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如何可观评价明朝中期的仁宣之治？

问：为什么在如今的历史爱好者看来，明朝中前期的仁宣之治总是形象不佳。尽管高层精英的出发点在于改善民生和与民休息，却没能达到当初的预期，反而造成统治机器的衰败。难道扭转明初那种血腥无比的恐怖风气有错？执着于文化和经济建设有错?谢谢！

答：任何涉及历史的盖棺定论，往往不由事情本身的性质所彻底左右。相反，掌握话语权的叙事者好恶、简单无脑的纵向时间线对比，以及不同年代的文化审美倾向，都会创造出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

人类在不同时代 对同一件事情都会有不同看法

如果我们以上述条例为参考模型，就会发现仁宣之治本身存有诸多尴尬：

1 古代大部分历史的记录者，与今日的读者并非同一群体，不可能拥有相同的取舍视角。

2 仁宣之治仅仅占2000多年封建帝制的极小部分，获得的成就又远不如其他盛世要辉煌。

3 当代受众的历史审美倾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激烈，反过来对内容生产者造成影响。

仁宣之治概念的确立 来自文人士大夫群体

首先，目前留存的古代各朝历史，有99%出自传统士大夫文人之手。即便是有相互冲突的官方正史与私家野史，区别也仅仅在于书写者究竟是在编人员还是闲杂人等。余下1%是少数外邦来客的片段式记录，往往容易被不自觉的列为奇闻异志范畴。后世重新编纂的科普材料也是亦步亦趋，无法彻底与士大夫角度相剥离。

朱棣时代的好大喜功 并不符合士大夫群体的切身利益

因此，仁宣之治能被总结提炼出来，无疑是因为非常符合士大夫群体的审美口味。例如对宗室藩王的进一步限制，对军头将领们的持续打压，以及减少包括民力在内的众多开支，都对习惯于靠农业经营维持阶层属性+用做题成绩实现个人跃升的地主文人更加有利。巧合的是，在明成祖驾崩后继位的明仁宗朱高炽，一生都可以被视为自己父亲截然反面。所以为积蓄王朝资源，掀开全盘收缩的内敛时代。虽然很多事情在朱棣晚年已显出弊端，但碍于封建帝王的尊严维护而无法立即调头，只有等新君上位方能做出调整。

由于在位时间太短 明仁宗只能制定政策而无法兑现实施

另一方面，朱高炽在登基后很快病死，许多工作尚未展开就再度继承到明宣宗朱瞻基手里。因而在漫长的历史上时间线上，两位君主的政策如严丝合缝般极度贴切，足以在概念层面撑起一个时代。事实上，明宣宗也的确选择延续父亲的基本国策。那些最符合士大夫利益的削藩、撤军或暂停修建决断，几乎全都由他亲自指挥部署。

《明宣宗行乐图》中的朱瞻基手

然而，书籍或内容的消费者远是活人。随着时代进步、社会变迁和经济模式转变，广大受众不可能为理解文字背后的小心思而不断刻舟求剑。换言之，他们没有从类似仁宣之治的改革中获得利益，也不觉得同样的做法有太多可取之处。故而造成仁宣之治评价的必然下降！

朱瞻基亲笔绘制的猫咪工笔画

其次，仁宣之治几乎没有所获取任何值得一书的时代成就。因为本来就是要修复朱棣留下的烂摊子，并以尽可能低的成本维护明朝现状。那就没可能继续派大规模部队五伐漠北，也没动力对越南继续耗费严重的军事行动，更不会有预算供郑和到海外去肆意挥霍。但恰恰是上述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举动，自带非常显著的对外或对后世宣传效果。介时，成功与否都是次要问题，能被外夷和史书上重点记载才有存在意义。

身穿蒙古式戎装的明宣宗朱瞻基

因此，几乎没任何大动作的仁宣之治容易被人们给忽略或无视。除身体孱弱且较早病故的明仁宗外，执政时间较长的明宣宗同样谨小慎微，将主要精力用于防范宗室叛乱。尽管有巡视边防的所谓宽河之战，但终究比不上早先的朱棣北伐与日后明英宗主导的土木堡之战。另有派郑和执行最后一次下西洋航行，但也仅仅是为了把滞留境内的番邦客人送走，顺便暗示本国将不再举办类似活动。总之，就是没有先前的宏大气象，为保持稳定而甘愿接受平庸。那就怪不得后世人要把这个仁宣之治，排到康乾盛世和贞观之治身后。况且明朝的休养生息不意味着放松各类管制，自然就无法像汉初的文景之治那样积累起可观财富。

当代受众更乐于看到宏大夺眼球内容

最后，我们结合上述两点，还能觉察到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历史审美倾向。正如封建时代的著作，往往体现出士大夫阶层的固有利益，而源自20世纪的工业化大生产社会更偏向平民视角。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任何原地踏步式休息都会被判定为懒惰、怯懦和不作为，也就无法同所谓盛世相挂钩。汉初的文景之治有经济腾飞的富裕熟悉，唐朝的贞观之治则在彰显综合国力方面堪称一绝，而明成祖的永乐盛世还更具有某些“工业化”错觉。总而言之，都比仁宣之治容易吸引眼球。

AI技术与流量经济的成熟

迫使内容生产者将全部精力投入几个热门区间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工业和网络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全社会层面的内容生产者数量也在与日俱增。为了能更好的争夺流量，就不得不将心思重点投入某些集中区间。于是，本就不够看的仁宣之治就更没有出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