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以及王洪文等人在上海发动了“一月风暴”,夺取了上海市委的指挥大权。在这之后,上海市委的很多干部受到残酷迫害,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也被关押起来。
陈丕显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土地革命时期在我党的带领下开始参加革命活动,那段时期,陈丕显主要活跃在中央根据地,为中央苏区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陈丕显没有跟随大部队参加长征,而是留守根据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丕显长期活跃在南方,参加了新四军,为创建赣南抗日根据地以及苏中抗日根据地做了大量工作。解放战争时期,陈丕显协助粟裕指挥了苏中战斗,取得了苏中七战七捷,使得苏中地区的根据地扩大到两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八百多万,不仅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而且巩固和扩大了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陈丕显被调到上海,陆续担任了上海市委第四书记、第二书记以及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职务。那段时期,陈丕显主要协助陈毅的工作,在镇压反革命、打击投机倒把、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促进了上海社会的稳定。
1965年,陈丕显晋升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相当于今天的上海市委书记),不过,陈丕显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后不久,十年特殊时期开始。那段时期,王洪文在上海兴风作浪,发起了包括康平路事件在内的一系列破坏社会秩序的行动,使得上海陷入混乱。
1967年,“一月风暴”之后,陈丕显被夺权,当时造反派诬陷上海市委是“早已变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诬陷陈丕显本人“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同时,在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带领下,造反派还宣布“不再承认陈丕显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此后陈丕显被关押起来,身心受到极大的迫害。
被关押期间的陈丕显曾不断给组织写信,申诉自己的问题,然而,在张春桥的干预下,这些信件都被截获,没有送到毛主席与周总理手中。“十大”之后,张春桥、王洪文以及姚文元的地位基本稳固,此时陈丕显的处境才稍微好一些,写的信最起码能送出去,但依然被关押。
1974年9月,陈丕显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自己能复出工作,毛主席收到信后转交给王洪文,并加了一句“似可作内部矛盾处理”,意思是同意陈丕显复出。有毛主席的话后,王洪文自然也同意陈丕显复出,不过,张春桥却从中作梗,此后更是多次阻挠陈丕显复出,直到1975年,在邓公的帮助下,陈丕显才走出监狱。
出狱后的陈丕显被任命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不过,上海市委并没有给陈丕显分配工作,其实还是对他区别对待。陈丕显无奈,只能再次给邓公写信,在邓公的帮助下,陈丕显被叫到北京,住进了中组部的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然而,不久后,“反右倾”开始,陈丕显只能继续赋闲。
粉碎“四人帮”之后,陈丕显被分配到云南,担任了云南省委书记以及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等职务,后续又被调到湖北,担任了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务,投身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解放了一大批受到错误对待的干部。1982年,陈丕显被调到中央,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成为新中国的副国级干部。晚年的陈丕显主要生活在北京,于1995年病逝,享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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