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三流小说才适合改编成电影”，让张艺谋情何以堪？

“什么样的文学作品适合改编成电影？”余华幽默回答“那种三流小说嘛。”说完，坐在身旁的西川调侃道“自己说完自己乐了”，围坐一起的苏童也不禁一笑。

要说余华、苏童的作品是被改编为电影最为成功的典范，恐怕也不为过。无论是《活着》还是《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是中国电影之佳作，同时他们背后的原著小说，更是中国文学不可忽视的明珠。

余华还是这么幽默。

余华曾多次谈论张艺谋改编的《活着》，“假如要找一部最不忠于原著，又拍得最好的电影，肯定就是《活着》了”。甚至在《活着》放映后，有人“挑拨离间”指责张艺谋的“不忠”。余华则十分通透，“只有笨蛋才会忠于原著”，如果电影完全忠于原著，那导演岂不就是“摆设”，一个导演连自己的想法都没有，又何谈创作。

影视剧对于文学作品的改编，一直是值得探讨的话题。很多电影的改编来自畅销书，这在好莱坞电影市场中颇为多见，书籍为电影带来了“流量”，电影也为原著输送了更多读者。当然，也存在电影的成功改编令颇为小众的文学作品大放异彩的情况。当然，不仅是电影，很多影视剧与原著作品之间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化学反应。因此，在改编这件事情上，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的。

苏童将这种关系赋予了一份浪漫的色彩，“文学与影像的关系，是热烈的情感依恋，是一场恋爱”。

故事制造内核

无论是小说还是影视剧，都在通过各自的语言表达形式向读者、观众“讲故事”。叙事是基础，故事是核心，怎么叙事、如何诉说，则成为作品亮眼的关键。

张艺选择改编余华作品之初，首选并非《活着》。余华曾在80年代尝试不同类型小说，他创作了侦探悬疑《河边的错误》，武侠小说《鲜血梅花》，才子佳人小说《古典爱情》。余华最初拿给张艺谋正是《河边的错误》，张艺谋问余华有没有新的小说可以拿来看看，于是《活着》的清样摆在了张艺谋面前，此后这个故事呈现在了观众的面前。

余华评价张艺谋是将当代中国作家作品改编成电影最成功的导演。从《红高粱》开始，《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再到后来的《山楂树之恋》，张艺谋为一个个文字故事赋予了视觉化的灵魂。小说中的人物，故事中的情节，开始通过角色的刻画、情绪的表达、镜头的推拉、音乐的渲染，呈现出视觉记忆，从此翻阅小说的时候，读者的面前多了很多具象的“脸”和“景”。

余华曾说，中篇小说改编比较容易，短篇、长篇则比较难。篇幅过长或过短都将增加影视改编的难度。小说关注文字与细节，电影注重镜头和感官，此间区别则注定影视化的过程中要“改”，也要“编”。“改”得好不好、“编”得巧不巧，就要考验导演功力了。

张艺谋也曾表达过对中国文学的敬意，“我一向认为中国电影离不开中国文学，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作的可能性。就我个人而言，我离不开小说”。文学作品为张艺谋提供了创作的土壤，而张艺谋也为文学作品塑造出了很多鲜活的生命。

情节牵动节奏

苏童回忆自己看到张艺谋递来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边看边对比“这是我小说里面的，这不是我小说里面的。”一部《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为一个经典流传的影像故事，讲的还是宋莲的故事，不过也许先看过电影的观众，提到这部小说的时候，恐怕最先想到的是那个关于“老爷挂红灯笼”在自家院里“选妃”的故事。

然而，“红灯笼”恰恰不是苏童小说中关键的连接线。苏童《妻妾成群》仅仅提到“十二月初七陈府门口挂起了灯笼，这天陈佐千过五十大寿。”张艺谋却将“红灯笼”改编成为电影中非常重要的元素，更成为了这部电影重要的标志，成为观众视觉记忆贯穿整个叙事。

同样《秋菊打官司》中，挂满了整个院子的红辣椒，也不是原著中的设定。张艺谋在空间中再次使用红色，这里的红色并不如“大红灯笼”艳丽，而是一种沉重的深红色，承载着农民们赖以生存的重量，也蕴含着顽强生活的希望。

影像的魅力在于通过视听冲击给予观众观感的刺激，从而激发人们关于故事更加深刻的体会以及更为深层次的反思，关乎人性、命运、情感以及世界。

当我们阅读文字的时候，我们会想象不同的人物形象，而影像的呈现，则将人们的思维具体化。这种固化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读者的想象空间，但一部好的改编作品，可能会激发观众更多关于故事以及画面背后更多的思考。甚至一个小小的镜头，会让观众想到的与自己相关、与故事无关的另一份回忆，这也许是阅读原著本身所不曾有过的体验。

正如余华对于《活着》改编的评价，一个原作者并没有将忠于原著作为衡量改编成功与否的标准，而是在于故事本身带来的感受和体验。文字与影像的互相成就，在彼此包容的空间中散发着各自的魅力。

灵魂升华主题

一部文学作品也好、一部影视作品也罢，他们本身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依赖于创作者的精雕细琢，更依托于作品所表达的精神内核，给读者、观众带来更多思考和共鸣。

没有一部作品是通过毫无感情的狗血情节设计而持久，也许某个噱头能为其带来短暂关注，但终究会消散于快速更迭的消费市场中。博眼球、拼流量的哗众取宠，也将被另一种形态的市场化作品替代，没有灵魂的作品味同嚼蜡。就像一颗没有味道的口香糖，吐掉的时候还得找个合适的位置，以免粘在其他的人脚上，惹来嫌弃。

情感的表达对于作品而言至关重要，这背后需要创作者深厚的功力、细腻的情绪。只有先感动了自己，才能感动他人，只有充满诚意，才能令他人感同身受。

改编成功的案例有很多，失败的也有。同样一个题材，电视剧和电影的改编获口碑褒贬不一，背后的原因也是如此。单纯依靠原著产生的初始流量，初期固然可以带来一定的效果，但作品本身的质量才是决定自身成就的关键。

作品商业化的本身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对创作本身的雕刻，但是不否认，如今很多影视化产品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对于原作的改编也存在敷衍的态度，使得很多好故事淹没于浮华的消费主义市场之中。

文学与影像之间的成就，需要一道桥梁，来自创作初心的纯粹。《我在岛屿读书》中，文学家们坐在悬崖边，讨论着文学与电影，回忆自己作品被改编的故事，探讨不同艺术形式之间微妙的联结和无限的魅力。

苏童说“电影是另类的书籍。文学为电影提供源源不断的营养，电影为文学带来更多的读者，这是一种喜悦的相遇。”

无论是电影还是文学，他们在给人们带来情感共鸣、引导人们更多反思的时候，已经拥有了各自的生命力，但愿这种“喜悦的相遇”能够结出更多可爱与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