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众所周知，武警部队的级别编制属于战区级，与海陆空等军种部队、五大战区的级别一致，军政主官都是上将衔。
按照性质来讲，武警部队是独立于解放军序列的我国第二大现役武装力量，只是职责任务不同罢了。
不过，武警虽然不隶属于解放军，两者是平行的关系，但是武警部队又与解放军存在某种紧密的联系，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体现在武警部队的主官人选上。
自从1983年4月5日正式组建武警总部以来，所诞生的9位司令员中，全部都有解放军服役履历，没有一人是纯武警系统出身，而且绝大部分司令在就职时都是从解放军系统空降到武警总部的。
比如武警部队第二任司令李连秀将军，在1984年担任武警部队司令员时，竟然从北京军区下辖的陆军38军军长的位置上走马上任的，此前没有任何武警部队的服役履历，开创了陆军军长直升武警部队司令的先例。
包括武警第三任司令周玉书将军，也是从陆军军长升任而来，由北京军区24军军长直升为武警部队司令。
还有第四任司令巴忠倓将军，从解放军上海警备区司令转任而来，开创了省级军区司令直升武警司令的先例。
无论是陆军军长也好，还是省级军区司令也罢，皆属于解放军系统，他们能跨军种来武警部队当司令，就说明了武警与解放军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的关系。
既然武警总部司令的产生，多是从解放军而来，那么武警总部司令的卸任，最后的去向都到哪了呢？有没有可能当上公安部部长呢？
我们知道武警部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跟国家公安部有很深的渊源，最初就是隶属于公安管辖的内卫队伍、警卫队伍被剥离出来组建了武警部队，才有了现在的发展壮大。
而且武警部队的第一任、第二任政委都是由公安部部长亲自兼任的，随着1984年改由现役警官担任武警政委，公安部长才不再兼任武警政委，但是还兼任新设立的武警部队第一政委，这一传统一直持续了32年时间。
公安部长曾经在武警部队担任兼职，都验证了双方之间存在的工作交集，那么武警部队司令卸任后到公安部当部长似乎很合理。
可是在现实中别说武警司令卸任后到公安部当部长了，就是当副部长都不可能，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实例。
毕竟公安部部长的地位太高了，是武警部队司令所不能企及的。
一方面，公安部长是副国级领导，通常由排名第五的国务委员兼任，其级别与军委委员是一致的，而武警部队司令仅仅是战区级上将，从未达到过军委委员级，这就意味着武警部队司令与公安部长之间还有很大的职级差距。
另一方面，公安部部长除了在建国初期的几任部长是革命元勋出任之外，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公安部长基本都是由经过地方各级岗位磨炼升起来的文官担任，很少是行伍出身，而武警部队司令都是从军近半个世纪，几乎没有接触过公安业务，如果卸任后领导全国的公安队伍，很可能面临无从下手的困境。
所以，武警部队上将司令在卸任后，是绝不会进入公安系统任职的，无外乎有三个去向。
一是过上退休生活。由于武警部队是战区级编制，只要武警部队司令在任职期间达到了战区级将领最高服役年限，就会退役，有机会过上退休生活。
比如武警部队第一位战区级上将司令杨国屏将军，他是从国防大学副校长的身份转任的武警部队司令，任职了3年时间后，于1999年12月卸任了武警司令一职，彼时他刚好65岁，达到战区级上将退役年限。
二是转任其他军职。无论是在副战区级编制时期，还是在战区级编制时期，都有武警总部司令卸任后转任其他军职的情况。
像武警第三任司令周玉书中将，他担任了近3年的司令，在1992年12月卸任后随即平调转任广州军区，当了4年的副司令才退休，是广州军区李希林上将的副手。
还有武警第七任司令王建平上将（犯错被查），他在武警部队军事主官的岗位上任职了5年时间后于2014年12月才卸任，彼时王建平才61岁，还未达到战区级上将的最高服役年限，因此又和时任解放军副总长王宁上将平级对调，来到总参当副总长。
三是转任二线文职。战区级上将在退役后，有一部分将领会转赴二线的全国人大任职，比如武警第八任司令王宁上将在65岁达到最高服役年限后退役了，然后又担任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委，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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