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凡是”遭猛批，王震抛出一番狠话：邓是伟人生前指定的人才

1976年10月，王张江姚被一举粉碎，政坛上结束了“元老”（以邓、叶等人代表）、“新贵”（以华、汪等人为代表）和王张江姚集团三股力量并存的局面。

然而，三足鼎立的局势刚刚过去，朝堂再度风起云涌。1977年2月，华国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两个凡是”方针。

就当时情况而言，华自王张江姚集团覆灭后，能成为党政军一把手，除得益于叶帅等人全力支持外，作为伟人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华从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到最后问鼎权力中心，主要原因在于他手中握有两把“正统利器”：一、伟人革命事业接班人；二、伟人临终前留下的三条遗嘱。

在那个强调根正苗红的特殊时代，谁在法理上占据绝对强势的地位，谁无疑就拥有更为坚实的底气和威望。

而正是因为华凭借着这两把“正统利器”最后集合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所以，如果要继续将威望和地位巩固下去，不折不扣地执行伟人的方针路线就成为唯一的必选项。因此，“两个凡是”便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应运而生了。

“两个凡是”有巩固其地位和权威的优势，但同时柔韧性不足，弊端也十分突出。如果按照这个方针来，势必会触碰到那些伟人曾亲批之案，继续坚持吧，会遭到那些老同志的强烈反对，不坚持吧，又会折损伟人及他的权威性，这是华万万无法接受的。因此，“两个凡是”出台后，华没有任何犹豫地坚持“两个凡是”路线。

但华的坚持让曾经备受王张江姚打击的老同志们颇有訾议，在他们看来，如果一意按照这个路线方针下去，很多案子大白于天下将会变得遥遥无期。所以，这个方针提出后，遭到了内部不少老同志的强烈质疑，他们强烈希望邓能在此时复出，带领他们另辟蹊径，因此，此时关于邓复出的呼声在内部愈发高涨。

风向一发而不可收拾，燎原星火也即将蔓延开来，在形势比人强的情形下，华思虑再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希望能把党内共识凝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框架中，以绕开“两个凡是”产生的副作用。

只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会议召开后没多久，议题逐渐偏离方向，转而导向了邓的复出和为“四五运动”正名的问题，这让华猝不及防。

特别是陈云的率先发言表态
，着实让华吃惊不小。在陈云的发言中，陈主要讲到三个主要问题：

一、“天安门事件”是合情合理的，是为悼念周总理而自发的群众性活动。

二、邓与这起事件没有任何关系。

三、尽早让邓出来工作。

简言之，陈的发言是为“天安门事件”重新定性，为邓复出提前呐喊出第一声。

事实上，陈在会议召开前也是这样做的。在起草会议发言稿前，他请来胡乔木帮忙修改，接着又请来耿飚、王震、萧劲光、王诤在耿飚家中商量。经过众人商议后，最终才敲定这份发言稿。

这份发言稿，表面上看似主要强调上述三件事情，实际内涵却是对“两个凡是”的否定，因为，如果按照陈所提出的事项来办，华就不得不放弃“两个凡是”方针了，所以，这不是华所能接受的。

而接下来王震的发言则是令他感受到万分被动了。
王震素有“王胡子”之称，此人作战勇猛，骁勇善战，曾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功勋。新疆解放后，在他的铁腕治理下，山河为之一肃，面貌为之一新。他不仅战功赫赫、性烈如火，而且敢于直言犯谏。所以，在此次会议上，王震直言不讳地讲道：

“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

此话一出不免让人心头为之一振。

要知道，在特殊年代，
能够得到伟人首肯之人，不亚于对其政治生命打了一剂强心针，而且这一针的“药效”还是持久的。此时，在这个敏感关键时刻，王震有意抛出伟人对邓的顶尖评价，其内在意味不啻于在告诉与会者：邓才是伟人生前指定的人才，这样的拔尖人才不复出，那什么样的人才该复出？

再说直白点，特殊时期、敏感节点，王震作为一名政治人物，在这个点上高举伟人的旗帜来体现邓的崇高地位，其意义就相当于以“思想正统”促使华尽早表态让邓出来工作。

显然，这是更是华万万难以接受的。

所以，王震的发言并没有被刊登在会议简报上，
但他的意见却得到了不少与会者的赞同，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局势逐渐两极反转，从此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