭我们的热情来一个期限是办不到的，这是一个思想转变过程，既要坚决做，又要讲究方法。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邓小平又多次强调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重要性。

1980年5月24日，邓小平会见前来看望的李维汉，李维汉郑重建议由邓小平出面补上“反对封建主义，肃清封建遗毒”这一课，邓小平欣然应允。

8月18日，邓小平在《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报告中重新提出要反对封建主义，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并主张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消灭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专制主义现象

邓小平的论述提到了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邓小平熟谙科学社会主义，更深刻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是相辅相成的。

秦汉以后，中国的封建主义社会等级制更为完备，更为强烈，并表现为专制主义。中国的专制主义长达二千余年，其严酷程度世所仅见。因此，专制主义是封建主义在中国最主要的特征。

它具体有哪些表现呢？

一是家长制。

家长制，也就是森严的等级制。不管是世禄世卿制，还是九品中正制，等级制在很久以前就已建立起来。随着一代代王朝加强中央集权，一再重申“三纲五常”，官员逐渐失去自由人格，变为等级的奴隶。等级相差越悬殊，高等级的官员就越像低级官员的家长，所谓“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 ，莫不如是也。

在中国秦汉以后的等级制中，等级之间没有相对的权利，只有绝对的义务，只有上对下、尊对卑、长对少的专制，只有下对上、卑对尊、少对长的绝对服从，即“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官员与官员之间有等级差距，官员与百姓之间更是存在着无法跨越的等级鸿沟。官员自比百姓家长，所谓“父母官”，就是家长制在官场与民间的反映。古代官员把自己视为一家之主，将百姓看作奴仆，封建社会人民没有尊严，没有地位，如同牛马。“官贵民贱”思想深入人心。

鲁迅先生说，中国只有老百姓“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划分。

再读一读李慎之先生《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一文，我们就会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人之接受专制主义正是到了深人骨髓的程度”，感受到说“封建专制不仅是一种文化，一种制度，不仅是少数人在代表着，而且就是我们全体人的生命状态，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绝非虚言。

放在古代封建社会的前提下，大家都习以为常，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但现在，我们有些领导干部仍以自己是人民的“父母官”自居，凡事唯我独尊，听不进不同意见不说，还把群众的批评建议视为“犯上”，有些甚至还要挟私报复，秋后算账。可谓是丢掉了我党“人民至上”的根本。

邓小平说：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加强民主与法治，清除专制主义影响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勿庸讳言，以“家长制”、“一言堂”为主要表征的专制现象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远未实现，这已成为我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障碍。

二是特权制。

特权可以说是古代官员最基本的待遇，官员可以免除赋税徭役，出行有车马轿子，还能按品级分配住房，如清代一品官标准是20间屋的房子，九品官是3间。当然这只是朝廷标配的待遇，实际操作中，官员的特权很难受到控制。封建社会官员仗势欺人，欺男霸女，强占田产的事比比皆是，使得社会没有公正公平可言。

比如明代规定，男子只有年过四十，且没有儿子，才允许纳妾，为的是传宗接代。官员则不同了，他们以纳妾为荣耀，哪里管什么法律规定的四十无子之说？对于官员这种公然违反法律的行为，朝廷不问，官府不查，也使官员纳妾成为时尚。不用说官员了，就是新科进士，大都也要要个妾，以示荣耀。

对照现实中，远的不说，就看近期接连发生的官员桃色事件。如安远县李秋平县长大胆到什么程度，公然把手伸向中央机关挂职女干部，骨子里还是封建思想参与在作祟。谁敢保证，他有没有利用特权，搞过权色交易呢？

特权制还表现在世袭制，官员可以凭借家族血脉，靠着父祖功业，免去科举，免去选拔，直接当官。在组织人事上，封建主义残余的表现是搞近亲繁殖，造成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使得制度章法难以执行。

对比当下，领导干部拥有特权，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子女亲属安排到心仪的职务。好的岗位，百姓却无能为力。如去年闹出的江西周公子，谈不上正儿八经的官员，封建思想却深入骨髓，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家族传承吾辈责”为荣。

自然，这些特权是党纪国法所不容许的，但是在许多地方，特权依然被默许，这也是封建主义残余的表现。

重温邓小平论述，对我国反封建主义重要性当有清醒认识。在1980年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

“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我们曾将封建主义社会制度的消灭等同于反封建主义历史任务的完成，从此以后我们一直将资本主义作为我们主要的反对对象，而基本中断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直到80年代初才重提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

而近些年来，我们一直把反对资本主义思想放在首位，轻视和忽略了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

邓小平始终强调，肃清封建残余是一场长期而严肃的斗争，江泽民也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首次肯定“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存在，并将其置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之前，从而摆正了反对封建主义与反对资本主义的位置，为今后的反对封建主义斗争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我们分析、强调封建主义的中国特征，目的是为了凸显中国反对封建主义的重点、难点之所在，并思考其基本对策。

封建主义思想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与我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格格不入，严重阻碍社会文明进步的步伐，极不符合社会发展的理念。

邓小平熟谙辩证法思想，一生中对很多问题都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他就始终强调一方面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方面坚决反对封建主义、肃清封建残余。

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可能退回封建主义，这是邓小平总结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国历史发展规律而得出的科学认识。

邓小平也说：我们在肃清封建主义遗毒的同时, “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因此，我们在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的同时，也要把反对封建思想提上政治日程，重视反对封建思想的教育，对于强化官员为公执政，为民服务的理念，纯洁党风政风，减少腐败，多得人心民心，有百益而无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